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曆史學家、美籍華人黃仁宇在他那本著名的《萬曆十五年》的前言中寫道：“1959年，我在密歇根大學曆史係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五年。論文完成後……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當時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曆史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一百三十三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隻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餘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黃先生做學問的精神令人讚賞，這讓我想起自己寫作這本《地下成都》的經曆。
因為工作關係，我平時可以接觸到大量的考古雜誌、書籍，現在這些書籍、雜誌都被搬到我床頭的寫字台上，就像是一匹匹古磚，摞得老高，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從這些“古磚”中爬剔成都地下曆史的蛛絲馬跡還是饒有樂趣的，所以我堅持下來，讀完了有關成都地下考古的每一篇重要發掘報告。等我頭昏眼花地抬起頭來，發覺自己竟然像穿山甲一樣在半年的時間中穿越了長達三四千年的漫長時間隧道。這個過程使我對地下成都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我知道了古蜀人在修築他們的城址時所使用的工具，看到他們留在陶器內壁的一枚枚指紋。這些指紋是如此的清晰，像鮮明的印章一樣。同時我也看到唐代成都城門下那道深深的車轍，還被宋代成都大量存在的夫妻合葬墓所感動，甚至聞到了水井街酒坊遺址所散發出的酒香……這些富有生活氣息的印象源源不斷地湧進我的腦海中，像最清晰的童年記憶，怎麼抹也抹不掉。
的確，近些年成都的考古發現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同時期的重要遺址和墓葬被相繼揭示出來。由於這些墓葬和遺址對複原人類遠古時期的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所以它們當年被評為中國的“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1996年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發現與發掘；1999年的水井街酒坊遺址的發現；2000年的商業街蜀王船棺合葬墓的發現……還有成都金沙遺址，被譽為“21世紀目前中國最為重要的考古發現”。
這些已經逝去而又重新被揭示出來的遠古人類生活遺跡，構成了成都城市文明的根和源。現代成都的文化和曆史都離不開它們的滋養，如果失去了這些寶貴的地下財富，我們的城市將是貧乏而枯燥無味的，就像是無根的浮萍，不知道自己從何處而來，又要往何處而去。我們幸運地生活在一座具有豐厚曆史文化底蘊的城市裏，我們能感覺到前人的腳步在這塊土地上奔忙的聲音，以及從時光隧道裏發出的前人的呼吸和感歎。
對於一般人來說，考古也許是枯燥和索然無味的，那些精確的線描和地層分析都令人深感頭痛。但我覺得考古非但不枯燥乏味，而且還非常生動有趣。比方說我在翻閱後蜀皇帝孟知祥陵墓的發掘報告時，就發現墓室中曾經掛著顏色鮮豔的重重帷幄，透過它們，隱隱約約能看見熒熒的長明燈火和華麗棺槨。在整本書的寫作中，我被類似的感覺所縈繞，長時間處於莫名的興奮狀態。這種激動是源於對前人生活的發現，是對一些逝去已久的人類情感和經驗的重新體味，這些發現和體味令人快樂無比。
在我們認知世界的過程中，那些官修的史籍和民間的資料也往往被視為真理。然而通過考古發掘，我們才知道，那些白紙黑字的官樣文章有的其實是信口胡謅。比如成都最早的城市，史籍告訴我們是始於公元前311年的張儀築城。然而就在這塊土地上，我們發現了距今三千多年、有著高度文明形態的金沙遺址，遺址內呈現出的城市文明形態已經非常鮮明，有宮殿區、祭祀區、居住區、墓葬區、陶製品燒製區——當時的古蜀人已經懂得城市的規劃和管理了。所以說，要認識一座城市的曆史，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地上地下的印證，或者說通過文獻與考古的結合來查遺補漏，相互校正、補充，那樣的曆史才是一部全麵而真實的曆史。
《地下成都》寫成以後，我在回過頭審視它的時候，發覺它有點像一件用碎布拚縫起來的衣服，不同曆史時期的考古發現被有機地連接在了一起。作為裁縫，我隻是想盡量把這件衣服縫得精致一些，讓讀者在購買它的時候感到物有所值。當然，這也許是奢望，但《地下成都》這本書無疑有一些活潑有趣的內容，會帶給你一些以前沒有過的經驗和感觸，因為地下成都最有價值的部分都被收羅在此書中了。
我要感謝那些為地下成都的揭示和發現付出辛勤勞動的考古學家們，尤其是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領導和同誌們，沒有他們的辛勤努力，我們無緣目睹本書中的精美圖片和翔實資料。在此，謹向他們致以深深的敬意。
肖平
2013年4月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