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品和人品的一致上，我沒有去刻意追求，但是基本做到了。比如，我做人樸實無華，力戒虛浮，文字也就平實簡練，質樸清純。當然，形成這種品格不是一時一日的，青春年月我也曾和政治一樣狂熱，筆下的文字也曾聲嘶力竭地吼叫過。這一點，在《夢幻歲月》中已經顯現。隨著年齡的增大、閱曆的增多，青少年時代刻印在心靈中的良知大化成了一種拙樸美、天然美，文字也和這種品格相輔相成。近期成文的《晉地古村》、《村子》和《台子》更能體現我的人品和文品。
八、你認為知識的積累與運用對於散文創作有多大作用？你認為散文作家應該成為“雜家”嗎？
知識對於散文家的成就有很大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知識的多與少決定著散文家成就的大小。散文家對於知識的需求，應該像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不過，也不能忽略對知識的應用。刻意堆砌知識，難以構築出新異的華章。說明知識在散文中的體現，應該使用一個現成的比喻，即冰山理論。散文是浮在水麵的部分，而這部分所以能浮出水麵，是由於水下大部分的支撐。隻是這大部分是目所難睹的。因此，可以說，知識固然可以成為散文寫作的具體材料，但大多數則不然，僅僅支撐起了作家一個俯瞰的世界的平台，知識越多，平台越高，作家的視野也就越開闊。作家眼光的博大與否自然直接關乎著作品的氣度。所以，散文家應該成為學問家。
散文家可以是專家，也可以是“雜家”。但是不是“雜家”並不影響一個人能不能成為散文家。不過，要成為一位散文大家，需要“雜家”博大豐厚的學問準備。這種準備，可以從多門類、多角度去觀察認識社會、審視靈魂，在一個高層麵上書寫悲天憫人之作。當然，雜家”之雜不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或者隨便拾人牙惠便可以成就。而是，必須埋頭讀書、潛心研究，一個門類，一個門類的深進去，淺出來，形成自我的閱讀見識，也就是說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進入九十年代，我每年係統學習一個門類的知識，尤其是伏熱的六、七、八三個月，我一般不寫大東西，用於讀書，先後探求過：主體經濟、城市建設、傳統文化、中西文化比較以及源頭文化等門類。探求時，每一門類準備10至20本角度不同的書，爭取能夠很快將之抽象出一個框架，而後用獨特的語言和觀點進行表述。當然，有時研究旁類是為了給主體提供佐證，比如，為了給帝堯定位“民師帝範，文明始祖”，我係統閱覽了中國通史，研究了559位皇帝。這樣，才形成了基本準確的定論。
九、你認為什麼是真正的“文化散文”？你的《根在堯都》叢書及《歲月》、《風景》係列也能歸為這種“文化散文”嗎？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化散文”一直是散文界的熱門話題。我讀到的較早的“文化散文”是餘秋雨的《文化苦旅》。《文化苦旅》以現代思想激活了曆史，又用曆史闡述了思想，初讀時確實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從這點出發，餘秋雨對散文寫作是有貢獻的。近些年，再讀“文化散文”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最初的新鮮感沒有了。所以，我以為“文化散文”也應該發展，發展的目標應該是文化，說透徹點是文而要化，文而大化，將文史水乳交融進情感思維中去，再流瀉成筆下的文字。不要再停留在某一處古跡，某一件史事，某一個人物的描述和反思，再這麼下去，似乎也會成為一個模式，一個套子。
如此審視我的作品，《歲月》、《風景》以及《根在堯都》叢書都可以歸為“文化散文”之列，但，我以為能將文史大而化之的扛鼎之作尚推《堯都土話》。《堯都土話》蘊含了豐厚的曆史文化、地域文化，但是在表述時絕沒有吊書袋式的旁證博引，是本土化了的文史，是鄉村化了的文史。或許，這樣嚐試應該給“文化散文”的發展提供一種思路。
十、能不能說“堯都文化”既是你散文的根，又是你散文的“心”？你在作品中是如何表現這種“根”和“心”的？
回答這個問題，應該從“堯都文化”說起。說清“堯都文化”，應該從文化落筆。文化這個概念，定義頗多，我最為認同的是：文化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基於這個認識，我將文化減略為：習慣。文化，也就是習慣、習俗。因而，堯都文化”也就是堯都大地上生成的習慣、習俗。
“堯都文化”生成在遙遠的上古，無疑其外部形態是農耕式的。不過，構成堯都文化的特質卻是古老的科學和拙樸的民主。古老的科學表現在帝堯欽定曆法，敬授民時，推廣水井，導民求生。拙樸的民主表現在設立謗木，廣納諫言，實行禪讓，傳位與舜。而這兩方麵的特質均是先前的頭人、首領所不具備的，因此，可以說堯都文化的內核是創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