閨秀傳統和家族文化傳承的關聯還體現在“母學”的重要作用上。科舉時代一個家族由舉業成功而興起和傳延的背後，往往有不止一個含辛茹苦，燈下課子的“母學”形象。傳統社會類似孟母教子這樣的故事在士人文化中的大量流傳，說明的正是女性在家族的文化傳承、家庭教育中有著巨大作用，而女性這樣的作用和他們自身的由閨秀傳統而形成的素養是分不開的。當年錢恂的啟蒙教育就是母親姚氏教授的四子書和毛詩。單士厘在家族教育中也擔任著同樣的角色。1896年，錢振常在向繆荃蓀報告自己孫輩的教育時說：“長孫稻孫，九歲畢四子書，授《毛詩》。次孫穟孫，六歲誦《小學韻語》之類，皆母授也。”在錢振常的眼中，兒媳是完全能夠勝任這樣啟蒙教育的角色的。科舉體製的終結，使單士厘對兩個兒子的教育不可能在科舉功名上得到回報，但其中所體現的閨秀傳統和家族內部文化傳延的深刻關聯是值得重視的。
閨秀傳統的作用還體現在，其內容與交往方式從家族的範圍向外延伸，構成女性人際交往的文化背景。在單士厘的《清閨秀藝文略》和《閨秀正始再續集》中就可以看到她與諸多非家族圈子的女性的詩文交住，或唱和、或寫序跋，此種形式一直到晚年仍是單士厘人際交往的主要內容。《受茲室詩稿》中與單士厘有詩唱和的有數十人，其中絕大多數為女性，僅她和好友夏曾佑的夫人“穗卿嫂”唱和的就有30餘首，有時一韻一疊再疊往來至6首。
詩文是一種重要的交往方式，詩文密友往往也是生活知交，詩文圈子與單士厘的生活交往圈子基本是重合的。女性間詩文影響與唱和，在縱向形成閨秀傳統的不斷延伸，在橫向則構成了上層社會的女性文化空間。
2.閨秀傳統在單士厘走向世界過程中的意義
對於單士厘來說，閨秀傳統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提供了她認識理解新世界的一個路徑和基礎。單士厘的價值和特異之處是，她以女性的眼光精到地留下了走向世界過程中的所看所想。而這主要得益於她從閨秀傳統中所得學養。閨秀傳統中的知識以詩文為主，兼及文史。如果說傳統社會男性的知識特點略側重於求理、致用，女性的閨閣知識則更具怡情與審美特征。單士厘走向世界過程中的所看所想所著具有明顯的女性特征，突出表現在她對歐洲文藝的開拓性的介紹上。單士厘的介紹之所以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僅是因為其時間之早，更是因為這些介紹融合了她豐富的文史背景知識與敏銳的女性藝術感受。
比如，在單士厘之前，薛福成、康有為都曾見過拉奧孔雕像，並留下紀錄，但基本局限在遊記式的描述，而單士厘的獨到之處在於她不僅對雕像的來龍去脈及其在歐洲藝術史上的爭論了如指掌，而且表現出了有中國女性特征的敏銳審美見解。再如單士厘最早對馬可波羅進行了較全麵的研究，其中對《元史》中的樞密使博羅是否即為馬可·波羅等問題的分析精到深入，她既對此前歐洲人的爭論有詳細梳理，並且能考訂出新，得出二者不是一人的結論。以後伯希和、岑仲勉、馮承鈞對於此問題的研究也大致沒出單士厘的範圍。應當說單士厘如果沒有得益於閨秀傳統的長期涵養所形成的知識儲備與審美感受力，很難會有如此深刻的識見。如果將單士厘與略早於她出國的洪鈞的夫人賽金花稍加比較，就可以看出，出身相對貧寒基本未受閨秀傳統影響的賽金花在同樣麵對東西文明差異而產生的反應的不同層次和效果。
閨秀傳統中女性的交往是一種文化的交往。閨秀傳統對於知識、藝術、女性人際交往的肯定和提倡，與近代歐洲的女性社交傳統以及明治以後日本的女學風氣在精神上很有相通之處，這使單士厘在和異域女性交往中顯得如魚得水，這在她與眾多日本新女性的交往中表現尤其明顯。居日期間，單士厘結交了一大批日本女性，她的“東京諸女友”包括了華族女校的校長下田歌子、愛住女學校校長小具貞子這樣在當時日本女界有影響的人物，而她們之間的友誼是建立在詩文唱和、學術知識交往基礎之上的。下田歌子曾遊學歐美，是日本女子教育最主要的推動者，日本皇後所設專門教授貴族女性的華族女校請她為校長。單士厘1900年初到日本就與下田歌子訂交，1901年單士厘將兒媳包豐保送入下田歌子主持的實踐女校，是此校首批中國留學生，次年單士厘將下田歌子的《家政學》翻譯出版，其夫錢恂稱這部譯作是中國“女學之篙矢”，《受茲室詩稿》中收錄了她寫給下田歌子的留別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