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帛書不如竹簡普及，在地下又容易腐朽，所以考古工作者在以往的考古發掘中，發現的竹簡比較多，但帛書卻極少。直到這次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帛書出土，才讓眾人大開了眼界。
這些帛書，都是以生絲平紋織成，其條紋很細密、均勻，帛書的幅寬為48厘米左右。從字體的行文規程看,一般都是把帛橫攤著寫的,它的高度有整幅和半幅兩種，整幅的高約48厘米，半幅的髙約24厘米;如果在帛上有圖和表，大小就看需要而定。帛書在書寫之前，有的先用朱砂畫好上下欄及七八毫米寬的直行，也就是後世所說的“朱絲欄”，而後再寫上字。整幅的每行60多到70多字，半幅的30多字。有的不畫行寫，字的大小疏密比較隨便。除了個別的字用朱砂書寫之外，大部分是用墨書寫就。先前曾有研究者認為古代用漆寫簡和帛，從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實物來看，還沒有發現這種情況。墨的原料是用鬆枝等燒成的煙，過去有用石墨製墨的說法，但這次發掘沒有得到實物證明。考古、研究人員發現，這些帛書用的帛往往很長，當寫完一種書後，也不剪斷，就另起一行寫下其他的一種書。也有在一種書的第一行頂上，塗一黑色的小方塊作標記，表示另一種書從這裏開端。所以在一段帛上，常常寫著好幾種書。馬王堆三號漢墓這批帛書出土時，除了極少數卷在二三厘米寬的竹、木條上之外，絕大多數是折疊後放在第17號長方形的漆盒裏麵，折疊的邊緣有不同程度的斷損，那卷在木條之上的帛書，由於年久日深，層與層黏連在一起，研究人員打開時破損比較嚴重。
自從秦代統一文字，規定小篆作為全國標準字體之後，還規定隸書作為日用文字，通行全國。到西漢初年，隨著社會的發展，漢字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據初步推斷，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這一批帛書，抄寫的時代可能有先後，也不是出於一個人的手筆，可能抄寫的人對漢字發展的態度不一樣，因此字體既有小篆，也有隸書，同時還有正在脫變中的各種過渡形式。整個帛書上的文字代表了這一時期字體的全貌。除了字體之外，另一個特點就是假借字多，簡化字多，這些情況進一步表明，在秦統一全國文字後，西漢初年中國文字又處在一個新的發展過程中。
據初步整理，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帛書一共20多種，大約12萬字左右，這樣大批古書的發現，是繼河南汲縣的晉朝鹹寧五年(公元279)古墓裏出土《竹書紀年》等大批竹簡之後，在近1700^的時間裏，隻有1972年在銀雀山漢墓中發現的大批竹簡與之相
[1]竹簡有著名的{孫子兵法》等多種古佚書。
媲美的一次重大發現。從這批帛書的內容看，隻有少數幾種流傳下來，而大部分是久已失傳的佚書。書的內容以古代哲學思想、曆史為主，也有相當一部分是當時自然科學方麵的著作，還有各種雜書，整理者後來將這批帛書依次編號：
(甲>1《老子》甲本，無篇題。
2《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一，無篇題。
3《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二，無篇題。
4《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三，無篇題。
5《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四，無篇題。
(乙）1《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一，《經法》。
2《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二,《十大經》。
3《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三，《稱》。
4《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四，《道原》。
5《老子》乙本。
(丙）i《周易》，無篇題。
2《周易》卷後佚書之一，無篇題。
3《周易》卷後佚書之二，《要》。
4《周易》卷後佚書之三，《昭力》。
