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可是，並沒有得到妥善保護。生產隊隨意在陵園掘土挖坑，開荒種地。出土文物中的金屬製品，有的竟被當作廢銅爛鐵銷毀掉，一些石製、陶製物品則被丟來拋去。臨潼縣文化館館長李耀亭同誌說，關於秦始皇陵的破壞情況，曾專門向陝西省有關部門打過報告，並建議成立秦始皇陵保管所，展出當地出土的秦代文物，對廣大群眾進行階級鬥爭和曆史唯物主義教育。但是，報告上送以後，如石沉大海，沒有回音。
中國新聞社記者
內參刊出後，王永安和藺安穩既沒有“永安”，也沒有“安穩”的感覺，相反的是各自懷揣忐忑不安的心，密切關注著這篇文章的動向。他們心中都很清楚，這一紙文章的命運，就是中國西部驪山腳下埋沒了２０００多年的那一大批武士陶俑的命運。出乎意料的是，這篇關於秦俑發現情況的第一篇文字報道刊發後，立即引起了江青的注意。
李先念的緊急批示
１９７４年的中國，政治風雲奔湧激蕩，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和以江青為首的兩股政治力量再次展開激烈較量，新一輪的權力搏殺已到了生死攸關、難分難解的最後關頭。這一年的１月，首都幾大報刊連篇累牘的社論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儒評法”的新高潮。而這個時候的林彪與孔老二一樣早已不在人間生存，任何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隻要懂得一點旁敲側擊的藝術都能看出，這場運動打擊的目標就是中央的某位領導人。當“批林批孔”的口號又加上“批周公”的時候，即使是最遲鈍的黨員、幹部也都明白矛頭所指的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已是癌症晚期的周恩來——這位被“四人幫”看作是活著的儒家代表人物，終於心力交瘁，不得不離開他居住了長達２６年之久的中南海西花廳，住進解放軍三○五醫院接受治療。當周恩來病倒之時，毛澤東主席正在他的故鄉長沙休養，這在客觀上為江青等人進一步控製中央的權力帶來了契機。在“批林批孔”、“批儒評法”的政治運動中，秦始皇被“四人幫”吹捧成是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革命派，是朝氣蓬勃的，是真老虎，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以及他的“孝子賢孫”，則被批判為是腐朽的、沒落的反革命小醜。就在江青等人絞盡腦汁四處搜集所謂法家的言論和實物，以便為其政治目的服務之時，秦始皇陵出土武士俑的內參被江青看到了。在驚喜之餘，這個已是大權在握、趾高氣揚的女人，又為內參所言“臨潼某些領導同誌出於本位主義考慮，不願別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沒有向上級報告”這件事很感惱火，她立即打電話給姚文元，讓姚轉告有關方麵的負責人，對臨潼某些領導的做法要嚴加追查，並杜絕這類事情再度發生。同時，要求有關部門盡快將事情真相調查清楚，報中央和國務院。姚文元受領指令後不敢怠慢，立即向國務院分管這項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轉達了江青對此事的態度。李先念見此事引起了江青的重視，更是不敢馬虎，將藺安穩寫的內參緊急批轉給分管文物工作的國務院副秘書長吳慶彤和國家文物局長王冶秋。其原文如下：
慶彤同誌並冶秋同誌：
江青同誌很關心這件事。建議請文物局與陝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護好這一重點文物。
先念
１９７４年６月３０日
隨著“內參”與“批示”的相繼麵世，８０００兵馬俑將從中國西部一躍而起，全世界都屏息注視這一人類文明的奇跡。
１９７４年７月５日，藺安穩的文章與李先念的批示，一同擺到了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的辦公桌上。王冶秋看到批示，心中一沉，是不是陝西又出現了打砸搶燒文物或文化遺址的事情此時“批林批孔”正在全國進行，許多文物和文化遺址已被砸爛燒毀。當然最倒黴的還是孔老夫子故址的那三大文化景觀——孔府、孔廟、孔林。幸虧周恩來總理出麵阻止，方算挽住狂瀾。這類屢見不鮮的事情盡管讓文物局焦慮不安，但又無可奈何。“批示”的到來除令這位主管全國文物的最高領導人又蒙上一層陰影外，似乎並無太大的驚異。
當他看到文章的標題時，大為驚駭並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一股難以名狀的喜悅與興奮劃過腦際，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尚有珍貴文物出土，的確令人激動不已。可惜這種心情隻是在腦海裏一閃而過，隨之而出現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我怎麼不知道此事
