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計反映了收入認和配比原則的應用及對於資產負債表中資產和負債值進行的調整。應計在本質上反映了公司的經濟狀況，公司具有大量正的應計，表明公司正在進行大量投資，銷售和積極擴張業務的活動，正在增加其資產基數，大量負的應計表明公司正在減少資產或縮減規模。應計的數量反映了增長和效率兩方麵的作用（Richardson et a1，2006）。營業應計在引入期最高，為0.077，在增長期和成熟期逐步下降，在衰退期有增加，總應計的變化規律與營業應計類似，盡管增長使應計在增長期和成熟期較引入期有增加的趨勢，但是，在增長期和成熟期企業營運資產的效率（NOAT）也增加，增長和效率的雙重作用造成了營業應計和總應計在增長期和成熟期的下降。由應計在企業的不同生命周期具有一定的變化規律，經曆了由大到小，然後又由小到大的變化，揭示了應計反映的企業的基本麵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
我國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具有顯著的階段特征，證監會分別於2000年、2001年、2004年規定，要求上市公司分配紅利，並以此作為配股、增發的條件之一，因此，增長期和成熟期的公司由於盈利和配股、增發的需要，進行了股利分配，在增長期達到最大，這與我國的管製政策和企業的盈利模式是一致的，但不同於一般認為股利支付率隨著公司生命周期的成長逐步升高，在衰退期達到最高的模式（Anthony and Ramesh，1992）。這是本書采用的生命周期實證度量與現有文獻的主要差異點之一。
基於組合現金流度量的企業生命周期與現有文獻常用的指標的另一差異是企業周期各階段的數量，本書所采用的方法，各階段的數量差異較大。總體而言，在樣本中處於企業生命周期前半部分的企業較多，而且大致呈現正態分布，基於美國數的結果也是如此（Dickinson，2007），現有文獻常用的方法認為各指標在不同生命周期的分布是均勻的，即各階段的企業數量相同（Anthony and Ramesh，1992）。但匙相等的，企業在不同生命周期的分布，涉及判定標的選擇，但在中國上市公司中，由於監管和淘汰機製的存在，對於持續差的企業會實施預警直至摘牌，給這些企業造成巨大壓力，迫使企業改進經營或通過資本運作實現重組和新生。因此，在市場中存活下來的企業，應該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企業占多數。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上市公司生命周期的特征與（Anthony and Ramesh，1992；Black，1998；Dickinson，2007）的結果基本相符，在增長期和成熟期的部分指標有一些差異，總體上是與理論預期相符的。
但是產業的分組是否不受企業生命周期變化的影響，即基於產業的分組是否已經包含了生命周期的因素，是否呈現所謂朝陽產業和夕陽產業的分布？為研究企業生命周期與產業分布的關係，不同生命周期企業的產業分布。如果一個產業集中於某個生命周期，那麼樣本生命周期會聚集於某一產業，結果表明各生命周期並不聚集於某一產業，因為產業的進入、退出模式伴隨著知識的獲得、初始投資水平、再投資水平、產業內不同公司之間的設施的報廢率的不同而產生差異，這有可能導致同一產業的公司，處於非常不同的生命周期。不同產業的生命周期分布與總體樣本基本一致，隻有生物、醫藥製品產業，房地產業各生命周期的分布頻率與期望頻率在5%的水平下具有顯著差異，盡管綜合類公司的Pearson Clii2在10%的水平顯著，但是likelihood-ratio Clii平方=7.0，在10%的水平不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