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義關於人的德性，孔子強調仁和義，特點是仁。義是事之"宜"，即"應該"。它是絕對的命令。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應該做的事，必須為做而做，因為做這些事在道德上是對的。如果做這些事隻出於非道德的考慮，即使做了應該做的事，這種行為也不是義的行為。用一個常常受孔子和後來儒家的人蔑視的詞來說，那就是為"利"。在儒家思想中，義與利是直接對立的。孔子本人就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在這裏已經有了後來儒家的人所說的"義利之辨"，他們認為義利之辨在道德學說中是極其重要的。
義的觀念是形式的觀念，仁的觀念就具體多了。人在社會中的義務，其形式的本質就是它們的"應該"，因為這些義務都是他應該做的事。但是這些義務的具體的本質則是"愛人"，就是"仁"。父行父道愛其子，子行子道愛其父。有個學生問什麼是仁，孔子說："愛人"（《論話·顏淵》）。真正愛人的人，是能夠履行社會義務的人。所以在《論語》中可以看出，有時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種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總和。所以"仁人"一詞與全德之人同義。在這種情況下。"仁"可以譯為perfectvirtue（全德）。
忠、恕《論語》記載："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孔子又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由此看來，如何實行仁，在於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換句話說，"己之所欲，亦施於人"，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麵，孔子稱之為"忠"，即"盡己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麵，孔子稱之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的這兩個方麵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實行仁的方法）。
後來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係矩之道"。就是說，這種道是以本人自身為尺度，來調節本人的行為。公元前三、二世紀儒家有一部論文集名叫《禮記》，其中有一篇《大學》，說；"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係矩之道。"《禮記》另有一篇《中庸》，相傳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其中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大學》所舉的例證，強調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麵；《中庸》所舉的例證，強調忠恕之道的肯定方麵。不論在哪個方麵，決定行為的"係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東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時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會中的責任和義務，這就包括了義的性質。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開端和終結。《論語》有一章說："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裏仁》）每個人在自己心裏都有行為的"係矩"，隨時可以用它。實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簡單所以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知命從義的觀念，孔子推導出"無所為而為"的觀念。一個人做他應該做的事，純粹是由於這樣做在道德上是對的，而不是出於在這種道德強製以外的任何考慮。《論語》記載，孔子被某個隱者嘲諷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憲問》）。《論語》還記載，孔子有個弟子告訴另一個隱者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後麵我們將看到，道家講"無為"的學說。而儒家講"無所為而為"的學說。依儒家看來，一個人不可能無為，因為每個人都有些他應該做的事。然而他做這些事都是"無所為"，因為做這些事的價值在於做的本身之內，而不是在於外在的結果之內。
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這種學說的好例。他生活在社會、政治大動亂的年代，他竭盡全力改革世界。他周遊各地，還像蘇格拉底那樣，逢人必談。雖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費，可是他從不氣餒。他明知道他不會成功，仍然繼續努力。
孔子說他自己："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他盡了一切努力，而又歸之於命。命就是命運，孔子則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換句話說，它被看作一種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後來的儒家，就把命隻當作整個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條件和力量。我們的活動，要取得外在的成功，總是需要這些條件的配合。但是這種配合整個地看來，卻在我們能控製的範圍之外。所以我們能夠做的，莫過於一心一意地盡力去做我們知道是我們應該做的事，而不計成敗。這樣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說的君子，知命是一個重要的必要條件。所以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由此看來，知命也就是承認世界本來存在的必然性，這樣，對於外在的成敗也就無所縈懷。如果我們做到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就永不失敗。因為，如果我們盡應盡的義務，那麼，通過我們盡義務的這種行動，此項義務也就在道德上算是盡到了，這與我們行動的外在成敗並不相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