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道家：主情派在《莊子注》中，向秀與郭象對於具有超越事物差別之心，"棄彼任我"而生的人，作出了理論的解釋。這種人的品格正是中國的人叫做"風流"的本質。
"風流"和浪漫精神為了理解"風流"，我們就要轉回到《世說新語》（簡稱《世說》）上。這部書是劉義慶（403-444年）撰，劉峻（463-521年）作注。魏晉的新道家和他們的佛教朋友，以"清談"出名。清談的藝術在於，將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家思想，用最精粹的語言，最簡潔的語句，表達出來，所以它是很有講究的，隻能在智力水平相當高的朋友之間進行，被人認為是一種最精妙的智力活動。《世說》記載了許多這樣的清談，記載了許多著名的清談家。這些記載，生動地描繪了三、四世紀信奉"風流"思想的人物。所以自《世說》成書之後，它一直是研究"風流"的主要資料。
那麼，"風流"是什麼意思？它是最難捉摸的名詞之一，要說明它就必須說出大量的含義，卻又極難確切地翻譯出來。就字麵講，組成它的兩個字的意思是"Wind（風）和Stream（流）"，這對我們似乎沒有多大幫助。雖然如此，這兩個字也許還是提示出了一些自由自在的意味，這正是"風流"品格的一些特征。
我承認，我還沒有懂得英文Romanticism（浪漫主義）或romantic（羅曼諦克）的全部含義，但是我揣摩著，這兩個詞與"風流"真正是大致相當。"風流"主要是與道家有關。我為什麼在本書第二章說，中國曆史上儒家與道家的傳統，在某種程度上，相當於西方的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傳統，這也是原因之一。
漢（公元前206一公元220年），晉（265-420年），不僅是中國曆史上兩個不同朝代的名稱，而且由於它們的社會、政治、文化特征很不相同，它們還指文學藝術的兩種不同，以及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漢人風度是莊嚴、雄偉；晉人風度是放達、文雅。文雅也是"風流"的特征之一。
《列子》的《楊朱》篇在這裏必須首先講一講道家著作《列子》的《楊朱》篇。本書第六章已經說過，這個《楊朱》篇並不代表先秦那個真正的楊朱的思想。現在中國學者認為，《列子》是公元三世紀的著作。所以《楊朱》篇也一定是這個時期的著作。它很符合這個時期思想的總趨勢，事實上是風流的一個方麵的表現。
《楊朱》篇中區分了"外"和"內"。這個假冒的楊朱說："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製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製命在內。
《楊朱》篇有一段虛構了子產與其兄、弟的談話。子產是公元前六世紀鄭國著名的政治家。據說子產治國三年，治得很好，可是其兄、弟不聽他的，其兄好酒，其弟好色。
一天，子產對其兄、弟說："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欲，則性命危矣。
其兄、弟回答說："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楊朱》篇所說的治內，相當於向郭所說的任我；所說的治外，相當於向郭所說的從人。人活著，應當任我，不應當從人。就是說，人活著應當任從他自己的理性或衝動，不應當遵從當時的風俗和道德。用三、四世紀常用的話來說，就是應當任"自然"，不應當循"名教"。這一切，新道家都是一致同意的。但是新道家之中仍有主理派與主情派的區別。前者以向郭為代表，強調遵從理性而生；後者以下麵講到的人們為代表，強調任從衝動而生。
任從衝動而生的思想，在《楊朱》篇中以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此篇有一段是："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即晏嬰、管仲，都是先秦的齊國著名政治家，在曆史上並不同時）。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
"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膻。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