5《周易?係辭》，無篇題。
(丁）與《戰國策》有關的書一種，無篇題。
(戊）與《左傳》類似的佚書一種，無篇題。
(已）關於天文星占的佚書一種，無篇題。
(庚）關於相馬的佚書一種，無篇題。
(辛）關於醫經方的佚書一種，無篇題。
(壬）1關於刑德的佚書之一，無篇題。
2關於刑德的佚書之二，無篇題。
3關於刑德的佚書之三，無篇題。
(癸）1關於陰陽五行的佚書之一，無篇題。
2關於陰陽五行的佚書之二，無篇題。
(子）導引圖一幅。
(醜）地圖一幅。
(寅）駐軍圖一幅。
(卯）街坊圖一幅。
(辰）雜占。[1]
麵對大多數久已失傳的人類文化至寶，帛書整理小組在整理的同時，也開始作初步的研究和探討。大家驚訝地發現，有的古籍，不僅對今天來說是佚書，甚至是東漢時期的劉向、班固也沒有見到。帛書的出土，不僅豐富了古代史的內容，訂正了史書的記載，還可以作為校勘某些傳世古籍的有力依據。同時，在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等方麵，也為後世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
老子與《道德經》
帛書《老子》的兩種寫本，都是用墨筆寫在帛上。一本是帶有隸書筆法的小篆，研究者稱為甲本。一本是隸書，稱為乙本。甲本的帛多有破損，文字多有殘缺，乙本的帛大體完好，文字大都清晰。從這小小的差異中可以推斷，甲本抄寫年代在乙本之前。
秦王朝統一文字後，規定小篆為社會上的通用文字，但官吏辦理徭役和訟獄等事務，則用隸書[2]。字體的演變，必然是舍繁難而取簡易，所以到漢朝初年，隸書盛行，而小篆漸廢，抄書者自然也用隸書而不用小篆。此次出土的《老子》甲本是小篆，乙本是隸書，這就是為什麼研究者認為甲本在前，乙本在後的理由。不過這兩點僅指一般情況而言，從三號墓發掘時的情形看，乙本放在漆盒裏，甲本卷在木片上，甲本是不是因為這一點而多破損則難斷定。再
[1]參見《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載《文物》1974年第9期。U]見《漢書?藝文誌》及許慎《說文敘》。
者，漢初也有些人會寫小篆，甲本是不是寫者特意用小篆？所以僅憑以上兩點還算不上有力的證據。但有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寫者避漢朝皇帝名諱的情況。甲本中所能辨得清的“邦”字22個，而漢高祖的名字正是劉邦。就當時的規定，皇帝的名字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都是不能書之於著作上的。根據三號墓出土的木牘記載，墓主人下葬於漢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很顯然，甲本《老子》應成書於劉邦稱帝之前，即公元前206年之前。
帛書《老子》乙本，已用“國”字替代了“邦”字，這表明其成書於公元前206年之後。但書中任意使用“盈”字和“恒”字，而漢惠帝和漢文帝的名字恰為劉盈和劉恒。據此可以推論，乙本成書於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87年之間，顯然比甲本成書時代要晚。
關於老人其人，世人多不陌生。依據《史記》的記載，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春秋時期楚國苦縣厲鄉曲仁裏人，比孔子稍微早一點。他做過周政府守藏室的史官，這個職務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孔子到周政府所在地洛陽去，曾經向他請教過禮。他告訴孔子說:“一個了不起的商人，深藏財貨，而外表看起來好像是空無所有；一個有修養的君子，內藏道德，而外表看起來好像是愚蠢遲鈍。你要去掉驕傲之氣和貪欲之心，這些對你都沒有益處〇”
老子在周政府呆了很久，看到周室日漸衰微，於是就離周西行，將要出函穀關的時候，守關的將軍對他說：“你平時不留文字,現在快要隱居了，勉強為我們寫一本書吧D”於是老子就寫了一本書，分為上下篇，內容談的都是“道”和“德”，共5000多字。後世稱為《老子》或《道德經》。書寫好以後出關西去，從此以後再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他大概活了160多歲，也有人說活了200多歲，這是因為他修道並且善於養生的關係。