當他以最快的速度閱完文章的全部內容後，一種失職與蒙辱的感覺油然而生。國務院白紙黑字的批文已到眼前，可堂堂的文物局局長對此卻全然不知，實在是不可思議。他抓起電話，讓文物管理處處長立即趕到自己辦公室，也許是文管處沒有彙報才造成自己的被動，他想。
當文管處處長陳滋德趕來時，對文章所報道的一切仍然一無所知。國家文物局被蒙在鼓裏了。
王冶秋拿起電話要通了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希望盡快了解事情的具體情況。可令他失望的是，陝西方麵作了“我們也一點不了解”的回答。
陝西省文管會同樣被蒙在了鼓裏。
為爭取主動，盡快了解詳情，７月６日，國家文物局文管處處長陳滋德，攜帶李先念副總理的批示，乘飛機抵達西安，向陝西省委主管領導人和文化局傳達了內參內容和批示。第二天，在陝西省文管會負責人杭德洲等幾名幹部的陪同下，火速趕到臨潼縣文化館。
“這麼大的事，你們為什麼不上報”省文管會負責人顯然不是以表揚的神態質問文化館館長王進成和文物幹部趙康民，這一詢問的目的在於當麵證實自己的確對此不知，也給北京來的陳滋德一個心理上的平衡。
“有說是神廟，有說是磚瓦窯，到底屬於什麼性質說不準，我想弄個明白後再彙報。”趙康民極為尷尬地作著解釋，內心的苦衷自然沒法說出。
事已至此，其他人也就不好再說些什麼，當大家來到展廳，看到已修複的高大陶俑時，一切的沉悶與不快都煙消雲散了。每一雙眼睛都射出驚訝和激動的亮光。一個個鯬悍健壯、栩栩如生、頂鎧戴甲的武士，巋然不動地站立在麵前，透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陽剛之氣。
“太偉大了！”陳滋德讚歎著，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轉身對眾人說：“快，快去現場看看。”
眾人來到了西楊村外的井邊。
由於此前臨潼縣文化館已組織社員在井的四周掘開了一個南北長１５米、東西寬８米的大坑，坑下更多的陶俑已顯露出來，在客觀上增加了可視效果。
大家以欣喜的心情查看了俑坑所在的位置和陶俑的形狀，對俑坑的性質作了大體的估計：既不是磚瓦窯，也不是神廟遺址，根據俑頭可以自然拿下和空腹來看，它和前些年在秦始皇陵園內出土的跪坐俑基本相同。從這一點可以肯定陶俑的時代不是漢唐而是秦代，可能是項羽盜秦始皇陵時放火焚燒的一個秦代遺址。
既然人類已經接到了這支地下大軍的信息，就再也不能放過這個曆史性的契機，陳滋德與陝西省委領導人商定，盡快組織一支考古隊，徹底弄清這一重大發現的內涵。之後，陳滋德速返北京，向王冶秋彙報了他赴陝的工作情況。此時，江青為臨潼方麵沒有及時上報而大為光火之事，已通過姚文元的秘書轉達給了王冶秋，並讓文物局寫出具體調查報告迅速上報中央。在這種情況下，王冶秋主持了報告的寫作，除實事求是地說明了陝西方麵發現武士俑的經過外，鑒於江青炙手可熱的權勢和咄咄逼人的氣焰，報告在最後一段寫道：“這次中央負責同誌的批示，對文物工作是一個很大的促進。最近我們除遵照江青同誌關於不能把出土文物據為己有的指示精神，代國務院草擬了文件外，今後還準備在工作中經常注意表揚保護文物的好人好事，批評本位主義以及把出土文物據為己有的傾向，把文物工作進一步加強起來。”當這份報告上報之後，王冶秋才鬆了一口氣。
經過國務院和國家文物局批準，陝西省委組成了秦始皇陵秦俑坑發掘領導小組。領導小組成員為：
陝西省文物局局長於哲吉
陝西省博物館革委會主任廷文舟
陝西省文管會負責人杭德洲
臨潼縣縣委宣傳部部長張誌超
臨潼縣晏寨公社黨委書記傅永仁
西楊村生產隊隊長楊培彥
同時，陝西省委決定由省博物館、省文管會、臨潼縣文化館三家抽調專業人員，成立秦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對遺址進行發掘。首批隊員共５人，其年齡和知識結構狀況為：
杭德洲，４５歲，北京大學考古訓練班結業。
袁仲一，４１歲，華東師大古代史碩士研究生畢業。
屈鴻鈞，５０歲，北京大學考古訓練班結業。
崔漢林，３７歲，西北大學考古專業畢業。
趙康民，４０歲，高中。
從以上的人員狀況可以看出，這是陝西方麵所派出的最為精銳的考古分隊之一。就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中國而言，像這樣年富力強、受過專業訓練或具有實踐經驗的考古隊伍是少見的。
７月１５日下午，杭德洲、袁仲一等考古隊人員，攜帶幾張行軍床、蚊帳等生活及發掘用具，匆匆離開西安，乘一輛敞篷汽車來到西楊村，在生產隊長楊培彥的安排下，於村邊生產隊糧庫前的一棵大樹下安營紮寨。
當一切安排妥當，又匆匆吃了幾口自己攜帶的幹糧後，夜幕已降臨了。四周看不到一點燈火，沉寂蒼涼的秦始皇陵被蒙上了一層陰森可怖的麵紗。高大的驪山在夜色中辨不分明，隻有陣陣淒厲的狼嚎隱約傳來，使這塊土地顯得更加荒蠻和更具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