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海燕給我寄來一本筆記本，封皮是藍色塑料的，上寫“世界風光”四字，扉頁中印有“大同小學一九八九年運動會四百米六年級第一名”的紅字，半圓形的，熟悉的，也是淡忘的，卻嶄新的如同剛從商店買來。是鄭海生的日記，日記中提到了我，卻無一絲懷恨的意思。提到劉長年，提到魏誌平、趙國華、林聰、楊程，充滿悔意。為什麼我早不知道呢？雖說寫作是在我打了他之後。日記還提到了我從背後當胸一腳踢倒的小男生，他說他沒想到我是那樣的人。
我想，十有八九就是他了。我又回去，大同小學已搬走，原來的操場和教室已蕩然無存，隻有在偶爾的回憶才重現片刻，取而代之的是兒時課本裏的小洋樓，還有尖尖地頂，仿的是哥特式。林聰姐姐的孩子就在這所學校裏。我找到蔡老師，退休了，相貌沒有太大的變化，看到她，就像是又回到了十多年前，那時的我還不及現在的一半大，稍稍懂些事，不再皮打皮鬧，正在裝著像個大人，獨自一人時也曾哼唱過齊秦的情歌，眼中的藍一如天的藍。她居然記起了我，還記得曾罰過我站。我把我和鄭海生的故事說給她聽，她也有耳聞，還有她未曾耳聞的，也說給她聽，她聽得瞠目結舌。我問她是否還記得我上六年級時，五年級一班班主任是誰，她沒想起來，她問為什麼要找那老師，我說：“她班上有個姓黃的，是個男生，我要找的就是他。”她卻說：“我記得那個班後來是我教的，姓黃的，沒印象。”她又找出那個班的畢業照，我頓時興奮了起來，可惜，我沒有找到，她也沒有想起來。也許，我的推斷是錯的，那個班裏根本就沒有姓黃的，就算有，也不是那個人的哥哥。
蔡老師還是很幫我的，幾天之後，給我打來電話，說她班上有個姓黃的，挺老實一孩子，老實得都令人想不起來。初中去了順德，跟小學的同學幾乎再無來往。他還有個弟弟，也在大同小學上過學，四年級的暑假掉河裏淹死了。
我去看了鄭海生，也看了劉長年，他倆離得不算遠。和緩的山坡上，野草慢慢地長，野花靜靜地開。我沒有帶來紙也沒有帶來花，隻想和他們說說話。我說：“海生啊，在那邊，別再欺負長年了，啊！你要再欺負長年，我還打你。”淚水簌簌，不能自抑。待我哭得沒了力氣，把眼淚和鼻涕都擦在他身上，我說：“海生啊，我寫了本小說，你知道嗎？這裏頭啊，有你有長年也有我，還有一個姓黃的小家夥，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麼，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在這片山坡上，要是你見著他，你就跟他說……算了，還是我跟他說吧，也許，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見著他了。”
我也去看了江童，在包頭，也看了大草原，第一次看到大草原，她說過多次要帶我看的大草原。墓碑上有她的照片，留著短發，微笑著，隱約還能看到她的項鏈，項鏈上掛著戒指，我送她的。我掏出郭小川的身份證，燒掉了。
我想，我的小說可以結尾了。
我還要去一趟阜外醫院。無論成功與否，死亡不可怕，生命值得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