在孔子死後129年，周政府有一個太史名叫儋的出關見秦獻公，於是有人傳說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人說不是，世人也不曉得哪一種說法對——這就是司馬遷關於老子其人其事記載的大體經過。
後來的研究者認為，司馬遷的上述記載基本可信，但也不能盡信，這位太史公抱著存疑的態度又說:“或日：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
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日：‘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日:儋即老子，或日: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包括司馬遷本人)搞不清楚老聃、老萊子、太史儋三者究竟是不是同一個人。老子的身世如此混沌不明,曾使他本身的存在與否都成了問題，他是不是手著了《道德經》就更成問題了3於是對於《老子》一書，有人以為是太史儋所作，有人以為是莊子的門徒所依托，也有人以為是呂不韋的門客所纂輯，更有人以為是漢人掇拾而成。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這紛繪眾說中，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還是司馬遷的說法最為可信。因為其中有些文字必定出自於老子之口，莊子以後的人是無法說出來的，如“道衝，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如“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強為之名日大”(第二十五章）等等都是明證。如果仔細推究一下戰國時代的道家之學，就可以看出列子的貴虛，是老子貴柔思想的演進;楊朱的為我，是老子無為哲學的發展；莊子的曠達，是老子自然主義的開拓。諸家學說“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史記?莊子傳》)。而《道德經》無疑是諸家學說的搖籃。
當然，老子書中也有後人雜人的文章，如第二十六章的“萬乘之主”，全書常見的“侯王”等詞，顯然都是戰國時代的成語，而不是春秋末年所能有的。另夕0有注文時混進去的，如第三十一章的“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等，文中既用“言”字，當然是注文無疑。不過這些文字並不多，所以，這本書的作者，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還是老子，臾不過有很少的部分是後人所撰，或注文時混入的罷了。
人們看到一般通行的老子書，都分上下篇。上篇的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下篇的第一句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因此後人就取上篇的“道”字和下篇的“德”字，合起來稱它為《道德
經》。
這部《道德經》僅5000多字，但它卻以獨特而深刻的思想，極富啟發性的人生體驗，精辟而富有詩意的語言闡述了老子的宇宙觀、人生觀及社會政治觀。圍繞“道”這一中心概念，闡明了老子關於宇宙的起源、世界的存在方式、事物發展的規律以及人類社會的種種矛盾與解決方式等，通篇充滿了辯證的邏輯力量與深邃美妙的詩意，千百年來，人們始終懷著極大的熱情和興趣對這部著作進行解讀和闡釋，並為此留下了許許多多見仁見智的注譯。
韓非的《解老》、《喻老》是最早的《老子》注，其後，為《道德經》注疏、詁解者蜂起，2000多年來能見到的已逾百家。《漢書?藝文誌》就曾記載《老子鄰氏經傳》4篇、《老子傅氏經說》37篇、《老子徐氏經說》6篇、劉向《說老子》等等。可知在漢代時，《道德經》已有多種不同的傳本。從總體上看，《道德經》的傳本可分為兩大係統:一是以王弼本為代表的文人係統(傅奕、蘇轍、陸希聲、吳澄諸本屬於這一係統），其特征是:文筆曉暢，不減助字，字數逾5000之數。二是以河上公本為代表的民間係統（嚴遵、景龍碑、遂州碑和敦煌本屬於這一係統），其特征是：文筆簡奧，語助詞從刪，字數依於5000之數。王弼本係統偏重於“學”（道家)，河上公本係統偏重於“教”(道教)。河上公本係統的“減字”(刪減語氣助詞）、“古字”(如“無”作“無”、“芸”作“雲”之類)特征表明了道、俗的分別。