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墨子的故事與此有關，很有趣味。故事說："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墨子·公孟》）如果用現代邏輯的術語，墨子可以說，鬼神的懲罰是一個人有病的充足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一種似是而非的矛盾現在正是個適當的時候來指出，不論墨家、儒家，在對待鬼神的存在和祭祀鬼神的態度上，都好像是矛盾的。墨家相信鬼神存在。可是同時反對喪葬和祭祀的縟禮，固然好像是矛盾的。儒家強調喪禮和祭禮，可是並不相信鬼神存在，同樣也好像是矛盾的。墨家在談到儒家的時候，自己也十-分明快地指出過這種矛盾。公孟子是個儒家的人。"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孟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墨子·公孟》）儒家、墨家這些好像是矛盾的地方，都不是真正的矛盾。照儒家所說，行祭禮的原因不再是因為相信鬼神真正存在，當然相信鬼神存在無疑是祭禮的最初原因。行禮隻是祭祀祖先的人出於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禮的意義是詩的，不是宗教的。這個學說後來被荀子及其學派詳細地發揮了，本書第十三章將要講到。所以根本沒有什麼真正的矛盾。
同樣在墨家的觀點中也沒有實際的矛盾。因為墨子要證明鬼神存在，本來是為了給他的兼愛學說設立宗教的製裁，並不是對於超自然的實體有任何真正的興趣。所以他把天下大亂歸咎於"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並且接著問道："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墨子·明鬼下》）所以他的"天誌"、"明鬼"之說都不過是誘導人們相信：實行兼愛則受賞，不實行兼愛則受罰。在人心之中有這樣的一種信仰也許是有用的，因此墨子需要它。"節用"、"節葬"也是有用的，因此墨子也需要它。從墨子的極端功利主義觀點看來，需要這兩種東西是毫不矛盾的，因為兩者都是有用的。
國家的起源人們若要實行兼愛，除了宗教的製裁，還需要政治的製裁。《墨子》有《尚同》三篇，其中闡述了墨子的國家起源學說。照這個學說所說，國君的權威有兩個來源：人民的意誌和天帝的意誌。它更進一步說，國君的主要任務是監察人民的行動，獎賞那些實行兼愛的人、懲罰那些不實行兼愛的人。為了有效地做到這一點，他的權威必須是絕對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可能要問：為什麼人們竟然自願選擇，要有這樣的絕對極威來統治他們呢？
墨子的回答是，人們接受這樣的權威，並不是由於他們選中了它，而是由於他們無可選擇。照他所說，在建立有組織的國家之前，人們生活在如湯瑪斯·霍布士所說的"自然狀態"之中。在這個時候"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墨子·尚同上》）如此說來，國君最初是由人民意誌設立的，是為了把他們從無政府狀態中拯救出來。
在另一篇中，墨子又說："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貧、眾寡、安危、治亂也。"（《墨子·尚同中》）照這個說法，國家和國君又都是通過天帝的意誌設立的了。
不論國君是怎樣獲得權力的，隻要他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照墨子所說，天子就要"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這就引導出墨子的名言："上同而不下比"（同上），就是說，永遠同意上邊的，切莫依照下邊的。
如是墨子論證出，國家必須是極權主義的，國君的權威必須是絕對的。這是他的國家起源學說的必然結論。因為國家的設立，有其明確的目的，就是結束混亂，混亂的存在則是由於"天下之人異義"。因此國家的根本職能是"一同國之義"（均見《墨子·尚同上》）。一國之內，隻能有一義存在，這一義必須是國家自身確定的一義。別的義都是不能容忍的，因為如果存在別的義，人們很快就會返回到"自然狀態"，除了天下大亂，一無所有。在這種政治學說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墨子發展了俠的職業道德，那是非常強調團體內的服從和紀律的。它無疑也反映了墨子時代的混亂政治局麵，使得許多人向往一個中央集權的政權，哪怕是一個專製獨裁的也好。
這樣，就隻能夠存在一義。義，墨子認為就是"交相兼"，不義就是"交相別"。這也就是唯一的是非標準。通過訴諸這種政治製裁，結合他的宗教製裁，墨子希望，能夠使天下一切人都實行他的兼愛之道。
墨子的學說就是如此。與墨子同時的一切文獻，一致告訴我們，墨子本人的言行，就是他自己學說的真正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