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在《東方時空》初期，我還找陳虻走過“後門”。
我在《焦點時刻》當記者時，去濟南采訪報道，在那兒認識了濟南電視台的一個女記者。她跟我們合作做了一期節目，反映濟南工商銀行一件好人好事。這個記者後來就跟我變成了朋友。她當時很有抱負，但對新聞報道不是特別感興趣，特別熱衷於拍紀錄片、專題片、電影。她把《生活空間》看了很多遍，覺得這個欄目特別好，也是能夠實現她抱負的一個地方，而且她對陳虻當時也是如雷貫耳，想要拜他為師。
這位女記者後來到北京找到我，問能不能幫忙讓她見一下陳虻，看看能不能將她從濟南台調到中央電視台來。我答應了她去問問看，然後就給陳虻打了個電話。陳虻很客氣，問：“水兄，有什麼事？”我向陳虻推薦了一下這位記者，他說，要到我這兒來，調進來是肯定不行的，現在我們用工製度就是這樣，要不然這樣，我這邊可以先接收她，實習也好，臨時在這兒來幹也可以。
那個時候我們各個欄目有權自己聘人，隻要部門認可就行，不像現在必須得是央視台聘或是企聘。陳虻答應得很痛快，而且跟我說：“水兄你推薦的人肯定差不了。我們現在做紀錄片的隊伍太小了，我們需要盡可能的壯大我們的隊伍，多多益善。”
那個女孩在陳虻那兒幹了一段時間之後，毅然從原單位辭職，加盟了《生活空間》。之後，她一發不可收拾，頻頻捧得各種獎項，先是我們部門的金獎，後來是台裏的金獎，再後來在國家級甚至國際上都在不斷地獲獎。陳虻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這女孩真不錯，是非常優秀的編導。
而直到最近我才知道，當年那個隻身來北京，通過我投奔陳虻團隊的小姑娘，已經成為一個名氣很大的電影導演了。她就是李玉。
後來評論部分了又合，《東方時空》拆了又聚，起起落落很多次，我與他見麵更少了，但見麵一定會聊兩句。
再後來，我們搬到了“南院”（央視新聞評論部臨時辦公地，因位於電視台以南故而得名），陳虻則成了評論部副主任。當了領導，他開始值班，經常審片子，包括我們的節目。這時我才老碰見他。他經常叼個煙，一頭長發出現在南院某個合成機房裏麵，身後站著一二十個人，在那裏侃侃而談審片子。那些年輕的編導一個個畢恭畢敬，眼睛裏充滿崇拜之情，聽陳虻給他們講電視台的故事，以及做電視的理念。
有時候，我們在南院食堂吃飯，大夥都吃完了，這時候才看見他一個人走進來，弄點剩菜剩飯胡亂吃點對付一下。那時我就知道他胃不好，時常提醒他注意飲食，而他總是敷衍地一笑，說，嗨，沒辦法，片子晚上播，審完他們好編（輯）啊。
我們算是《東方時空》的老人，經過十來年的曆練，彼此心照不宣。我知道陳虻過得不太如意，他是那種對電視特別癡迷的人，優雅、執著，有自己的理念。任何人都希望被認可，但和他一級平輩同等貢獻的人來比，陳虻在升職上總是慢半拍，甚至跟他同時擔任領導崗位的很多人早已經升遷了，但他還是在一個很基層的單位當個副職。直到前些年，在去世之前的幾年，他才被提拔為新聞評論部的副主任，而且排名靠後。
我並不關心這些官場上的事，但一切也看在眼裏。我感覺他沒有被重用，內心有些失落。因為在我看來，他總是一副鬱鬱寡歡的樣子。有一年台裏搞部門主任年終述職，我們這些欄目製片人要參加。那一年是陳虻最鬱悶的一年，具體原因我並不清楚，但肯定是因為工作，以及他個人的境遇，還有身體狀況。
輪到陳虻發言時，他拿出了事先寫好的發言稿，那是三張稿紙，上麵密密麻麻全是他手寫的發言內容。他在發言中詳細列舉了他那一年的工作——審了多少片子，糾正了多少錯誤，開了多少會，負責了多少特別節目的策劃、製作、播出，等等。之後，他話鋒一轉，對當時節目的狀態，對一些製度、人事等方麵存在的弊端和問題，以一種特別巧妙的方式，進行了委婉的批評。那口氣有點春秋筆法的意味，聽得台下的我心中暗自叫好。那一刻，我才明白，他對現狀並不糊塗，他有自己的看法。那一刻，他像一個懷才不遇的人在呐喊，而且是發自肺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