因此，如果把《道德經》看作一部道經來詮解的話，則應取河上本係統中的一種傳本來作為底本為宜。但河上公本人的身份和時代後人知之甚少，隻知他是一個傳說人物，相傳他曾拒絕了漢文帝邀請其做官的好意，隻答應為文帝作《老子》注。但他的注本在《漢書?藝文誌》中卻未見載錄，這就讓後世的研究者懷疑其注本，可能是別人假托其名的偽作。即使假托的偽作，從河上公本的成書年代看，也不會早於東漢，而很可能和王弼注本成於同一個時代，那便是魏晉時期。關於這個問題，曆代注家學者曾進行了長達千餘年的爭論，直到馬王堆三號墓帛書《老子》甲、乙本出土後，研究者才驀然發現，它比任何已知《老子》一書的版本要早4個世紀。既然如此，關於河上公本與王弼本誰早誰先的爭論，顯然已不再像以前那樣重要了。
讓研究者感到稀奇的是，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乙兩本，都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德經》是上篇，《道經》是下篇。這種編次是不是《老子》原書的編次?有研究者認為，從先秦古籍的有關記載來看，《老子》傳本在戰國期間，可能就已有兩種：一種是《道經》在前，《德經》在後，這當是道家傳本。這種傳本論述道德，總是把“道”擺在第一位，把“德”擺在第二位，《莊子》論述道德，也是把“道”擺在第一位，把“德”擺在第二位。另一種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這當是法家傳本。《韓非子?解老》首先解《德經》第一章，解《道經》第一章的文字放在全篇的後部，便是明證。大概是道、法兩家對於《老子》書各有所偏重。《老子》上篇講“道”的文字多些，所以後人稱做《道經》。下篇講“德”的文字多些，所以後人稱做《德經》從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的編法來看，可能屬於法家的傳本。
道家道教的傳統中雖然包含了許多對現代世界非常有益的營養成分，但是真正認識到這些成分的有效性並有意識地加以吸取、利用和發揮的人並不太多D其原因盡管來自諸多方麵，但對道教經書譯解的艱難恐怕是最基本的問題。
早在100年前，嚴複就在《譯〈天演論〉自序》中感歎：“讀古書難!”他總結了三方麵的原因：一是“曆時久遠，簡牘沿訛”，文字錯脫較多；二是“聲音代變，則通假難明”，音義變化較大;三是“風俗殊尚，則事亦參差”，社會環境變化較大。重要典籍雖然曆代“訓疏”者勤，仍不免“於古人詔示來學之旨愈益晦矣”。對道經來說，研究的難處還要增加兩條i那就是它的雜多性和傳播方式的神秘性。當年號稱“文通萬國”、“學超三教”的胡適博士在廣求佛禪之後，曾“發心”攻讀《道藏》，結果是碰壁而歸，胡適博士帶著一肚子的不解和迷惑，對道書發了一通“多半是半通不通的鬼話”的牢騷而不了了之。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研究人員還發現了《經法》、《十大經》、《稱》、《道原》等古代佚書4篇。從考古發掘的情況看，這4篇佚書與《老子》乙本同抄在一幅帛上，共175行，有11164字,除少數幾篇文字略有殘缺外，大部分都保存得相當完整，但沒有總的書名。1974年8月28日，{文物》編輯部邀請參加帛書整理的部分專家，對相關的內容進行了座談。就在這次座談會上，故宮博物院曆史學家唐蘭首次斷言，以上4篇佚書，正是佚失2000餘年的在《漢書?藝文誌》中列在道家之內的《黃帝四經》。它成書於公元前4世紀。
從這4篇古佚書的內容看，第一篇《經法》，講的是法，是《老子》所不講的。第二篇《十大經》，主要講的是兵，講黃帝擒蚩尤的故事。《老子》主張不爭，這裏講的卻是“不爭亦無以成功”。第三篇講權衡輕重的《稱》，第四篇講《道原》》，是講體係的。盡管唐蘭的這個推斷，有不少學者提出疑義，但從出土的材料、證據和後來的研究成果看，唐蘭的結論還是最為可靠的一種。
漢文帝時崇尚黃老，所以把黃帝4篇和老子兩篇全抄為一卷，這就是所謂的“黃老”著作，BIT黃帝”、“老子”的著作，屬於道家的哲學流派。它是戰國到西漢哲學流派中一個很著名的學派，尤其在漢文帝之時，已成為全國最主要的哲學學派，並是當時政府向全國推行的哲學。遺憾的是，千百年來，除了一部《老子》外，黃帝的書一部也沒有留下來。因此，後世隻知“老學”，不知“黃學”，並且對2000年來是否確有“黃學”存在，表示懷疑。馬王堆漢墓出土的4種早已失傳的黃帝書，在標誌著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重大發現的同時，也解開了哲學史上的千古之謎。荀況在《非十二子》篇中，曾激烈地批判子思、孟軻的“五行說”。但是，什麼是子思和孟軻的“五行說”，由於思孟原書早已散失，後人無法解釋清楚，這成了哲學史上千古之謎。有的學者在研究帛書《老子》甲本卷後的四篇古佚書中，發現竟是有關思孟五行說的著作。
