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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很多員工對問題件和突發事件處理的不利索，這方麵財務和組長作為管理者，是有責任的。莊嚴，你這幾天抽點時間歸納整理一下資料，形成書麵文字發給每個人，怎麼樣？”羅海說。
“問題件可以歸納，但是突發事件情況太多，過於複雜。如果要是總結的話，我覺得還是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收派件快遞的安全問題，這個意義更大。”莊嚴說。
“安全問題？老話題了。全國幾百萬快遞員不知道每天要丟多少個快遞，幾乎人人有此遭遇，防不勝防。再怎麼交流，快遞還是要送，丟件還是照樣發生。這隻能靠自己加強安全防範，別無他法。”伍賀表現的對此問題不屑一顧。
“這不是加強安全防範的問題：比如全國大部分城市都是禁止電動三輪車上路的，更別說載貨了，這逼迫著快遞員必須用兩輪摩托車，或電動自行車。貨物在這樣的運輸工具上，肯定是外露的，想不被賊惦記都難。這樣的風險快遞員無法防範，而且還隻能任憑發生。”王靜說，“很多快遞員在車子後麵改裝了後備箱，上了鎖，結果無法滿足件多、時間緊等要求，嚴重影響了工作效率，而且取件相當麻煩，‘寧願’成為盜賊的目標。”
“這是政策問題。如今社會，幾乎所有的人都和快遞有著親密的關係。這種狀況會逼迫著國家充分考慮如何放權地方，因城市而異，給物流業打開一條綠色的發展通道。”羅海說，“麵對丟件我們也並不是就束手無策，個人還是有一定責任的：比如手機等體積小且昂貴的電子產品，可以裝包裏隨身攜帶；盡可能的把車停在可以代為看管的門衛、超市、商鋪等門口；還有，就是頭腦要靈活，對於貴重、到付、轉地址等快遞，要有防範收件人的心裏意識，不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現在的盜賊抓住行業的漏洞，處心積慮的想著怎麼設陷阱來坑害快遞員。甚至連水滸和兵書的招數都用上了，去年的‘調虎離山’：快遞員預約了客戶後才帶了四部價值近兩萬元的手機出門配送，到了小區樓下，客戶卻莫名的關機了。快遞員在撥打客戶手機的時候，客戶此時假裝行人從其旁邊走過，打探手機放的位置。而後走到另一邊，用另外一個號碼給快遞員打電話，要求送件（和手機的下單地址是同一棟樓的不同樓層。盜賊抓住了快遞員的心裏：趁手機客戶還沒有聯係上的時間，完全可以把這個催件給送了）。結果，快遞員就中了盜賊的調虎離山計，手中的件沒有送出去（盜賊隨便寫的地址，真實的客戶不可能簽收），四部手機也不翼而飛。”伍賀說。
“這個案子我記得：當時是報了警的，這個盜賊是省內流動作案，手法嫻熟、善於偽裝，反偵察意識很強。民警蹲點逮捕他的時候，他剛偷了三部手機回來。打開他的出租屋，讓民警驚歎的不是屋內亂七八糟的快遞贓物，而是一個比他小十多歲的未成年女孩專門坐在電腦旁下單，為其鎖定作案目標。”竹清說。
“民警在屋子裏發現了大量的奢侈品，還搜出了假發、化妝用品、衣服等作案工具，還有一個作案記錄本。幸虧，民警根據其流竄作案的手段抓住了這個盜賊，不然快遞員就要淚崩了。”伍賀說，“奇怪的是，那個不到十四歲的女孩子被管教幾天就放出來了，而那個家夥不但犯盜竊罪，還被女孩父母以強奸罪起訴。”
“民法規定的責任年齡是十六歲，而刑法是十四歲。女孩未成年，所以隻能被管教；男孩和十四周歲以下的未成年女孩同居，發生性關係，應當以強奸罪定罰的，並不以女孩的意誌為轉移。”莊嚴接著說，無意中他發現羅欣瞪了他一眼，仿佛在用目光對他所說的話表示反感。
“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隻有你想不知道，沒有騙子做不到的，上次我在不知不覺中就被騙了，商家和快遞員同樣命苦。”羅欣說，“大概一個星期前，我的一個淘寶店友，她給買家發了件價值六百元的四件套衣服，結果快遞公司反饋過來的信息是丟了。起初他們說因為沒有保價，按照規定隻能賠償快遞費的六倍。結果，我一朋友就微博、微信、QQ、快遞公司官網等同時發布了此件事情的全過程，進行申訴，要求按照價格賠償。之後，她接到了快遞公司很多電話，不是髒話謾罵就是打折賠償私了。她一氣之下，又投訴到3·15，沒幾天，當地負責人就找到了她，全額賠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