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果說近代學術文化家族的斷裂和消逝的製度背景是私學體製向公共教育體製的轉變，在運作的內容和載體上，則是由傳統的一體化知識向學科化知識的轉變。知識結構和體係由一體化知識向學科化知識轉化，知識分類與社會的職業分工越來越細化，這從另一方麵規定了近代學術文化家族的走向。
中國傳統知識體係是以科舉八股為製度內容，以漢學、宋學、詞章學為知識內容的結構體係。章學誠將其分為義理、辭章、考據，後來曾國藩又化三為四，在此基礎上加了一個經濟之學。雖然時人對傳統知識體係的內容判斷時有出入，且不斷變化。但傳統知識體係在總體上是將知識、道德、倫理和秩序觀一體化的，是一種德性的知識。這一知識體係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很短的時間內被源自西方的現代學科化知識所取代。“19世紀思想史的首要標誌就在於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即創立了以生產新知識、培養知識創造者為宗旨的永久性製度結構。”
華勒斯坦所說的這場源自歐洲的知識體製的革命，在近世西方物質文化相對於中國的優勢結構背景下，幾乎和西學同步征服中國。於是隨著知識領域的劃疆分界，西方的思想家與博物學家消失了，中國的士大夫也消失了，代之的是大批分工細致的學科和知識分子。這一知識圖景轉換的過程在錢家成員那裏可謂曆曆可數。錢振倫、錢振常兄弟基本是在傳統知識體係之內，雖然他們有明顯的治學興趣和偏好，卻全是在傳統知識格局之內。錢振常後來雖然也注意到了如海軍、船政之類的經世之學，但正如曾國藩所加的經濟一門那樣，仍是在傳統知識秩序掌控之下，是傳統知識的擴充。至錢恂那一代則明顯站立在傳統知識體係與學科化知識體係的交彙點上，成為晚清最早的一批將西方學科化的知識販運到中國的代表人物。這種學科化的知識體係在錢玄同輩的新文化一代時，已經在中國製度化了，所有現代新學科幾乎都可以在此前後找到自己的中國版出生證明。
於是錢玄同所治的“小學”和“經學”也不得不想方設法地在學科化的“國文”門裏覓得一席之地。而到了錢三強那裏，科學家的身份已經完全是建立在學科分立和學科自律的基礎之上的了。雖然似錢仲聯這樣以研究清詩著稱的學者，還可以被冠以“國學家”、甚至“國學大師”的帽子，但正如識者所論，國學其實早已不是傳統知識體係的延續，而隻是對“轉型中學術籠統模糊地概括”，是“中國學術在近代西學影響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渡形態”。
這樣知識圖景和知識建製的截然變化對學術文化家族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其一，家族倫理本身就是傳統知識體係中核心的道德內容，“齊家、治國、平天下”既是一種政治秩序，也是倫理秩序和知識秩序，傳統知識體係的解體必然會導致傳統家族倫理的變化。其二，學術文化家族所傳承的學術正是建立傳統知識體係之上的。近代的學術文化家族的家學內容固然隨著時代變化有了不斷的變化，但這種變化伴隨的是對家學本身機製的消解。可以說，傳統知識體係向學科化知識體係的轉化與家學向公共教育體製的轉化對於近世的學術文化家族的延續是根本性的內憂外患。
其三，與知識圖景和知識建製轉化伴隨的是知識日益職業化和工具化。知識不再是教養的標誌和道德的承諾，甚至也不再是興趣和自由意誌的體現，而成為增進人類福利和個體利益的工具，成為謀生的手段。對知識的敬意在退卻，知識日益被簡約為信息。這都使知識不可能再以家庭為基本渠道傳遞和傳播。同時，現代的工業化大生產邏輯從根本上支持著這樣的知識製度變化，知識社會化和社會知識化互為條件，這要求通過社會化與企業生產式的方法使更多的人參與到知識生產、知識流通、知識應用的社會過程。這從根本上否定了傳統社會中知識的家族性特征。現代社會的教育的大眾化、世俗化，信息取得的多元化、平等化，使文化家族對知識和文化的控製和優勢已絕不可能。這些因素是即使近年地方的宗法性家族力量有所抬頭，而文化家族則隻能是曆史的留下的一個背影的根本原因。
四、近代學術文化家族的斷裂和傳承又與近代中國代際關係的變化以及代際流動問題密切相關。代際關係是我們進一步思考近代文化家族變遷的一個重要維度。代際關係，在生物學的意義上是物種密碼的遺傳和變異，在經濟學的意義上是資源的代際分配，而從文化學的意義上則體現了代際之間文化關係和模式的變遷。
在近代文化家族這一分鏡頭中，我們可以看到近代社會這一全景視野下，代際之間文化關係的變化和轉換。如果借用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觀點就是，近代中國的代際關係體現了由傳統社會的後象征文化向現代社會的前象征文化的轉變。後象征文化是長輩主導的文化，成年人的過去就是新一代的未來。
而工業社會使前象征文化來臨，老一輩邊緣化，新生代活躍異常，出現“文化反哺”的現象。對於近代以來的知識人的代際問題，已經有不少學者嚐試進行一種明確的直線序列的劃分，但從劃代以後的效果和詮釋力來看，在一個相對小的範圍進行線性劃代，如某一學科的發展，是有效的，但如果要從整體上、宏觀上對近代中國如此複雜的代群關係進行歸納，則更多的情況下會顯得牽強附會、捉襟見肘。然無論怎樣，在近代文化家族中，這種代際關係轉換是明顯的，但其發生作用又不是用傳統社會和工業社會這種二元結構所能完全解釋得了的。在近代的危亡意識和進化論的觀點之下，這種代際關係的轉換很有每一代人的主動建構的成分在其中。在1901年前後，錢恂在給汪康年的信中就說過，辦事“有五十歲以外人則必不成，吾輩老矣！果欲為將來地，必注目今日二十左右之人。兄以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