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存在幾千年，自有它的社會價值在。不管裏麵有多少欺騙和迷信成分，在法律之外，師們是受行業道德製約的。路千裏迢迢，他們付出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腦力和體力勞動，才把遊魂帶回故鄉，得以與親人團聚，且保證屍身不會腐爛，這於陰陽兩界，都是功德無量的。而且，他們絕不挾屍要價，因為凡得請師的苦主，都非大富大貴之家，有時碰到實在拿不出錢的老鄉，師自貼路費的都有。
中國人崇尚“死者為大”，再摳門的人，辦喪事時也會大方一回。所以，古往今來，在死人口裏討口飯吃的行業多如牛毛，卻不是每個討屍食的人，都有師般的道德自律。古風尚存的年代，舉頭三尺有神明，借屍斂財者，也會有所顧忌，不敢挾屍為質漫天要價。可惜，自二十世紀後半葉以降，舊道德破壞殆盡，人心不古；新思想難以為繼，世風日頹。利益驅動下，人若無所敬畏，便惡念叢生，鋌而走險，或黑白勾結，幹出諸多挾屍要價的傷天害理之事。
西藏流行天葬，兀鷲吃死人，是在為靈魂超度。而依仗黑惡勢力挾屍要價，這樣的“吃死人”者，跟兀鷲比，那真是禽獸不如了。因為某些執法者的屍位素餐，放縱了某些人在“屍位”上吃“大餐”，若無相對獨立的司法製度，相信類似事件，隻會一件比一件駭人。
所謂屍諫，即陳屍以諫，後泛指臣子以死規勸君主。史上最著名之，見於《孔子家語·困誓》：“未有若史魚死而，忠感其君也，不可謂直乎！”史魚，衛國大夫，衛靈公親小人遠賢臣，史魚屢諫不聽，憂鬱而死。臨終時對兒子說，我生前無法正君，死了也無以成禮。我死後，你將我屍體擱在窗下，我才會瞑目。子魚死後，他兒子遵囑將其屍放在窗下。衛靈公循例來祭奠，見狀大為生氣，便責問子魚之子為何如此不孝。子魚之子實言以告，衛靈公大為震驚，自知過失，忙命將子魚厚葬，並改弦更張，親賢臣遠小人。孔子知道這事，大讚子魚之，乃正義之行為也。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又有“至聖先師”的吹捧，後世遂有人向子魚同誌學習，以死諫君。如清道光年間軍機大臣兼大學士王鼎，是主戰派，支持林則徐禁煙，怎奈道光帝聽不進去，王鼎隻好寫好諫書後上吊自殺，以道光。
忠臣之，雖有愚忠之嫌，仍可用“挾屍求仁”來褒讚。但是，以己屍來，一鋪曬冷，舉手無回，沒幾個人玩得起，還是挾他人之屍劃算些。所以，“”字到了後來便慢慢變味，“挾屍求仁”絕跡，“挾屍要價”崛起，端的令人齒寒。
上一篇析“”字，談到挾屍要價，最常見的，在於暴利的殯葬業。最直接能詮釋這個字的，莫過於火化排序中的貓膩：誰的親屬給的紅包大誰先火化，沒給紅包的，一邊“曬冷”去。除此之外，殯葬車、消毒、化妝、骨灰盒、靈堂布置等等，可之處多如牛毛，每一關都都以錢買路，否則，天堂之門便不肯打開。更荒唐的潛規則，還有諸如抬遺體上車或下車，要收“抬屍費”；骨灰盒下，要花錢買包“護靈劑”等，隻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生死不過百十年，國人從醫院到墓園，有錢的便可生得偉大、死得光榮，沒錢，便會生被縫肛，死遭辱屍。而這一切，誰都知道，是因為行業壟斷——扯到“壟斷”二字，那可得慎之又慎，不然，草民如我等，死無葬身之地，可就不是一個比喻那麼簡單了。
蛇有蛇路，鼠有鼠洞。信仰崩潰，道德淪喪，你可堂而皇之挾屍要價，我便光天化日殺人賣屍——湖北荊州爆出的挾屍要價案，相信隻是冰山一角。兩年前，廣東揭陽警方便破獲了一個殺人賣屍集團，抓獲9名疑凶。據稱，該案受害者多是智障人士、精神病患者或老人，屍體多以萬元一具的價格賣往潮汕一帶，給有親屬死亡的家庭或殯儀館火化充數用。而據《鳳凰周刊》報道，2004年廣東化州發生過殯儀館雇人盜墓偷屍案、廣西欽州發生過民政局向殯儀館收購屍體案……都說人在做，天在看——這話沒錯，“天”確實隻是在“圍觀”而已。
鳥首人身之，見於《山海經·卷十八·海內經》：“有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利喙，名曰氏。其性甚貪吝，好逸惡勞，巧言令色，國人皆避之而莫及。”也就是說，在一個叫“鹽長”的國家，有一種人，鳥頭尖嘴，稱為氏。氏既貪婪又摳門，好逸惡勞，整天吹牛不上稅說謊不打草稿，國人都很討厭他們，避之唯恐不及。也因為如此神憎鬼厭，後來就慢慢變成罵人的詞。《水滸傳》中，殺人魔王李逵就經常口出言，如第廿二回：“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麼，敢來消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