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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有幾十個民族，漢族人數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維吾爾等民族大多居住在邊遠地區，比起漢族來，都屬於少數民族。人們習慣地把漢人稱中國人，但中國人並非隻指漢族，居住在我國版圖內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國人。例如，今天稱你是蘇聯人，這可以包括蘇聯所有各民族在內，但如果說你們都是俄羅斯人，顯然就不對了。試看在座的三位：一個是亞美尼亞人（指米高揚），一個俄羅斯人（指伊萬·柯瓦廖夫），一個猶太人（指葉夫根尼·柯瓦廖夫），三個人屬於三個不同的民族，不是嗎？！在民族政策上主要是反對大漢族主義，在目前是這樣。但從曆史上講，漢族也曾被異族奴役過、統治過。雖然漢族是個大族。總而言之，民族政策必須是端正的，民族壓迫必須取締，民族間的糾紛必須妥善排解。我們提倡各民族互相團結、互相友愛、互相合作，共同建國。民族間出現某些摩擦或糾紛，甚至是矛盾或衝突是難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較容易解決。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對大漢族主義，同時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這兩者是妨礙和破壞民族團結、共同發展的禍根子。我軍向前發展，很快就要進入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了。因此，關於對民族問題將會在最近製定出一套相應的方針、政策。
在毛澤東談到青年組織形式的問題時，米高揚插話說：成立幾個不同的青年組織是否會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層的力量，是否會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摩擦？為了便於對青年們的組織、安排和領導，是否隻要一個共青團組織就行了？毛澤東聽了很不高興地說：中國青年人口總數有2億多，怎麼可以用一個組織把他們圈起來？圈起來怎麼做工作？對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應該是恰當的、靈活的，自然也要保證他們能發揮出自己應有的作用。米高揚急忙聲明：隻是帶著耳朵來的，沒有權利發表意見。自此以後，米高揚再也沒有插過話，也沒有提出過什麼新的問題，隻是靜聽而已。談話中，毛澤東還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內的狀況，並談到黨對犯錯誤的幹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這些犯有路線錯誤，給黨造成巨大損失的同誌仍被選入中央委員會。
2月4日上午，任弼時來到米高揚住處訪問，寒暄之後，雙方談了幾個實質性問題：一是關於蘇聯革命初期和衛國戰爭時期，黨對群眾的號召、發動、組織等工作安排方麵的問題。二是關於恢複生產和發展生產方麵的問題。三是關於解放戰爭的發展，革命的進展與轉變等問題。
2月5日上午，周恩來同米高揚單獨談話一次，談話內容很廣泛，主要是：討論了戰後經濟建設、交通運輸等恢複工作；成立新政府的總體規劃與設想；對外關係問題，特別是對外貿易的開展與管理；發展與建設各種社會組織、群眾團體和對他們力量的運用和發揮；在中國有多黨存在，它們的作用和意義等。周恩來的談話，給米高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他在私下與師哲交談中說：“你們成立中央政府時不愁沒有領導人，周恩來是當總理最合適的人選。從哪兒找得到周恩來這樣好的總理？！你們有這樣一位好總理真幸運！”
毛澤東曾到米高揚住處看望他兩次。頭次是一天傍晚七八點時去的，在拜會米高揚後閑聊中，毛澤東說：“我們黨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各個階段執行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政策。事實證明我們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步驟是牢靠的，雖然遇到的困難不少，而且在前進的道路上將要遇到的坎坷不平或許更多……我們認為我們的解放戰爭，越勝利地向前發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這裏說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時也更需要朋友對我們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對我們是同情、支持和幫助的，是真心誠意的友好。假朋友是表麵的友好，他們口是心非或者還出些壞主意，使人上當受騙，然後他們幸災樂禍，我們會警惕這點的。”米高揚很注意地聽著，心裏好似忐忑不安，覺得毛澤東的話高深莫測，不明所以，既沒插話，也沒表態。第二次是2月6日中午，也就是米高揚離開西柏坡的前一天，毛澤東是為了向米高揚告別、送行來的，兩人泛泛高談闊論了一番，雙方都感到輕鬆愉快，驅散了前幾天的某些不和諧氣氛。
2月7日淩晨，米高揚由朱德、任弼時陪同抵石家莊，順便乘車遊覽了市容，隨後就登機回國了。（師哲《在曆史巨人身邊》372—388頁）米高揚雖然是這麼看了，又這麼聽了，但對中國共產黨的武裝究竟有多大力量、能否打過長江，把國民黨政府攆出南京，解放全中國等問題仍持懷疑態度。
五、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劃時代意義
為了迎接全國勝利的到來，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國共產黨在西柏坡新蓋的機關食堂召開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出席中央委員34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重要工作人員12人。其中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林祖涵、董必武、張聞天、彭德懷、林彪、康生、李富春、李立三、陳毅、賀龍、鄧小平、蔡暢、陸定一、聶榮臻、李先念、鄧子恢、譚震林、陳紹禹、王稼祥、王震、雲澤等。這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的前夕，中國共產黨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向全會作了報告。全會批準了1945年6月七屆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認為中央的領導是正確的，批準了由中國共產黨發起，並協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民主人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批準了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的聲明及其所提八項條件以為與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與軍事集團舉行和平談判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