早在1700年前的西晉鹹寧五年（公元279)，國人曾在河南汲縣一個墳墓中出土竹簡10餘萬言，一時震動朝野，但以後幾乎都散失殆盡。清朝末年在中國西北地區出土的漢晉木簡及敦煌藏書，則大多被帝國主義者連搶加奪地捆載而去。正因為如此，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出土才顯得彌足珍貴和重要。《老子》本的發現，對研究戰國至漢初法家思想的演變，探討當時統治階級崇尚黃老之學的階級實質等問題，有著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蘇秦與《戰國縱橫家書》
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一部主要記載戰國時代縱橫家蘇秦等人的書信、說辭的古佚書，共27章，17000多字。其中11章的內容可以在今本《戰國策》和《史記》中找到，不過文字有所出人。另外16章則是佚書。全書各章不按國別、時序編排。根據其內容、書例等情況，可以清楚地劃為三個部分。它的前麵14章是較早流傳的有關蘇秦的資料;從第十五章到第十九章，每章後麵記明了字數，末尾又有這5章的總字數，可見當有另一來源；最後8章明顯的是另外收集的材料編成,其中前3章與蘇秦有關。通觀這部古佚書，應是一種以蘇秦遊說資料為主的戰國縱橫家言論的輯本，為了便於稱引,研究者就替它題了個名字叫《戰國縱橫家書》，各章也加了章名。書中講到了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秦魏伐楚的史事,它的成書年代當在秦末漢初。書中避劉邦諱，而不避劉盈諱，應是漢惠帝時的抄本。
縱橫家是盛行於戰國時代的一種流派的名稱，據說導源於古代善於辭令的使節職官。戰國中後期，齊秦二雄，東西對峙，楚、宋、燕、三晉(趙、韓、魏)南北其中，出現了齊秦東西聯合兼並弱國，弱國南北約盟聯齊製秦或是聯秦製齊的錯綜複雜的鬥爭局麵。曆史上把這個時期爭取友國、孤立敵國的謀略，形象地稱作“合縱連橫”，把那些出謀劃策、周旋於列國之間的遊說之士稱作縱橫家，甚至把這種以遊說君主、謀取仕途的“門路”也叫做“縱橫之學”。後來習慣上又把戰國秦漢間的策士都算作了“縱橫家”——詐謀權變者流。蘇秦就是曆史上極為著名的縱橫家。據說，他是東周洛陽人，鬼穀先生的門徒。曾遊說燕齊楚三晉合縱拒秦，被舉為縱約長，身佩六國相印，“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穀關十五年”，最後死於齊國，比他的同學、也是敵手——另一個著名的縱橫家秦相張儀(？?公元前310年)早亡幾年。後來的研究者發現，這些傳說有不少是出於後人的偽托。蘇秦的生平事跡就連作《史記》的司馬遷也沒能夠搞個明白，他在《史記?蘇秦列傳》中寫道：“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可見蘇秦是戰國後期縱橫家所推崇的抗秦人物。他的遊說詞和書信隨著“縱橫之學”從戰國延至漢初，仍是一種“熱門”的顯學而廣泛流傳，並成為士大夫們輯錄學習的主要資料,模仿操練的一種腳本。因此,它會同《老子》等書一起出土是不足為怪的。
《戰國縱橫家書》裏有關蘇秦的言行占了將近2/3的篇幅。這些資料反映了公元前288年前後的一段時間裏，蘇秦為燕王到齊國去進行間諜活動的經過;齊濯王亡國前夕的局勢變化;齊、燕、三晉(趙、韓、魏)五國合縱擊秦的部分細節以及相互之間勾心鬥角的一些內幕，內容十分豐富。
燕昭王破齊是戰國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一個重大的曆史轉折——由齊秦對壘變為強秦獨霸，客觀上為秦統一全國創造了有利條件。但史書上對這件事記載極不詳備，至於蘇秦，倘若按照傳記上所說，這時已成亡鬼，因此，他在這個事件中的活動便隻字未提。而從出土的帛書看，蘇秦正是這幕重要“曆史劇”中的主角。由此可知這批資料就連司馬遷也沒有全部見到過，從而也可進一步推斷，這部文獻已經湮沒兩千多年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出土，無疑使戰國史的研究者開闊了新的眼界。