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做的結果，我們將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遠快樂。所以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又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孔子的精神修養發展過程在道家的著作《莊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說他把自己局限於仁義道德之中，隻知道道德價值，不知道超道德價值。表麵上看，他們是對的，實際上他們錯了。請看孔子談到自己精神修養發展過程時所說的話吧，他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孔子在這裏所說的"學"，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學。《論語》中孔子說："誌於道。"（《述而》）又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裏仁》）孔子的誌於學，就是誌於這個道。我們現在所說的學，是指增加知識；但是"道"卻是我們用來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還說："立於禮。"（《論語·泰伯》）又說："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堯曰》）所以孔子說他三十而立，是指他這時候懂得了禮，言行都很得當。
他說四十而不惑，是說他這時候已經成為知者。因為如前麵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為止，也許僅隻是認識到道德價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認識到天命了，並且能夠順乎天命。換句話說，他到這時候也認識到超道德價值。在這方麵孔子很像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覺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來喚醒希臘人。孔子同樣覺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論語》記載："子畏於匡，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個與孔子同時的人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佾》）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時候，深信他是在執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認識到的價值也就高於道德價值。
不過，我們將會看出，孔子所體驗到的超道德價值，和道家所體驗到的並不完全一樣。道家完全拋棄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觀念，而代之以追求與渾沌的整體達到神秘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認識、所體驗的超道德價值，距離人倫日用更遠了。
上麵說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從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正確。他的行動用不著有意的指導。他的行動用不著有意的努力。這代表著聖人發展的最高階段。
孔於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西方對於孔子的了解，可能超過了對於其他任何中國人的了解。可是在中國內部，孔子雖然一直出名，他的曆史地位在各個時代卻有很不相同的評價。按曆史順序說，他本來是普通教師，不過是許多教師中的一個教師。但是他死後，逐漸被認為是至聖先師，高於其他一切教師。到公元前二世紀，他的地位更加提高。當時許多儒家的人認為，孔子曾經真地接受天命，繼周而王。他雖然沒有真正登極，但是就理想上說，他是君臨全國的王。這顯然是個矛盾，可是有什麼根據呢？這些儒家的人說，根據可以在《春秋》的微言大義中找到。他們把《春秋》說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現其倫理、政治觀點的一部最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鄉魯國的編年史。再到公元前一世紀，孔子的地位提高到比王還高。據當時的許多人說，孔子是人群之中活著的神，這位神知道在他以後有個漢朝（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所以他在《春秋》中樹立一種政治理想，竟能完備得足夠供漢朝人實施而有餘。這種神化可以說是孔子光榮的頂點吧，在漢朝的中葉，儒家的確可以叫做宗教。
但是這種神化時期並沒有持續很久。公元一世紀初，就已經有比較帶有理性主義特色的儒家的人開始占上風。從此以後，就不再認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為"至聖先師"的地位仍然極高。直到十九世紀末，孔子受天命為王的說法固然又短暫地複活，但是不久以後，隨著民國的建立，他的聲望逐漸下降到"至聖先師"以下。在現在，大多數中國人會認為，他本來是一位教師，確實是一位偉大的教師，但是遠遠不是唯一的教師。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認為是博學的人。例如，有一個與他同時的人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論語·子罕》）從前麵的引證，我們也可以看出，他自認為是繼承古代文化並使之垂之永久的人，與他同時的一些人也這麼認為。他的工作是以述為作，這使得他的學派重新解釋了前代的文化。他堅持了古代中他認為是最好的東西，又創立了一個有力的傳統，一直傳到最近的時代，這個時代又像孔子本人的時代，中國又麵臨巨大而嚴重的經濟、社會變化。最後，他是中國的第一位教師。雖然從曆史上說，他當初不過是普通教師，但是後來有些時代認為他是至聖先師，也許是不無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