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作為一個具有地方特點的城鎮密集地區，現實特點的形成蘊涵著深刻的曆史淵源。考察研究這一區域發展的曆史過程，分析區域空間形態演化的階段性特征，探索區域空間演變的動力機製，一方麵，可以深刻理解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性，總結多中心城市區域發展的機理與模式，形成符合我國國情的城市化理論與公共政策體係，豐富和發展相關學科，為其他後發區域提供理論支撐與經驗借鑒；另一方麵，對長三角區域空間演化的曆史分析有助於探索和迎接長三角區域現實存在的問題及未來發展中麵臨的挑戰，促進該區域統籌協調發展、城市化又好又快推進、和諧社會及科學發展觀等國家宏觀戰略的逐步實現。
在中國，係統的數據統計製度是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形成的，本章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區域發展曆史的定性與定量分析，尋找和揭示長三角區域空間形態演變與不同曆史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相互關係，發現曆史背後蘊藏的深刻思想。對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區域城鎮發展曆史與思想的解讀，能夠幫助我們從更長遠的時空視角、更高的思想層次來理解和認識當前長三角發展麵臨的問題和困境，並從中獲取解決問題的智慧與啟示。
第一節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發展曆程
長江三角洲是一個衝積平原，水係變遷頻繁，易受“河流泛漲、海潮浸灌”之擾，在人類活動早期，這裏並非富庶之地。雖然從考古發現來看，這裏早在舊石器時代就有人類活動的遺跡，但城市興起較晚。春秋時吳國始建姑蘇城，相對於中原地區早期城市形成要晚近千年。目前16個主要城市在隋唐及之前興起的有11個（寧、揚、鎮、蘇、紹、杭、湖、甬、常、嘉、台），五代時興起兩個（通、泰），清代前後興起三個（滬、錫、舟）。進入隋唐以後，長三角開始並一直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的重要核心區，是吳越文化、民族工業和鄉鎮企業的發祥地。本區到中唐後，就有“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之說；北宋初期，賦糧多取自太湖地區，當時的蘇州、湖州、常州、秀州（今嘉興）等被稱為“國之倉庾”；近代隨著上海工商業崛起以及周邊地區民族工業的興起，長三角在全國的地位進一步增強，發展優勢日益明顯；新中國成立以後，本區也一直是我國經濟重心地區之一。
但長三角真正進入持續快速發展軌道的曆史時期當屬改革開放以後。
從該區域合作過程及經濟發展機製來看，可以將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一、上世紀80年代計劃經濟主導的區域相對分散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以前，在計劃經濟體製的約束下，私營經濟、集體經濟的發展受到抑製；上海曾經作為遠東金融中心的地位蕩然無存，雖然上海的國有經濟實力較強，但受中央集權式的財政體製限製，上海的地方財政收入及建設資金極為有限，城市發展建設速度緩慢，對區域輻射帶動作用不強，整個長三角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限製。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地區被壓抑的經濟發展活力逐漸地迸發出來，在計劃經濟力量相對薄弱的江浙農村，抓住了市場短缺的機會，利用為上海大工業配套、與企業聯營、外貿訂單、聘用“星期日工程師”等技術力量，蓬勃發展了集體經濟為主體的鄉鎮企業。通過運用非常靈活的生產、銷售模式，甚至一些蘇、浙企業也掛牌上海企業或產地進行生產經營，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占據了長三角經濟的半壁江山，並占領了較大比重的國內消費品市場。以農村集體經濟為主體的“蘇南模式”和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體的“溫州模式”並駕齊驅，風靡全國。
其中，1982-1988年江蘇鄉鎮企業工業總產值（當年價）從132.6億元迅速增加到980.79億元，增加了6.42倍。上世紀80年代末，江蘇鄉鎮企業工業總產值突破千億元大關，達到1113.84億元。鄉鎮企業的大發展，吸收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富裕了農民和農村，推動了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和小城鎮的發展。但是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鄉鎮企業發展呈現“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格局，使得小城鎮的發展雖然起步早、發展快，但起點低、規模小、功能弱且布局分散，鎮區大都僅有幾千人，鎮域人口不及5萬人，未能形成有效集聚，粗放經營方式既浪費了土地等資源，又造成環境汙染加劇，並由點向麵擴散。
這個時期，長三角的開放早於全國，但滯後於珠三角。1985年長三角經濟開放度為15.9%，而同期珠三角為30%，全國為11.4%。珠江三角洲依靠毗鄰港澳的獨特地理位置，以“三來一補”為主要貿易形式的外向經濟企業遍及城鄉。而同期長三角經濟則各自分散發展，在江浙地區主要依靠內資為主的鄉鎮企業，產品以國內市場為主，而上海因受計劃經濟體製限製，經濟轉型較為艱難，區域整體經濟發展略顯滯緩，遂出現“資本南下”、“廣貨北上”等現象。長三角的優勢，特別是城市優勢沒有充分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