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西藏上層反動分子還沒有就此罷休，潛伏的政治鬥爭卻日趨公開化、尖銳化。1952年2月，傳統的傳大召宗教活動即將開始。大召寺外麵的大門上，貼出了一張傳單，上麵寫著：在傳大召、小召期間，將有好戲可看。果然，3月底，有幾個打著“人民會議”旗號的代表，來到布達拉宮噶廈辦公處，遞交了一份《西藏人民請願書》，公然要求中央代表修改十七條協議，撤走駐藏解放軍等等。噶廈的幾個噶倫看了很為難，雖然也反映了某些人的心聲，但怕帶來麻煩，大家商量決定退回“請願書”。不料“人民會議”的代表態度強硬，非要噶廈收下不可，他們說：“此‘請願書’經二司曹看過，他們叫送給噶廈，請一定收下。”既有來頭，諸噶倫不敢馬虎，他們便一起到二司曹處，請示處理辦法。狡猾的魯康娃並不回答是否看過“請願書”，隻是說：“這份‘請願書’確為西藏人民呈報的。解放軍不是尊重人民的意見嗎？你們噶倫就將‘請願書’原原本本地轉呈張代表吧！”4月1日，噶廈成員前往張經武住處，向中央代表呈交了“人民會議”的“請願書”。拉薩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當晚，千餘藏軍和武裝喇嘛突然包圍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張經武的住所，周圍房頂上架起了英式機關槍。事態到了一觸即發的危險地步。當時，張經武身邊隻有一個警衛班，他鎮定自若，一方麵通過電話和張國華、譚冠三研究布置了部隊，以防萬一；一方麵，張經武把所有噶倫請到他的住地，向這些地方政府官員嚴正指出：“這次‘請願書’和武裝包圍，是分裂祖國的陰謀，背後有人策劃，你們西藏地方政府必須立即製止。我們堅決按照和平協議的原則辦事，力爭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萬一有人執迷不悟，硬要擴大事態，我們將被迫堅決自衛，其後果將由肇事者自負！”在張經武的義正詞嚴之下，噶倫們承認事態的嚴重性。當場，阿沛·阿旺晉美和拉魯·次旺多吉提出留在張代表住處，一同應付萬一，避免事態擴大。過了一天，張經武又把全體噶倫請來，研究偽“人民會議”問題。張經武站著，背靠著窗口說：“偽‘人民會議’破壞團結，違反協議的行動，都是二司曹在暗中支持的。他們幹了大量壞事，我們一直忍讓。現在已經到了危險的邊緣。”張經武邊說邊指著窗口說：“再讓，就要掉下去。我們同二司曹已經無法合作相處了。請把我的話向達賴喇嘛傳達。”緊接著，張經武決定親自去布達拉宮會見達賴。當時，布達拉宮山上藏軍林立，戒備森嚴，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張經武隻帶翻譯和兩個警衛員，迎著滿山荷槍實彈的藏兵，一步一步登上布達拉宮。年輕的達賴喇嘛非常欽佩地會見了這位臨危不懼的中央代表。張經武嚴肅地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有關指示。這以後，達賴在接見噶廈全體官員時說：解放軍首長同二司曹之間的矛盾，如同破裂的瓷碗一樣，裂痕已經無法粘合了，目前很難和解。我們隻有保留官銜和薪俸，叫他們辭去司曹職務了。當噶廈官員向二司曹傳達達賴指示時，司曹羅桑托喜連聲應諾：“是，是。”司曹魯康娃卻態度頑固，還狂妄地煽動說：“我可以遵照指示辭職，但我要提醒你們注意，對麵芒市山溝裏，不僅搭有解放軍的帳篷，而且還有炮口指向我們！你們記住這件事，以後還有話說……”二司曹的下台，偽“人民會議”的破產，給上層反動集團一個沉重的打擊，使西藏的形勢由動蕩轉為安定奠定了良好基礎。於是，中央代表和中共西藏工委積極扶持和發展了上層中的愛國力量，並把工作重點放在爭取廣大的上層動搖人士身上。采取了座談、訪問、隨意交談等多種多樣的自由活潑方式，展開了廣泛的聯係活動，耐心等待他們的覺俉，孤立少數親帝分裂主義分子。並針對動搖人士的思想顧慮，向他們反複說明：解放軍忠實不渝地遵守和平協議的各項規定，對於過去親帝國主義和親國民黨的官員，隻要他們堅決脫離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抵抗，仍可繼續供職，不咎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