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蔣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坐待勝利，實在沒有絲毫權利接受敵偽投降。我們要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人民要求，中國解放區抗日軍隊有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和軍事管製日本的權利，並且有參加將來和會的權利。要不是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為是很不恰當的。
毛澤東並在8月13日，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名義寫給蔣介石一個電報，揭露蔣介石的內戰陰謀。緊接著於8月16日，毛澤東又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名義，寫給蔣介石第二個電報，進一步揭穿蔣介石集團準備內戰的陰謀，並提出中國共產黨關於製止內戰的6項主張。8月15日，朱德總司令致美、英、蘇三國說帖，要求三國注意目前中國戰場的事實：“經過我們（解放區抗日軍）8年的苦戰，奪回了近百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解放了一萬萬以上的人民，組織了100萬以上的正規軍和220多萬的民兵”，“建立了19個大塊的解放區”，“我們至今猶抗擊和包圍著侵華日軍的69％（東北四省不在內）和偽軍的95％”。而國民黨政府對於日偽，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觀，坐待勝利的方針，其軍隊大部不打敵偽，退至大後方，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因此，向三國提出我們的聲明和要求，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在延安總部指揮之下，“有根據《波茨坦公告》條款及同盟國規定之受降辦法，接受被我軍包圍之日偽軍隊的投降、收繳其武器資材”；“有權派遣自己的代表參加同盟國接受敵國的投降和處理敵國投降後的工作”，“有權選出自己的代表團，參加將來處理日本的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說帖最後正告美國政府要“站在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的利益上”，“如果國民黨政府發動反對中國人民的全國規模的內戰（此種內戰危險，現已極其嚴重）請勿予國民黨政府以援助”。並在同一天，朱德總司令向侵華日酋岡村寧次發出命令：“應下令你所指揮的一切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分外。”並警告岡村“對執行上述命令應負絕對的責任”。
8月16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蔣介石發言人談話》的評論文章，向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從曆史角度全麵地揭露了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真麵目和準備內戰、挑撥內戰的新花招新伎倆，表明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內戰、製止內戰的嚴正立場和態度，再次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全文如下：
蔣介石的發言人，於十五日下午在重慶記者招待會上講所謂共產黨違反蔣介石委員長對朱德總司令的命令時說：“委員長之命令，必須服從。”“違反者即為人民之公敵。”新華社記者說：這是蔣介石公開發出的全麵內戰的信號。蔣介石於十一日發出一個背叛民族的命令，在最後消滅日寇的關頭，禁止八路軍新四軍和一切人民軍隊打日本打偽軍。這個命令，當然是絕對不能接受和絕對不應接受的。隨後，蔣介石經過他的發言人，就把中國人民的軍隊宣布為“人民公敵”。這樣就表示：蔣介石向中國人民宣布了內戰。蔣介石的內戰陰謀，當然不是從十一日的命令開始的，這是他在抗戰8年中的一貫計劃。在這8年中，蔣介石曾於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發動過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準備將其發展為全國範圍的內戰，僅由於中國人民和盟邦人士的反對，才未實現，使蔣介石引為恨事。因此，蔣介石不得不把全國內戰改期到抗戰結束的時候，這樣就來了本月十一日的命令和十五日的談話。蔣介石為了發動內戰，已經發明了種種詞令，如所謂“異黨”、“奸黨”、“奸軍”、“叛軍”、“奸區”、“匪區”、“不服從軍令政令”、“封建割據”、“破壞抗戰”、“危害國家”；以及所謂中國過去隻有過“剿共”，沒有過“內戰”，因此也不會有“內戰”等等。這一次稍為特別的，是增加了一個新詞令，叫作“人民公敵”。但是人們會感覺到，這個發明是愚蠢的。因為在中國，隻要提起“人民公敵”，誰都知道這是指著誰。在中國，有這樣一個人，他叛變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將中國人民推入了十年內戰的血海，因而引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然後，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領一群人，從黑龍江一直退到貴州省。他袖手旁觀，坐待勝利。果然，勝利到來了，他叫人民軍隊“駐防待命”，他叫敵人漢奸“維持治安”，以便他搖搖擺擺地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