奧威爾的《1984》中有許多對洗腦的描述，在現實生活中的洗腦有許多並沒有《1984》中那麼明顯、激烈和暴力，而是以相對平常和似乎無害的方式在悄悄進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羅伯特·契亞蒂尼（RobertCialdini）在《影響：勸說的心理學》（Influence：ThePsychologyofPersuasion）一書中指出，洗腦可以不動用特殊的手段和方法，隻要巧妙利用某些現有的社會倫理觀念就可以使人在思想上就範。例如，人們所說的忠、孝、義氣、感恩都可以派作洗腦的用途，像歌頌“恩情”的歌詞就可能成為“溫和”的洗腦，它可以潛移默化地使人在政治心理上依賴恩主，因無法人格獨立而在奴性中越陷越深。正如馬克·吐溫所說，“感恩是一種債務，就像被訛詐一樣，交付越多，就越向你勒索”。誰一旦被這樣的軟繩索捆住，便當然隻好永生永世地感恩圖報了。洗腦利用的不過是人們常見的心理弱點和心智缺陷，而外部的環境因素也是可以在任何地方造就而成的，既然如此，那麼每個人都有可能被洗腦。教育大眾，對大眾進行心智啟蒙，是為了讓盡量多的人對洗腦有充分的認識和警覺，這才是防範政治操控和邪教的最好方法，也是唯一可能的方法。
27“被洗腦”有罪嗎
在美國，如何正確對待“被洗腦者”會碰到兩個與這個國家的民主價值和法治原則有關的實際問題。一個是，如何為洗腦的受害者提供幫助，並提供何種幫助？另一個是，被洗腦本身不是一樁罪過或一種罪行，但是，在被洗腦者觸犯法律，犯有罪行的時候，又應該如何看待他的個人責任？
“被洗腦”不是犯罪
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邪教問題開始引起美國社會的廣泛注意。但是由於美國缺乏關於邪教的立法，所以邪教信徒的教育轉化主要是依靠民間力量。要幫助被邪教洗腦的人，就需要知道人是如何被洗腦的。這種知識先是來自50、60年代的政治洗腦研究，後來，一些曾經加入過，最後脫離了邪教人士的親身經曆和體會便成為特別真實而寶貴的知識來源。美國邪教問題研究專家斯蒂芬·哈森（StevenHassan）的《與邪教思想控製作鬥爭》（CombattingCultMindControl，1988）便是一本以親身體會寫成的書。他本人就是一個邪教受害者，1973年，他19歲，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加入了當時美國最大的邪教組織“統一教會教”（UnificationChurch）。在家人和專業人員的幫助下，他擺脫了邪教組織，並開始獻身於反對邪教、幫助邪教受害者的事業。他在另一本關於邪教洗腦的著作《解脫束縛：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思考》（ReleasingtheBonds：EmpowerPeopletoThinkforThemselves，2000）中，從行為（behavior）、信息（information）、思維（thought）和情緒（emotion）這四個維度提出一個對洗腦和思想操控的分析模式（稱為BITE模式），對認識人是如何被洗腦的有很大幫助。
洗腦的第一個方麵是“行為控製”。行為是可以直觀的，人們相互之間可以看到的不是頭腦裏的想法，而是行為。就算一個人有什麼不當的想法，隻要他不敢有所行為，隻要控製了他的行為，也就實際控製了他這個人。控製行為的方法是製定嚴格的作息時間，強製參加各種經過精心安排的活動，如勞動、學習、小組討論、相互交流。活動要一個接著一個，不讓人們有閑暇時間。而且，還要對衣服、發型、飲食方式、睡眠習慣等個人生活習慣都有所規定和要求，要求他們以同一模式來生活。甚至還要求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勞動所得都歸組織所有，所有的生活用品都由組織分配、發放。再就是利用人的虛榮心和好勝心，不斷搞評比、樹模範、學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