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除了周作人以外，在錢玄同的較為緊密的人際圈子中，還有一個出任偽職的，就是侄子錢稻孫。叔侄兩人同年出生，從幼時在蘇州的玩伴開始，到留學日本期間的“無日不接談”的摯友，再到北京時的同事，二人是親戚、朋友加同誌。錢稻孫落水，較周作人還早，周作人初期時，不少日本人和偽政權的意見都是錢稻孫轉達的。1938年2月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錢稻孫和周作人一同出席，後來不少南方聲討文化漢奸的通電，也常將錢稻孫和周作人並列。從錢玄同的日記來看，他最後幾年和錢稻孫的交往頻率不及周作人，以事務性、禮節性的交往居多。魏建功曾說過錢玄同對錢稻孫的私議，“他曾經對我發過牢騷，批評他侄兒的不信任中華民族可以抵抗日本；這種談話是不斷地表示，後來有時幾於憤慨從詞色上自然顯露出來”。應當說，這樣的說法是有可信度的。不過同周作人一樣，觀點的歧異尚未從根本上影響錢玄同和錢稻孫的感情。1939年1月17日下午6時，錢玄同腦溢血發病，被送進醫院，9時3刻去世。到醫院的除家人和孔德中學的晚輩外，同輩人中就隻有錢稻孫和周作人。
周作人後來留下的一段文字對於我們想象錢玄同的晚年心境很有助益。“在最後的一年裏，我記得他曾說過，找出好些關於餅的文章，想請朋友們各人分寫一篇，集作一冊以為紀念。他分派給我的是束晳的《餅賦》，說這做的頗有風趣，寫起來還不沉悶。
在他這計劃後邊藏著一種悲涼的意思，就是覺得自己漸就衰老，人生聚散不常，所以想要收集一點舊友手跡，稍留過去的夢痕。
雖然那時情形已不大好，新小川町《民報》社，頭發巷浙江教育司，馬神廟北大卯字號舊人幾乎都已散盡，留存的已經沒有幾人了。
我當時也感覺到他的這個意思，可是不曾料到那麼急迫，從嚴鐵橋的《全晉文》中找出《餅賦》來看了一遍之後，未及向他要規定的紙來，著手抄寫，在這遷延猶豫之中餅齋遽爾溘逝……”
曾經的密友在麵對民族國家危亡時，有不同的選擇，其中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有一點十分醒目：從個人經曆和情感來說，錢玄同對日本的感情和周作人、錢稻孫有重大區別。後二人對日本和日本文化都有很深的研究和情感。周作人娶了日本太太，錢稻孫從小學開始就在日本接受教育，他們對日本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在今天還少有人能夠企及。這都在心理上不自覺地增強了他們對日本的認同，而減少了排斥。錢玄同則相反，他雖然在日本留學四五年，但交往圈子盡在中國人當中，錢玄同後來就幾次說過自己的日本語學得別扭，半生不熟，他一生也幾乎沒什麼日本朋友。僅從他留學時期的日記來看，錢玄同對日本的情感也以負麵為多。黎錦熙說他一向不喜歡日本人，也不為過。人的選擇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不同個體在麵對大是大非時殊途異路的抉擇很大程度上可以還原到各自此前的生活經曆和情感經曆。忽視可比性，背向諸多複雜的關係和因素，熱衷於“周作人第二”這樣吸引眼球的提法，是無助於曆史本相的真實呈現的。
4.境遇中的民族主義
通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錢玄同晚節應當是經得起曆史的一再檢驗的。不過，還應當明了的是，類似“錢玄同守住晚節了嗎？”
這樣的提問，本身就可能包含著一些我們認識曆史和人物的方法論上的陷阱，而這樣的陷阱和誤區在對錢玄同晚節的質疑和反駁聲音中同樣存在。關於錢玄晚節的爭論應當為我們麵對類似問題提供一個反思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