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外部事件與思想轉折
應當說，錢玄同這些明顯的前後變化，既有同時代人的共性，也有他自己的個性。迄今對於錢玄同思想的變遷，先後兩種影響重大的說法均來自於周氏兄弟。1949年至80年代初期，評價錢玄同必引魯迅的那句“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並將退隱者坐實為錢玄同。而周作人的《錢玄同的複古和反複古》，則大舉揭示了錢玄同在五四的反複古之前曾經極端複古的事實，表明了那代思想者由舊而新的矛盾變化。周氏兄弟均以新文化為中心，一個著眼於之後的變化，一個著眼於之前的轉變，其中自然有兄弟二人與錢玄同後來關係的親疏之別，而兩種觀點的前後流行，也是實在是時代環境使然。不過今天我們已經知道，錢玄同前後思想的變化絕非由新文化之前的複古到新文化時的反複古再到之後的“退隱”那麼簡單。由尊清到革命，由崇拜國粹到打倒國粹，由擁護傳統到反傳統，由極主歐化到承認研究“國故”的地位，由留日時的傾慕社會主義到反對共產黨，錢玄同的諸種變化之間並不是一種線性的關係，而是變化之中有不變的，回歸中有摒棄的，各種具體的主張又是相互交錯，相反而相承的。而對其中變化內外原因和情況的考察，遠不是一兩篇文章所能解決問題。下麵僅就外部事件和錢玄同在新文化前後的思想變動作一個分析。
王森然的《錢玄同先生評傳》中這樣說新文化之前的錢玄同思想狀態：“先生從辛亥至洪憲，思想太舊，主張民族革命，排斥異族，漢族既已執政，則無革命矣。斯時北京各界無叫囂浮躁之風氣。如祭孔等，絕不以為非；即解散國會，亦取不聞不問之態度。”王森然的傳記是根據采訪錢玄同後的記憶所寫，這段概括在錢玄同的日記有頗多印證。1912年，錢玄同對於辛亥以後社會混亂、道德危機的敗象很是敏感，稱其為“毀信、廢忠、變夷”，而憂憤異常，對無識者誤認共和精神，乃至禍浸學童，大為搖頭。這種看法已和當年的孔教會相去不遠。他還曾作了一篇《學校中當祀孔子議》，申述尊孔之意。次年，孔教會找上門來，請他入會。
他在日記裏寫，“孔教會以我去年曾作《學校中當祀孔子議》一文，勸我入會，我意彼等尊信孔子與我不同，未決。”1914年秋，袁世凱舉行祭孔的丁祭大典，錢玄同因“不得觀禮”，而“索取祭祀冠服圖一本”，認為“所定斟酌古今，雖未盡善，而較之用歐洲大禮服而猶愈乎”，可見當年錢玄同對於祭孔的津津樂道，相比曾在日記或其他場合對此表過態的魯迅和錢稻孫，錢玄同尚要“落後於時代”一大截。他在1917年的時候，回憶當日情形，回國以後“處祖國腐敗空氣久，謬見漸生，什麼讀經、尊孔、中國倫理超越世界”，“當時亦頗以為然”。這說的全是幾年前的實情。那麼，“落後分子”錢玄同的轉變是何時和怎樣發生的呢？
錢玄同對自己怎樣從複古思想而變為反複古時，曾一再提及帝製複辟事件。1917年他說：“玄同自丙辰春夏以來，目睹洪憲皇帝之反古複始，倒行逆施，卒致敗亡也，於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種極明確的教訓。知道凡事總是前進，決無倒退之理。”一年後他又說：“自從十二歲起到二十九歲，東撞西摸，以盤為日，以康瓠為周鼎，以瓦釜為黃鍾，發昏作夢者整整十八年。自洪憲紀元，始如一個響霹靂震醒迷夢，始知國粹之萬不可存，糞之萬不可不泄。”
1919年1月1日的日記中他說自己1916年時，“因為袁世凱造反作皇帝，並且議什麼郊廟的製度，於是複古思想為之大變，起初對於衣冠禮製反對複古，夏秋間見新青年雜誌及陳頌平、彭清鵬諸公改國文為國語的議論，於是漸漸主張白話作文，而於孔氏經典尚不知其為不管用共和時代也。”錢玄同的這種對於思想轉變自我分析流傳很廣，周作人後來也說，錢玄同思想“拐彎的機會”是，“民國初年政教反動的空氣，事實上表現出來的是民四（1915）的洪憲帝製，民六（1917）的複辟運動，是也。經過這兩件事情的轟擊，所有複古的空氣乃全然歸於消滅，結果發生了反複古。”王森然的傳中說，“及至袁世凱登極，先生頗表示反對，思想上發生變化，於是在五年秋冬之間，組織《新青年》雜誌，（自言受《新民叢報》影響）此時先生年已三十歲，自言仍屬青年，適北京發現猩紅熱，先生足不出門，家中無書可讀，隻有一種提倡法蘭西革命者（書未詳），先生讀之，乃大受刺激。自謂清新之氣象，油然而生，不啻病榻之旁，打一興奮針，得益匪淺。”上麵幾條說法大同小異，而王森然的說法中閉門在家讀法蘭西革命書一節更給人“受天啟而頓悟”的想象。由此看來，錢玄同思想的最大變化發生在1916年的夏秋之間。劉貴福在他的《錢玄同思想研究》中也認為“1916年夏以後，錢玄同關於中國文化的看法完全發生了變化”，“1916年夏秋，錢玄同完全放棄了保存國粹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