在此之前，對戰國史實的編年主要依靠《史記》和《竹書紀年》。《史記》中戰國年代排比錯誤很多，相沿甚久，難以校正。而《竹書紀年》所見隻是輯本，而且史事終於魏哀王（即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下距秦始皇的統一還有78年。因此，曆代研究者在使用《竹書紀年》以訂《史記》編年之失時,既有不少困難，亦不可能臻於完備。三號墓帛書的出土，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豐富資料，對舊有文獻大有補缺訂誤之功，尤其是其中大部分資料的年代都在公元前299年以後，恰好是《竹書紀年》所未記錄的時期。若就史料之詳細、情節之生動而言，其價值明顯遠在《竹書紀年》之上。
令整理小組的研究者深感意外的是，這27篇文獻包括書信、遊說辭、對話記錄等等，有專門記言的，有記言兼記事的，還有記言、記事並附議論的。絕大多數篇章均無作者或遊說者的姓名。次序雜亂無章，編排也不按時間先後，有幾篇已殘缺不全，內容不能十分明了，個別錯字和脫落之處，也未一一訂正。還有幾段文字被抄書者顛倒了位置，經過仔細觀察，才找到其原來正當的位置。由此可見，帛書可能是從竹書原本轉抄來的，竹書已有錯簡和脫簡，帛書的抄寫者就沿襲下來了。
戰國時代貴族沒落，武士失職，遊說實為當時貴族之士有效的利祿之途。如果說春秋時代禮樂射禦書數六藝是士君子必須學習的學科，《戰國策》便是這個時代遊士必須認真揣摩的典籍。
戰國中期以後，在齊、秦兩大國東西對峙的鬥爭中，出現了複雜的鬥爭形勢，縱橫家在發動合縱連橫的鬥爭中，更是講究遊說。因為講究遊說，就有人按照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把前人遊說君王的書信和遊說辭搜集彙編起來，編成各種冊子以供學習模仿。所以到西漢末年劉向編輯《戰國策》時，在皇宮的書庫裏就發現有記錄戰國遊說辭的各種不同的冊子，其名稱為：《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脩書》等。有以國別分類的，也有雜亂無章的。所謂《國策》、《國事》，該是以國別分類編輯的;所謂《事語》，該是按事實分類編排的;所謂《短長》、《長書》、《脩書》，就是記載縱橫家言論的。短長，就是“權變”的意思，司馬遷所謂“謀詐用而從(縱)衡(橫)短長之說起”(《六國年表序》)。劉向以這類書中“有國別著八篇”為基礎，把其他各種冊子的資料按國別、年代加以補充，刪去重複，編輯成了《戰國策》33篇。因為這是根據不同來源的冊子彙編而成，內容比較複雜，當然免不了有重複的地方。就此書的流傳脈絡來看，劉向校錄的《戰國策》書流傳至北宋時幾無善本，高誘《注》亦無全書，曾鞏訪之於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後來王覺又得館閣諸公家藏數本（並見姚本《戰國策敘錄》），這些士大夫或館閣諸公的家藏本，可能有出於劉向編錄以外的民間傳本。姚本於第二十一卷末注雲:“集賢院本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互。”由此可以看出這樣差互而全不同的傳本，決不是同出於劉向校錄本的。
戰國末年，由秦國來完成統一大業的趨勢已經形成，東方六國常常圖謀合縱抵抗秦國，挽救自己的滅亡，因而縱橫家的活動盛極一時，蘇秦的遊說辭便廣泛流行開來。從曆史的具體情形看，三號墓出土的這部帛書所以會用近2/3的篇幅來記錄蘇秦遊說辭，不是偶然的。在《漢書?藝文誌》縱橫家中，《蘇子》就居於首位，篇數最多，多到31篇。在今本《戰國策》中，有關蘇秦的資料，其數量也大大超過了其他縱橫家。
正因為蘇秦是縱橫家學習模仿的榜樣，他的遊說辭是練習遊說用的主要腳本，其中就難免有許多是假托他編造出來的，不但誇張虛構，而且年代錯亂，矛盾百出，這便是司馬遷所謂的“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的感慨。關於這點，前人已經作過許多辨偽的工作。今本《戰國策》中，既有比較原始的蘇秦資料，也有出於後人偽造虛構的東西，可說真偽參半。而《史記?蘇秦列傳》所輯錄的，幾乎全是後人杜撰的長篇遊說辭。因為司馬遷誤信這些遊說辭為真，誤認為蘇秦是和張儀同時對立的人物，反而把有關蘇秦的原始資料拋棄了，或者把這些資料中的“蘇秦”改成“蘇代”或“蘇厲”。因此戰國中期有許多和蘇秦活動有關的重要曆史事件，其真相就模糊不清。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的出土，向人們提供了比較原始的蘇秦資料，從而使研究者對這個長期糾纏不清的曆史問題有了新的認識。
