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會的時間在1938年3月29日，錢玄同1938年的日記恰隻記到3月28日，3月29日至4月30日均未記。不過3月23日的日記中卻給出了關於那次宴會的一些直接信息。當天錢玄同電約周作人，與其商量“同訪何其鞏，為孔德事也，在何家見”。3月29日的宴會應當正是“在何家見”的最終結果。可見，這次宴會何其鞏做東尚是表象，實際上是錢玄同、周作人借何氏的招牌而舉行的，其目的則是為了孔德學校的事情。
孔德學校是當年蔡元培等借中法庚款而創建的實驗新教育思想的學校，眾多北大子弟在此就讀，儼然北大子弟學校。錢玄同和孔德學校淵源頗深，除在孔德兼課、為孔德學校編課本外，如前所述，他在20年代後有10數年的時間就住在孔德。1937年以後，更是少數在北平為維持孔德學校盡力的上一輩學人。錢玄同的長子，後來任孔德校長的錢秉雄在回憶中說：“淪陷時期，學校當局為維持學校正常教學，千方百計地同敵偽勢力作鬥爭。當時偽教育局要學校添設日語課，孔德學校請了曾在本校念書，後在北大日語係畢業的學生來教課，以抵製日本教官進校。日語教師常‘請假’，學校就用這一時間來補其他課程。”在淪陷的狀態下，所謂的“鬥爭”不可能是麵對麵的針鋒相對，隻能是“千方百計”地通過各種渠道力爭、通融而實現的。宴會參加者所具有的某種親日色彩，正是欲實現通融所必需的。雖然我們不知道，孔德學校這次具體要辦的是什麼事，但對當時已是重病纏身，日記中反複出現“頭暈目脹”、“精神不振”、“不能工作”字樣的錢玄同來說，這種辦事的方法隻能說是不得已而為之。如果真的要在“性質”二字上推敲，這次宴會算作抗日的當然勉強，但算作親日的則差得更遠了，隻能算作是淪陷時期，所大量存在的灰色地帶的一個事例。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北平淪陷的情況下，若要生活中全無日本人的影子也不太可能。黎錦熙在給錢玄同作傳時，對錢玄同的晚節的表彰中有這樣兩句：“他雖在日本留學，但向來不喜歡日本人。‘九一八’以前，有時朋友介紹日本人來訪問國語和音韻學之類，他還勉強敷衍，以後就拒絕往來，凡宴會有日本人就不出席。”這段有關錢玄同拒斥日本人的話，為後來大部分述及錢玄同晚節的著述所征引。若論錢玄同的對日態度，這段話應是靠得住的，不過要字字落實，就有問題。錢玄同對日人躲避有之，拒斥亦有之。但在占領狀態下，絕無往來也不可能。1938年1月4日，錢玄同就會晤了時在官立大連工業學校任教諭的“日本林盛達君”，並接受了他贈送的糖果。如果說林盛達尚隻是台灣人，那麼3月29日宴會的山崎宇佐則是血統純正的日本人了。和日本人接觸、參加有日本人的宴會，對於日據下的北平的文人教授來說，雖然主觀上多數是抵製和拒斥的，但在客觀上正如錢玄同一樣，又是一種不可能完全拒絕的生存狀態。
1938年3月29日那一天，同赴宴會的錢玄同的北大舊友沈兼士，光複以後成了國民政府文教部門的接受大員，也沒因和有漢奸嫌疑的人周旋影響了仕途前程。所以以參加一次有日本人出席的宴會，就臆測以後會附逆，純粹從技術上來說是論證不夠嚴密，而從方法和意識上來說，則是今天的思維邏輯超越曆史地去審判前人的具體作為，看起來義正詞嚴，實際上是既缺乏了解更缺乏同情地強暴曆史。
3.“周作人第二”
謝文對錢玄同將晚節不保的大膽設想，還有一條未曾明說的理由，即周作人的比對效應。所謂的“第二個周作人”，即指周作人最後成了漢奸，好朋友錢玄同恐怕也難幸免。在1937年北平淪陷初期，周作人也曾放言不當漢奸，表示自己要和留在北平的人一起當蘇武。後來也確實曾經多次拒絕過偽職，但終於在全國人民和文化界的關注中一步步落水，成為漢奸文人的典型。在新文化諸子中，以私人關係論，錢玄同和周作人的關係和交往是最深的，新文化運動以後，錢玄同的不少思想變化確實都有周作人的影響在其中。北平淪陷後，周作人更是錢玄同少數的維持交往的同輩朋友。李霽野的一段敘述很可以看出來周錢那時的關係及他們的對日態度的分歧。
李霽野時在輔仁大學任教，去拜訪周，“適逢錢玄同也正在他那裏，一見我便說，某年某月某日，我們在什麼地方最後一次見麵。我驚異他的記憶怎麼這樣好。……過了會，他略帶笑容說，前些天我收到一幅挽聯，大概傳說我已經死了。死有一大好處，免得師範大學的人老糾纏不休，要拉我做漢奸了。周作人微笑點點頭。過一會他說：‘聽說上海知識界有一種高論，寧可作美國人的漢奸，也不作日本人的漢奸，似乎漢奸也分等級了。’他的話雖然比錢玄同含蓄，卻可見他並不認為做漢奸是一件美事。周錢是很好的朋友，若是周已任偽職，錢當然不會說那樣的話。”從錢玄同和周作人的回答來看，二人說話的姿態已經有了明顯不同，一個是千方百計地不要做漢奸，一個雖然也不覺得做漢奸是好事，但又多少有些為漢奸行為辯護的心思。這樣的不同在麵對曆史選擇時，產生不一樣的後果也許隻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