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類，母親是無微不至的偉大的母性的代表，母親細致、耐心，對孩子充滿愛和寬大的容忍心，母親溫暖而給孩子帶來生活的暖色。中國文學作品裏這樣的母親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在兩三千年漫長的中國文學傳統裏，我們幾乎找不到這樣的母親，但20世紀初的歐風美雨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母親、新的母愛。漢學家夏麗（Sally Taylor Lieberman）在其1998年的著作《母親與現代中國的敘事政治》（The Mother and Narrative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裏分析，這種新型的母親是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被創造出來的形象，這個形象被賦予特殊的使命：母親是種族進化和社會進步的化身，母愛為創建有“人格”的人和現代社會人際關係奠定了基礎，她將正確地撫育中華民族未來的建設者。冰心回應了那個時代的號召，在她的作品中傳達了那個時代的“母愛”的旋律。冰心寫的母親，總是有一種資產階級的優雅，和那種如苦難大地般生了很多孩子又為孩子奉獻的《苦菜花》中的偉大母親的階級不一樣，擁有無微不至的愛的母親往往是家境優裕的中產階級生活的產物，或中產階級想象的產物，這樣的作品，大多出於女作家之手，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現代文學中蘇雪林寫母親的散文與故事。在這個模式裏，20世紀90年代初，產生了富有激情的張潔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這部作品中的母親，是這兩種母親類型的結合。
第三個類型是被革命異化的、怪異的、瘋狂的母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一種新的母親形象出現在我們麵前，那就是革命者後裔們回憶的他們著名的母親，比如李南映所寫的母親範原甄——毛澤東的秘書李銳的前妻，老鬼寫的母親——著名的紅色女作家楊沫等。
在中國文學這個坐標係裏，我們看到《我和我母親的疼痛》與以上類型的不同，趙敔為中國當代寫出了一個新的母親。這個母親不是類型，而是個體；不是表達某種意識形態的形象，而是一個複雜的，也引起複雜感情的女性。趙敔寫的母親，不是西方理論家弗裏德裏克·詹姆遜所論及的文學形式。第三世界的文學，特別是中國文學所創造的形象，大多有政治隱喻，而這一個母親，這獨特的一個母親，才是寫作的根本：展現個體存在的多麵性。
趙敔的母親從職業上看，是中國中產階級的一員，她是醫生，一生努力跟著時代走，甚至努力走在時代的前麵；她取得了職業的成功，是一位受人愛戴的婦產科專家，但在私人領域卻有更為真實的無力與無奈。她愛女兒，但是這種愛與控製又很難分離；她期待女兒的回來，但又要表現得自己能撐得住孤獨與寂寞；她以為對女兒的愛就是給女兒提供更好的物質生活——大房子、錢就是好生活的標誌，偏偏忽視了女兒的精神成長與兩人的交流，母女之間就這樣錯位了——對人生理解的錯位，導致愛的錯位。
愛，貫穿在這些觀察與反思的文字裏，但愛卻不是甜蜜的，而是充滿了矛盾，充滿了對彼此的傷害。趙敔筆下的母女間的愛，與中國既存的文學中的母女之愛都不同。中國現代文學中從女兒的角度寫母女關係的第一篇文字是20世紀初秋瑾的《精衛石》。這是一部未完成的彈詞，在現有的六回殘篇裏，秋瑾描繪了母女之間同為女人的苦難。母親是受難者，是受男權和男人迫害的犧牲品。母親不理解受到西方思想影響的女兒，逼迫女兒嫁給女兒不愛的男人，在這個意義上，母親又成為了施害者，成為壓迫者的幫凶。女兒對母親的處境和行為表示理解，最終在母親的默許下，偷偷離開了中國。秋瑾的母女關係成為“五四”時代女兒寫母女關係的一個模式，那就是母親既是被壓迫和落後的典型，也是壓迫和落後的典型，如女作家馮沅君在其作品《隔絕》以及白薇的自傳作品中所表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