關於蘇秦主要活動的年代，由於後人“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的緣故，被弄糊塗了。司馬遷把他說成與張儀同時代，且是敵對的人物，死在張儀之前。事實上，和張儀主要敵對的人物不是蘇秦，而是公孫衍和陳軫。當張儀在秦國當權的時候，蘇秦隻不過是個年輕的遊說者。蘇秦的年份要比張儀晚得多，張儀死在公元前310年，蘇秦要晚死25年左右。蘇秦是在齊國因“陰與燕謀齊”的“反間”罪而被車裂處死的，其時當在公元前285年燕將樂毅開始大舉攻齊的時候。撇開後人杜撰的蘇秦遊說各國合縱的長篇遊說辭，從今本《戰國策》所載其他有關蘇秦的資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蘇秦的主要活動是在齊湣王統治齊國的時期。他和孟嚐君田文、奉陽君李兌、穰侯魏冉、韓瑉、周最等人同時參加合縱連橫的活動。三號漢墓出土的這部帛書中有關蘇秦原始資料的發現，當是這個看法的有力證據。
關於蘇秦之死，據最可靠的記載，應在齊猶王時代。《呂氏春秋?知度篇》說:“宋用唐鞅、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亡。”宋亡於公元前286年（齊亡應指齊湣王失國而言），閔王亡於公元前284年。《呂氏春秋》成書於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上距齊亡僅45年，“齊用蘇秦而亡”是《呂氏春秋》作者見聞所及的曆史，而且這也不是惟一的孤證。蘇秦以反間致死，還是西漢時人喜聞樂道的事，《史記?鄒陽傳》說“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淮南子》書一則日“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見《說林篇》)。蘇秦始終為燕反齊，這都是《史記?蘇秦傳》未曾傳世以前西漢人所傳的曆史，這段史實應當也是可信的。
蘇秦為燕合縱反齊，屢見於張儀連橫說詞中，《楚策》載張儀為秦破合縱連橫說楚王時說：蘇秦封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故此可以推斷，蘇秦之死必當在公元前285年燕師初人齊境，湣王敗逃以前，蘇秦反間形跡暴露之後，因
此，蘇秦為齊車裂以死，也就易於理解了。
蘇秦死後，三晉權變之士，爭言合縱。既驚服其合縱反齊成功之大，不得不學其術，而表麵上又要諱學其術。而齊複國以後又是為合縱說者必須依靠的與國，更須諱共反齊事實。因此，在《史記?蘇秦傳》中對於蘇秦致死原因，就有一個新的解釋說: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日：‘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日：“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這樣巧妙的新解，就把蘇秦的反間罪名輕易地開脫了。蘇秦從此也就成為合縱說的箭跺式的英雄人物，從此為合縱說者，也不再“諱學其術”了。
今本《戰國策》和《史記》，所記蘇秦、蘇代的故事往往混淆不清。今本《戰國策》中，有些記的是同一件事，有時作蘇秦，有時作蘇代，前後混亂。還有不少《戰國策》上作“蘇秦”，而在《史記》中又改作“蘇代”，這類例子很多。《田世家》記載有和帛書第二十二章相同的遊說辭，遊說者是蘇代，他自稱:“今者臣立於門。”但是，帛書作“今者秦立於門”，遊說者自稱為“秦”。那麼，這個遊說者原來該是蘇秦，乂是被司馬遷改作“蘇代”的。
還有第十四章記載遊說者對齊湣王說：“臣使蘇厲告楚王日：……”在蘇氏兄弟三人中，蘇秦是主要的，蘇代和蘇厲常為蘇秦奔走，分擔工作。這個遊說者派遣蘇厲去報告楚王，也該是蘇秦。
如果把帛書第五章和今本《戰國策》、《史記》作文字上的比較，也可以看出這部帛書所根據的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資料3帛書很可能在文景之間就失傳了，由於司馬遷寫《史記》時沒有見到關於蘇秦的第一手史料，因而把公元前3世紀初蘇秦的事跡，推到公元前4世紀末，把五國伐秦錯成六國合縱，還推早了45年。時序錯差，事跡中既有弄錯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蘇秦傳》就等於後世的傳奇
