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錦熙的立意全在從道德倫理的立場表彰錢玄同，卻也透露出不少錢玄同在夫妻關係中的信息和實情。後來錢家兄弟作回憶父親的文章，說“他和我們的母親雖是舊式婚姻，但家庭生活一直很和諧”，這多少有點為親者諱在其中，多年以後回憶家庭生活總會有溫暖的色彩，其實錢玄同夫婦二人和諧的時候固然有之，但不和諧的時候也不少。錢玄同和夫人的感情不盡和諧在圈內幾乎人所共知。王森然就說錢玄同“對家庭生活頗冷淡，眷居北平，不常家宿，前住師大宿舍十餘年，後住孔德學校亦十年有奇”。而無論幹什麼“無論何時，未嚐見其攜眷也”。趙元任的夫人楊步偉也記載了這樣一件事，1925年的一天，錢玄同很著急地到楊步偉的診所，“可是結結巴巴的說不出所以然來，在房內走來走去半天才對我們說他的太太要死了。我問是什麼病請醫生看了沒有？他說婦人病不肯看，我笑說休息休息也許會好，錢一定說不會好的，他又說和他太太很早結婚雖無感情，可是多年在一道的伴侶了”。
當時黎錦熙開玩笑說讓錢玄同殉葬好了，而楊步偉也改了一首竹枝詞來取笑錢玄同。其實，錢玄同的夫人徐婠貞，卻還是出自名門的大家閨秀，遠不是像胡適夫人江冬秀那樣是目不識丁的村姑出身。徐婠貞的祖父徐樹蘭是光緒二年（1876年）的舉人，曾任兵部郎中、知府等官職，在紹興建了一個很著名的藏書樓——古越藏書樓。蔡元培在1886-1900年曾在此校書達四年之久。徐婠貞幼時在家讀書，長大後還曾赴上海讀中學，也算得上是個知識女性。錢玄同在自撰年譜的1904年中寫“是年冬，阿兄為予定姻於會稽徐氏，徐元釗為先子龍山書院門生也”。對於這宗門當戶對的包辦婚姻，錢玄同似乎一開始就有抵觸情緒，觀其1906年5月述其結婚前後的日記，仿佛是看客看了一場別人的結婚，全無一點喜悅或興奮之情，而滿是對結婚前後煩瑣禮節的厭惡，他的新婚之夜是用“是夜難過，真平生罕受者”而概括的。錢玄同中年以後長期不住在家中，1916年起，住在師大的宿舍，1928年起又住在孔德學校，直到生命最後兩年，身體已經嚴重不好，才搬回家去住。其中自然有集中精力編講義、做學問這樣的理由，不過和夫人的關係不盡和諧也是重要的潛台詞。
在錢秉雄的一篇回憶文章中曾對父親長期居住在外有過專門的說明：“父親在這兩間屋（指錢在孔德學校的宿舍）中度過了十三四個寒暑，直到晚年才回家住。他為何願住在這裏？第一，他可以不受家裏搬家的影響；第二，他和馬隅卿先生很熟，很談得來。”道理都說得通，但可能還不是全部，其實秉雄的鄭重其事的專門分析這件事，說明即使在子女的眼裏，這也是反常的。
錢玄同旗幟鮮明地主張自由戀愛，1937年，錢玄同在長子錢秉雄的婚禮上演講的一句口號就是“我是向來反對包辦式婚姻的”，這未嚐沒有切身體驗在其中。錢玄同還有一段關於解放三綱麻繩，救救孩子的話經常被引用，“‘三綱’者，三條麻繩也，纏在我們的頭上，祖纏父，父纏子，子纏孫，代代相纏，纏了二千年。新文化運動起，大呼“解放”，解放這頭上的三條麻繩！我們以後絕對不得再把這三條麻繩纏在孩子們的頭上！孩子們也永遠不得再纏在下一輩孩子的頭上！可是我們自己頭上的麻繩不要解下來，至少新文化運動者不要解下來，再至少我自己就永遠不會解下來。為什麼呢？我若解了下來，反對新文化維持‘舊禮教’的人，就要說我們之所以大呼解放，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著提倡新文化來自私自利，新文化還有什麼信用？還有什麼效力？還有什麼價值？所以我自己拚著犧牲，隻救青年，隻救孩子！”這段話如果放到錢玄同的婚姻關係中來體會，現身說法的味道就更濃了。
從上麵的一段話還可以看出，新文化的一代反對的傳統多在其有形的一麵，而對無形的比如倫理、情感的東西處理起來就頗為複雜。實際上他們自己都有很強的合於傳統倫理規範的道德價值。錢玄同結婚時就以自己仍然是處子而驕傲，“幸先妣不以錢相付，故尚不至涉足北裏，至婚時猶克全體耳”。後來，錢玄同大罵在《新青年》時代批孔出了很多風頭的吳虞為“孔家店裏的老夥計”，不配作孔家店的打手，除了許多正麵的理由外，尤其提到他的狎娼，狎優的風流韻事和肉麻歪詩，從情感和倫理觀上來說，就是對吳虞道德上的厭惡和鄙視。1916年的時候，錢玄同在日記中對家族倫理有如下一段記錄，“林攻瀆將其倫理學講義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