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銀川向西南不足百公裏，就到了黃河上有名的青銅峽，在大壩西坡，有一百零八座喇嘛塔組成的塔群。渾黃色的塔身，輝映著青銅色的峽穀，遠遠看去，耀眼的金色仿佛在敘說那個遙遠的帝國留給整個寧夏大地的諸多佛事。這裏發現的西夏文佛經和藏文咒語，在寧夏境內的同心縣康濟寺塔、賀蘭縣宏佛塔、賀蘭山拜寺溝方塔以及西夏故地的河西、內蒙古、陝西也有所發現。藏密風格的佛畫（唐卡）、藏密風格的塔身和造像在一百零八塔有所發現，尤其是在西藏日喀則地區江孜縣的白居寺裏發現和一百零八塔構建基本相似的白居塔，以及裏麵大量的表現黨項人生活與宗教活動的壁畫，為喜馬拉雅山腹地找到西夏人後裔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賀蘭山下的這些西夏古塔，在落日殘陽或秋夜濃深處，在春光明媚時或冬日寒冷中，懷想著一個遺朝留存在這裏的盛景與回憶。
佛教的興盛帶給西夏各個階層一個普遍的社會性問題：滿足佛教徒們宗教需求中最基本的佛經，如何翻譯、普及。於是，一個個的皇家寺院與普通寺院都成了經文的翻譯場合，一部部以前對他們很陌生的經卷從中原，從西域，沿著不同的方向，源源不斷地湧入這裏。和中國曆史上在文化、經濟、科技等方麵的譯介工作不同的是，宗教心理支配下的僧人們，千百年來，一直默默地在那些經卷背後耕耘著，沒有留下他們的名字，經過他們的篩選、翻譯、推廣，使西夏時期境內流傳的佛經，主要以西夏文、藏文和漢文3種文字版本流通在這個帝國所能控製或影響的範圍內。
曆史文獻沒有具體描述這些僧人是怎樣在寂苦中完成如此巨大的翻譯工程的，我們隻能依據西夏文《現在賢劫千佛名經》的刻本譯經圖所描繪的西夏譯經場情況來確定那是一種怎樣的場麵：譯場主持高僧，最早也是最高的國師“都譯勾管作者安全國師白智光”，端坐在譯經場的正中，他麵前的桌案上，放著筆、硯、經書等物。左右兩側各坐著僧俗4人，僧前俗後共16人，稱“相祐助譯者”，他們分別負責記錄、翻譯、校核、潤色等工作。該圖下部正中桌案上陳設供品，兩側為西夏惠宗皇帝、梁太後及侍者。通過這幅譯經圖，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翻譯工作是個國家工程，總負責的地位是很高的，西夏譯經規模宏大，不是在小規模的普通寺院裏進行的。可見，當時是把佛法的普及作為一個國家性的工作來做的。皇帝、太後親臨譯場，反映出王朝最高領導者對這項工作的重視。而且西夏的國師地位很高，《黑韃事略》中記載：“西夏國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國師，凡有女子，必先以薦國師，而後敢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