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背景在前一章我說過，哲學是對於人生的有係統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時候，人們常常受到生活環境的限製。在特定的環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學也就有特定的強調之處和省略之處，這些就構成這個哲學的特色。
就個人說是如此，就民族說也是如此。這一章將要講一講中華民族的地理、經濟背景，以便說明，一般地說中國文化，特殊地說中國哲學，如何成為現在這樣，為什麼成為現在這樣。
中華民族的地理背景《論語》說："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雍也》）讀這段話，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著古代中國人和古代希臘人的不同。
中國是大陸國家。古代中國人以為，他們的國土就是世界。漢語中有兩個詞語都可以譯成"世界"。一個是"天下"，另一個是"四海之內"。海洋國家的人，如希臘人，也許不能理解這幾個詞語竟然是同義的。但是這種事就發生在漢語裏，而且是不無道理的。
從孔子的時代到上世紀末，中國思想家沒有一個人有過到公海冒險的經曆。如果我們用現代標準看距離，孔子、孟子住的地方離海都不遠，可是《論語》中孔子隻有一次提到海。他的話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論語·公冶長》）仲由是孔子弟子，以有勇聞名。據說仲由聽了這句話很高興。隻是他的過分熱心並沒有博得孔子喜歡，孔子卻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同上）孟子提到海的話，同樣也簡短。他說："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孟子·盡心上》）孟子一點也不比孔子強，孔子也隻僅僅想到"浮於海"。生活在海洋國家而周遊各島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力士多德該是多麼不同！
中華民族的經濟背景古代中國和希臘的哲學家不僅生活於不同的地理條件，也生活於不同的經濟條件。由於中國是大陸國家，中華民族隻有以農業為生。甚至今天，中國人口中從事農業的，估計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農業國，土地是財富的根本基礎。所以貫串在中國曆史中、社會、經濟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總是圍繞著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在這樣一種經濟中，農業不僅在和平時期重要，在戰爭時期也一樣重要。戰國時期（公元前480一前222年），許多方麵和我們這個時代相似，當時中國分成許多封建王國，每個國家都高度重視當時所謂的"耕戰之術"。最後，七雄之一的秦國在耕戰兩方麵都獲得優勢。結果勝利地征服了其他各國，從而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統一。
中國哲學家的社會、經濟思想中，有他們所謂的"本""末"之別。"本"指農業，"末"指商業。區別本末的理由是，農業關係到生產，而商業隻關係到交換。在能有交換之前，必須先有生產。在農業國家裏，農業是生產的主要形式，所以貫串在中國曆史中，社會、經濟的理論、政策都是企圖"重本輕末"。
從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輕視。社會有四個傳統的階級，即士、農、工、商，商是其中最後最下的一個。士通常就是地主，農就是實際耕種土地的農民。在中國，這是兩種光榮的職業。一個家庭若能"耕讀傳家"，那是值得自豪的。"士"雖然本身並不實際耕種土地，可是由於他們通常是地主、他們的命運也係於農業。收成的好壞意味著他們命運的好壞，所以他們對宇宙的反應，對生活的看法，在本質上就是"農"的反應和看法。加上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就有表達能力，把實際耕種的"農"所感受而自己不會表達的東西表達出來。這種表達采取了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的形式。
"上農公元前三世紀有一部各家哲學的撮要彙編《呂氏春秋》，其中一篇題為《上農》。在這一篇裏，對比了兩種人的生活方式：從事"本"業的人即"農"的生活方式，和從事"末"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農很樸實，所以容易使喚。他們孩子似的天真，所以不自私。他們的財物很複雜，很難搬動，所以一旦國家有難，他們也不棄家而逃。另一方麵，商的心腸壞，所以不聽話。他們詭計多，所以很自私。他們的財產很簡單，容易轉運，所以一旦國家有難，他們總是逃往國外。這一篇由此斷言，不僅在經濟上農業比商業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農也比商高尚。"上農"的道理也就在此。這一篇的作者看出，人們的生活方式受其經濟背景的限製；他對農業的評價，則又表明他本人受到他自己時代經濟背景的限製。
從《呂氏春秋》的這種觀察，我們看出中國思想的兩個主要趨勢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們是彼此不同的兩極，但又是同一軸杆的兩極。兩者都表達了農的渴望和靈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
"反者道之動在考慮這兩家的不同之前，我們先且舉出一個這兩家都支持的理論。這個理論說，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任何事物，發展到了一個極端，就反向另一個極端；這就是說，借用黑格爾的說法，一切事物都包含著它自己的否定。這是老子哲學的主要論點之一，也是儒家所解釋的《易經》的主要論點之一。這無疑是受到日月運行、四時相繼的啟發，農為了進行他們自己的工作對這些變化必須特別注意。"易傳"說："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係辭傳》下）又說："日盈則仄，月盈則食。"（《豐卦·辭》）這樣的運動叫做"複"。《複卦·辭》說："複，其見天地之心乎！"《老子》也有相似的話："反者道之動。"（《老子》第四十章）這個理論對於中華民族影響很大，對於中華民族在其悠久曆史中勝利地克服所遭遇的許多困難，貢獻很大。由於相信這個理論。他們即使在繁榮昌盛時也保持謹慎，即使在極其危險時也滿懷希望。在前不久的戰爭中，這個思想為中華民族提供了一種心理武器，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絕大多數人還是懷著希望度過來了，這種希望表現在這句話裏："黎明即將到來"。正是這種"信仰的意誌"幫助中國人民度過了這場戰爭。
這個理論還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論據，中庸之道儒家的人讚成、道家的人也一樣讚成。"毋太過"曆來是兩家的格言。因為照兩家所說，不及比太過好，不做比做得過多好。因為太過和做得過多、就有適得其反的危險。
自然的理想化道家和儒家不同，是因為它們所理性化的、或理論地表現小農的生活的方麵不同。小農的生活簡樸，思想天真。從這個方麵看問題，道家的人就把原始社會的簡樸加以理想化，而譴責文化。他們還把兒童的天真加以理想化，而鄙棄知識。《老子》說："小國寡民，……使人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第八十章）這不正是小農國家的一幅田園畫嗎？
農時時跟自然打交道，所以他們讚美自然，熱愛自然。這種讚美和熱愛都被道家的人發揮到極致。什麼屬於天，什麼屬於人。這兩者之間，自然的、人為的這兩者之間。他們作出了鮮明的區別。照他們說，屬於天者是人類幸福的源泉，屬於人者是人類痛苦的根子。他們正如儒家的荀子所說，"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道家的人主張，聖人的精神修養，最高的成就在於將他自己跟整個自然即宇宙同一起來，這個主張正是這個思想趨勢的最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