小說了。
值得提及的是，關於《戰國策》的研究校勘，還有一樁文字公案，即清代乾嘉年間的大學者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用大量確鑿的證據考定，在“趙策四趙太後新用事”一章，原文中的“左師觸礱願見太後”，應為“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後”。其原因是人們把“龍言二宇誤合為謇耳。”王念孫父子的考證糾正了沿襲2000多年的一個錯誤。但在當時由於缺少權威性的證據，隻能作為一家之言。當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人們發現果然是“觸龍言”，而不是“觸謇”時，這才想起200多年前王念孫父子的考證，並對王氏父子創立的高郵訓詁學肅然起敬。
世界上最早的地圖
三號墓東邊箱57號長方形漆盒裏，發現了3幅畫在帛上的地圖，它們折疊成長24厘米、寬12厘米的一疊。由於經過2000多年的疊壓和水的浸泡，折處斷裂，已無法打開，運到北京後，整理小組人員隻好一片一片地揭下來。結果一幅大一點的斷裂為32塊長方形殘片，中等的一幅斷裂為28片，小的一幅也斷裂成好幾片。鑒於幾幅地圖均已殘破不堪，整理小組人員打算先把最大的那一幅拚複一下看看效果。
斷裂的帛片上，有墨繪的河流、山脈、城市、道路、鄉村以及篆書的古代城市鄉村和一些河流的名字。由於帛片相互滲印有很多深淺不一、粗細不等、形狀不同的線條、圓圈、方框和篆書注記，加上帛片邊緣的嚴重殘損，給複原帶來了困難。整理人員在拚複的過程中，發現最上邊的帛片上，有一塊很大的用墨繪的半月形全黑
圖形，它的下麵與河流相連，顯然，這是表示湖海等水域的標記。根據這一特點，有人當時認為很可能是古代的湖南地圖，並且認為最上邊那塊全黑的半圓形圖形就是古代的洞庭湖。在這一設想的
基礎上，整理人員把它拚成了和現在的湖南地圖相似的長方形地圖，北邊是洞庭湖，有湘、資、沅、澧四水與它相連。待拚複以後，大家才發現矛盾百出，圖上的河流、山脈都不相連屬，有些帛片明顯倒置，若按這樣排列形式，河水不是由西向東，而是由東向西倒流了。第一次拚圖宣告失敗。後來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室、國家測繪總局測繪研究所、地圖出版社、故宮博物院和湖南省博物館等許多單位調往北京參與帛書整理的專家，經過艱苦的努力，終於恢複了地圖的原貌。原來這幅古地圖的方向和今天地圖的方向剛好相反，是一幅上南下北的地圖。上邊那塊半圓形全黑的圖形不是洞庭湖而是南海。拚複後地圖是正方形，邊長％厘米。圖上沒作圖名、圖例、比例尺和繪製年代的標注。
關於該圖的成圖年代和製圖區域範圍，根據與該圖同時出土的一件木牘的記載有“十二年二月乙已朔戊辰”字樣，可以斷定，這幅地圖繪製的年代當在此以前。地圖所包括的範圍，大致為:東經111度至112度30分、北緯23度至26度之間，地跨今湖南、廣東兩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一部分。相當於今廣西全州、灌陽一線以東，湖南新田、廣東連縣一線以西，北至新田、全州以南，南界到達廣東珠江口外的南海。地圖的主區包括當時長沙國的南部，即今湘江上遊第一大支流瀟水流域、南嶺、九嶷山及其附近地區。其鄰區為西漢諸侯南越王趙佗的轄地。地圖主區部分內容比較詳細，鄰區表示粗略。按照通常以主區命名地圖的原則，有的人認為可以把這幅圖叫做《西漢初期長沙國南部地圖k也有的人認為此圖主區範圍很小，隻是長沙國南部的一部分，不宜隻用“南部”兩字，應加上“深平防區”較為妥當。
為了弄清該圖是否有統一的大致比例，整理人員首先選擇了古、今地圖上能夠大致確定位置的五個同名點，然後分別在複原圖和現代1:50萬地形圖上進行量算，結果發現，複原圖的主區有一個大致的比例，約在1/17萬?1/19萬之間。當時的度量製為一裏
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地形圖》(局部)
折三百步，折一千八百尺，折一萬八千寸，可以初步推斷該圖統一的名義比例為1/18萬，相當於一寸折十裏地圖。
地圖上表示的主要內容既包括作為自然地理要素的山脈、河流，又表示了作為社會經濟要素的居民地、道路等，而地貌、水係、居民地、交通網四大要素，正是現代地形圖的基本要素。因此可以說,這是一幅相當科學的大比例尺的地形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