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報告分十個問題。指出今後解決國民黨殘存的100餘萬作戰部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方式，而用戰鬥去解決，仍然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和準備的。強調“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毛澤東說：“從1927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但是“城鄉必須兼顧”，“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係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在城市工作中，“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麵，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鬥爭。”“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複和發展。”城市的一切工作，“都要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
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並指出即將建立的新中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有了這個專政，“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的報告著重分析了中國的國情，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對黨的經濟政策，作了理論上和原則上的說明，批評了在這些問題上的“左”的和“右”的錯誤觀點。
毛澤東在報告中考慮到階級鬥爭形勢和中國共產黨地位的變化，及時提醒全黨要警惕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情緒的滋長和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毛澤東說：“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誌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傲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全會還通過一項決議：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以防止為個人歌功頌德的現象。這些舉措在新形勢下，對加強黨的建設具有深遠重大的意義。
總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關鍵時刻，及時地提出了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分析了中國的各種經濟成分，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問題，提出了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生產建設和這個國家內部和外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問題；探討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將來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思想。毛澤東在會上的報告是一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馬克思主義文獻。
六、毛澤東等進京“趕考”
1948年12月13日，在天津還沒打下，與傅作義派出的代表正進行緊張和平談判，進展微妙的時刻，毛澤東給平津前線司令部發了一份電報，確定北平解放後，由彭真任市委書記、葉劍英為市軍事管製委員會主任兼市長；並令彭、葉兩人當即自平山縣出發北上。傅作義接受了和平觪放北平的條件，把部隊開出城區，接受改編後，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也就在這一天米高揚到達西柏坡。當夜，周恩來把在李家莊中央統戰部的秘書長齊燕銘和秘書處長周子健等召來，要他們連夜出發趕去北平，著手籌備新政協的工作；同時把北平的中南海、香山和北京飯店三個處所接收下來，作為中央機關的駐地和接待民主人士的住所。周恩來又通知楊尚昆為他們準備了幾輛卡車。當夜，齊燕銘、周子健以及住在李家莊的周建人、胡愈之等民主人士，冒著寒風星夜疾駛，於2月3日清晨到達北平。他們迅速完成了周恩來交代的任務，把一批民主人士安頓在北京飯店住下。2月26日，林彪、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歡迎各民主黨派人士的會議。原計劃在哈厼濱或石家莊召開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現在可以在新生的北平舉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