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慶
我是農民的兒子，是放牛娃出身的記者，與農民有一種血脈相連的聯係，所以對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特別關注。
中國農民既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又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主力軍；中國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中國改革開放，也是發端於農村，從農村起步，風起雲湧，推及各行各業、各個領域，從農村擴展到城市，從經濟基礎延伸到上層建築。
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曾經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苦難，這是人生的大不幸；我們又目睹了30年的改革開放巨變，我們是其參與者、宣傳者、鼓動者，這又是人生的大幸。
但中國改革並不是風平浪靜的，特別是農村改革，遇到了極“左”思潮的幹擾，其激烈程度，超出了人們的預料。
1981年，我奉命去江西籌建《人民日報》駐江西記者站，開始叫記者組。出發前，我找到農村部主任李克林大姐，她告訴我，農村改革問題上鬥爭很尖銳，具體就是圍繞農村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究竟是“社會主義陽關道”，還是“資本主義獨木橋”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老大姐囑咐我，下去以後一定要頭腦清醒。
當時的江西，圍繞農村改革會上會下爭論尤其激烈。無論白天黑夜，有很多人找我談話，反映情況，我的方針是隻聽不說，隻采訪不表態。這年5月初，我經撫州到吉安再到贛南采訪一個多月，跑了十多個縣市，特別是在吉安呆了近20天，采訪了吉安地委、八個縣委和眾多生產隊，深入田間地頭與農民促膝交談。掌握第一手資料以後，我心裏有底了，決心用手中的筆，堅定鮮明地支持農村搞以“雙包”（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為主要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製，於是在吉安連夜寫稿子。當年6月13日，《人民日報》登載了我寫的長篇通訊《跟上群眾前進的步伐——吉安地區幹部在實行農業生產責任製中的思想變化》。這是江西省第一篇明確支持“雙包”責任製的新聞報道，在全省引起了很大反響。《江西日報》總編輯薑惠龍說：“老高，文章寫得好，我想全文轉載，鑒於形勢，又不敢。”為什麼不敢？因為江西（包括省委內部）圍繞“雙包”責任製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雙包”責任製，真正使農民有了種田的自主權，使國家、集體、農民個人利益相結合，深受農民歡迎，所以發展勢如破竹。一種意見則認為“雙包”是分田單幹，走資本主義道路，於是省和一些地區采取“壓”和“堵”的辦法。江西省委也幾次派工作組去贛南、吉安等地區“糾偏”。贛南有個會昌縣，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主席曾10次到會昌，鄧小平同誌曾任過會昌中心縣委書記。第五次反“圍剿”時，毛主席在這裏寫了壯麗的《清平樂·會昌》。就是這個會昌，群眾搞“雙包”積極性高著哩！有關方麵派工作組去“糾偏”，工作組下午一走，晚上又恢複了，前後派了五次工作組，規定“五清五不允”，即凡搞“雙包”的隊或戶，清理亂砍濫伐，清理投機倒把，清理副業單幹，清理超支欠款，清理歸還農貸；一不允許分給土地，二不允許子女上學，三不允許享受政府物資供應，四不允許親屬在社隊企業工作，五不允許入黨。群眾把這五次“糾偏”和“五清五不允”稱為對“雙包”責任製的“五次圍剿”。像這種“五次圍剿”在全國也是罕見的。所以，江西新聞界，對“雙包”責任製“噤若寒蟬”並不奇怪。
但作為中央黨報駐省記者，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支持農民的改革呼聲，支持農民的改革實踐和改革創新，用自己的筆宣傳、推動農村“雙包”責任製的發展、鞏固和完善，這是自己的政治和職業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