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可興（以下簡稱“張”）：“旅行紀聞”這種形式，近幾年在報紙和電視節目中運用較多。比如《人民日報》刊登的“民族地區紀行”、“僑鄉紀行”，《人民日報》（海外版）關於長江和運河兩岸等的係列報道，中央電視台的唐蕃古道專題報道，等等。我注意到，在采用旅行紀聞這種報道形式中，您的名字出現得較多，請問，您是否有意識地在運用這種形式？
王謹（以下簡稱“王”）：是的。1986年我在雷州半島走了三縣一市，寫了《來自雷州半島的報告》係列篇；1987年我在青藏高原驅車2000公裏，先後發表了《柴達木紀行》、《四千裏路雲和月》、《從拉薩到亞東》等係列篇；1988年夏，我在寧夏、新疆長途采訪後，先後發表了《寧夏紀行》、《今日北疆——尋訪絲綢之路北路》係列篇；1989年，我到西南雲南、貴州兩省采訪，寫了《從封閉到開放——來自雲貴高原的報告》係列篇；1989年12月到泰國訪問後，於1990年2月連續發表了《訪泰紀聞》係列篇，等等。
張：看來您運用“旅行紀聞”這種形式已得心應手。您為什麼要采用這種形式，是不是要形成自己新聞寫作的特色或風格？
王：得心應手還談不上，倒是確實在追求個人的寫作特色和風格。多年來，新聞稿件的形式單調、表現手段程式化，成為影響新聞傳播效果的原因之一，我們每個記者都應該為改變這種狀況作出努力。如果成批記者都有了自己的風格和特點，新聞這塊陣地就會異彩紛呈，惹人喜愛。
我之所以較多采用這種體裁，是因為旅行紀聞有自己的特點。比如，它比通訊、特寫在形式上顯得活潑、灑脫；在筆法上具有文學色彩，感染力強；在容量上不限於寫一人一事，既可綜合記述新人新事，又可包括曆史變革、風土人情等；在時效上，盡管不如消息、通訊，但是所反映的事實仍是新鮮的；在作用上，以其時宜性與報道主題、報道重點相協調，達到引導輿論的作用。
張：您講的這些我以為也就是“旅行紀聞”的主要特點。同時，我也注意到，您把“旅行紀聞”與通訊作了比較。在談到“旅行紀聞”時，我稱為形式而您稱為體裁。據我所知，在新聞體裁分類中，“旅行紀聞”被分在通訊中，一般稱為風貌通訊。您是否有意要把它從通訊中分開來。
王：新聞體裁分類，在我國新聞界目前尚未達成共識；即使今天統一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新聞事業的實踐，體裁還會發生變化。按絕大多數新聞講義的分類辦法，通訊這種體裁現在的“負擔”似乎太重了，包括的內容太龐雜。把“旅行紀聞”留在通訊這種體裁中不是不可以，但按其特點來講，我認為還是分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新聞體裁為好。
張：這是為什麼？
王：可以從三方麵理解。
首先從曆史上看，“旅行紀聞”這種體裁並不是近年才興起的。本世紀以來，國內外許多知名記者早就運用了。比如我國人民早就熟悉的美國著名記者斯諾，他寫的《西行漫記》、《中國見聞錄》，就很難說是通訊集，而是一種帶有文學特色的紀聞式文體。我國著名記者範長江寫的《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等，其中內容大都是先以“旅行紀聞”的形式在報紙上連載後，才彙編成書的。《中國的西北角》是最有“旅行紀聞”特色的。翻開書的篇目，第一篇為“成蘭紀行”，第三篇為“祁連山的旅行”，第四篇為“祁連山北的旅行”；第二、第五篇盡管沒有“紀行”字樣，但文體仍是紀行體裁。這本書是作者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身份，從1937年7月起，對我國西北地區旅行考察的見聞合集。這次旅行西達敦煌、北至包頭，行程2000公裏，曆時10個月。四川、陝西、青海、甘肅、內蒙古等廣大地區，均留下了範長江的足跡。他在係列報道中對國民黨統治地區政治上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危機，作了淋漓盡致的披露；同時，首次向全國人民公開報道了紅軍和二萬五千裏長征。這組“旅行紀聞”談古論今，意趣橫生，並涉及宗教、民族關係等廣泛的領域。文中引人入勝的描述、入木三分的議論、廣博充實的知識，都足以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
張：您談到這裏，我想起周恩來、瞿秋白也寫過類似的作品。
王：是這樣。周恩來在歐洲勤工儉學期間，從1920年11月到1924年8月，曾為天津《益世報》寫了大量旅歐通信，其中不少就是以紀聞形式報道了國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瞿秋白在1920年10月至1921年10月，作為北京《晨報》的特約記者，赴十月革命後的蘇俄考察，記錄了“一路上的見聞經過、具體事實，以及內心的變遷起伏、思想理論”。這些文字在《晨報》發表後，又編輯成《新俄國遊記》、《赤都心史》兩部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