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錢玄同和錢三強父子兩代在知識結構完全轉換的情況下，最大的聯係和類同之處是對家庭倫理和親情的重視。1937年錢三強要出國留學之時，錢玄同的身體已經很不好，又正值盧溝橋事變爆發，錢三強曾為是否真的要漂洋過海，遠離父母而再三躊躇。最終在老父的勸說下才踏上赴法的旅程。到法國以後，也對父親的身體多有牽掛，通過多種渠道一再打聽。1939年2月，大哥秉雄的報喪信，更使身在巴黎的錢三強對未能在父親身邊盡最後的孝道而深感內疚。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1947年11月，他和何澤慧的長女出生，錢三強給女兒取名作祖玄，即紀念祖父錢玄同之意。也是在這一年，錢三強作出了回國的決定。而他在回國之前，謝絕了南京方麵的挽留，把目的地選擇在了北平，原因之一是想能在母親身邊陪伴，使其安度晚年。到了1948年底，他接到南京政府的離北平的機票而拒絕南下的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家母重病在身”。1949年2月，母親徐婠貞去世，距父親錢玄同去世已是10年之後，錢三強終於能親自為母親送終了。在近代以來，知識建置和思想意識盡是西風戰勝東風的大勢下，家庭倫理情感也許是傳統文化借家族製度的最後一塊保留地，至少至錢三強的時代乃至文化大革命之前，基本仍是如此。不過在這一點保留地之外，錢三強對於家族傳統的感受和認同已是十分有限的，在他的大部分履曆中，籍貫一欄都填的是浙江紹興，那是他的出生地。和錢三強形成對比的是，父親錢玄同雖然出生在蘇州，但從來都對吳興有著強烈的認同。
二、科學和政治的糾葛
錢三強是一個科學家。過去一般認為科學進行的是事實判斷，而人文社會科學才進行價值判斷。而在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和庫恩對於科學哲學的研究以後，人們越來越同意，在科學之內實際上正包含著不少的價值判斷的因素在其中。而對於科學家個體來說，情況就更為複雜，科學活動必須和諸種外部因素發生聯係。對於錢三強這一代科學家來說，他們的科學活動從內部到外部都被賦予了多重的政治意義，他們也正是在一種強政治的氣候和意識之下進行自己的科學活動的。這其中有不少問題值得重新厘清和闡釋。
1.成為新中國科學事業領導者的內外原因
錢三強生前已有不少傳記和報道稱其為“中國的原子能之父”，將他的地位與美國的奧本海默相提並論。錢三強曾多次表示，反對“之父”的提法。1992年，錢三強去世後，新華社的通稿標題為“我國原子能科學事業的創始人，傑出的科學家錢三強同誌在北京逝世”。無論用什麼樣的說法，錢三強最主要的科學工作就是領導和開創了中國的原子能事業，是新中國科學事業中的第一個帥才。他以這個事業成為現代中國科學的象征和偶像。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說：“大家要記住那個年代，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那一批老科學家，在那麼困難的條件下，把兩彈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來。”
這雖然不是正式文件，但至少反映的是官方的潛意識看法，即錢三強在中國科學家中處於三甲之列。思考錢三強在中國科學家譜係中的這種地位，顯然僅考慮他曾經為新中國科學事業做了什麼，有什麼貢獻是不夠的，更多的內外因素需要我們考察。
1948年12月15日，解放軍尚在圍城，清華大學一同學騎車到玉泉山，同駐其地的解放軍談話，回來寫了篇《玉泉山記行》，張貼在學生大食堂前。城外的清華大學率先變了紅色。12月27日，校製商討委員會推教授會代表，錢三強係五人之一。雖說錢三強此時尚在城內照顧病重的母親，職務由周培源代理，但錢三強和新政權結緣由此開始。
錢三強的專業是核物理，這一專業本身更多地要求建製化的研究機構、集體合作和國家政府的支持，對於這一點，在法國期間充分的學術訓練和對歐洲核科學事業的感受使錢三強深有體會。
1947年2月，在法國的錢三強決定應清華之聘的時候，在給校長梅貽琦的信中就提出要建立一個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他回國以後，在上海的中國科學社講演中所強調的重要一點就是，現代科學是有計劃的集體工作。他的這種理念和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發展科學事業的路徑是相契合的，在更大的層麵上，這種關於科學工作的理念和1949年以後的政治秩序也更容易融合，從意識和情感上減少了科學和政治不斷糾葛時的矛盾和痛苦。回國的第二年，錢三強正式開始了建立一個集中的原子能研究機構的努力。1948年錢三強到北平去後，和他過去的老師葉企孫、周培源計劃整合清華、北大、北平研究院的原子能研究力量，成立一個原子核物理研究機構。錢三強為此登門拜訪梅貽琦、胡適、李書華，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結果“幾經碰壁，希望成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