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懷念戰友陳虻
陳虻是在2008年12月22日晚上走的。
通知的短信是白岩鬆發的，就四個字：陳虻走了。
那個晚上我正和幾個同事喝茶聊天。之前已經知道陳虻住院了，而且知道陳虻得了癌症，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數。但是看到這個短信，我心裏還是感覺有如晴天霹靂。
在他住院期間，我曾經和幾個同事去看望過他一次。當時他人事不省，已經在重症監護室，我隻能隔著玻璃遠遠地看一下他，也沒能跟他說上話。感覺好像隔著一道看不見的河流，卻在眺望對岸那個曾經親密的身影。
接到白岩鬆的短信，我馬上趕往醫院。進門時，老領導孫玉勝和李挺剛好從醫院裏走出來。那個風雪交加的夜晚，這兩位陳虻的老戰友、老朋友低沉著臉，眼含熱淚，衝我點點頭，隻淡淡地說了聲：“去看看吧。”
我直奔陳虻的病房，正好看到人們把陳虻的遺體推著送往太平間，我衝到前麵，卻隻看見白色被單遮蓋下的他被無聲地推過，轉瞬在我麵前消失了。我失去了控製，一邊仰著臉朝天破口大罵，一邊衝著旁邊的一個垃圾筒狠狠地踹了幾腳。
深夜12點多的時候，我在太平間門口的空地上，扯著嗓子在那兒罵天罵地。我不知道在罵誰，但我覺得老天爺太不公平了，把這麼才華橫溢的一個人，一位我們許多電視人至誠的戰友，在47歲的年紀就匆匆帶走，連說一聲再見的時間都沒留下。
看到我那個樣子，現場不少人跑過來安慰我。我紅著眼睛，問一直守到陳虻生命最後一刻的李倫（陳虻的大弟子，時任《社會記錄》欄目製片人），陳虻最後留下什麼話了沒有，李倫告訴我，陳虻到最後基本上是昏迷的，說不出完整的話，但好像總是在嘴裏念叨著幾個字。李倫說：“我湊近了費勁地聽，才聽清他在說‘話語空間’這四個字。”
聽到李倫說出這四個字，我感覺胸口就像被重重地擊打了四次。“話語空間”，這四個在陳虻彌留之際還在念叨的字，其實濃縮了我們這一代電視新聞人，十幾年來孜孜以求上下求索的目標。
十五年前，包括我和陳虻在內的一群年輕人，或舍家拋業，或義無反顧，或慕名而來，或誤打誤撞，懷著一腔熱血和對新聞事業的理想，加盟到中央電視台大旗下，在《東方時空》這艘快艇上打拚。陳虻就是這批人中的代表，他的精神、品質、理想以及執著，代表著我們這群人追求的共同目標——真正意義上的新聞，以及在新聞節目中表達真實的“話語空間”。
不幸的是，就在陳虻離開前後的那幾年，我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我們對“話語空間”的追求，遇到了有形無形的壓力與扭曲，我們的空間開始四分五裂，我們的隊伍變得分崩離析。有細心的記者當時寫道：2008年，中央電視台迎來了50周年台慶。這一年，陳虻熱愛的（也是工作了十幾年的）新聞評論部解散，部門重組。也是這一年，陳虻走了。
《東方時空》的另一位創始人，《東方之子》的製片人時間在悼念簿上意味深長地寫道：我們是戰友，你走了，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現在戰友沒了，戰壕也沒了，衝鋒也沒了。
生活不規律、過度勞累、體能透支，幾乎是我們這些人的通病。我們也時常抱怨沒有正常的日常生活，工作像機器一樣，活著幹，死了算。但陳虻的離去，似乎又不僅僅是因為工作的重壓。看到他離去，很多同事、朋友都聯想到了他在職業理想與現實境遇間的輾轉。所以，當時在我們對他的追憶中，在我們的熱淚和哀悼中，我們更傷感於一代電視人的青春遠去。我們的眼淚，為陳虻而流，也是為自己而流。
正是夾雜了這樣一種悲情色彩，陳虻的去世和之後的告別儀式，當時在社會上產生了轟動，很多新聞業同行們也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就像白岩鬆寫到的那樣：“好像所有人都說一個時代結束了。是這樣，但又不是。這次因為陳虻去世，在同事乃至同行中爆發這樣大的情感，我感覺這可能並不僅是對一個時代結束的感傷和喟歎。我們骨子裏是因為眼看著一個兄弟就這麼倒下了，而你無能為力。”
陳虻是《東方時空》的創始人之一，《東方時空》子欄目《生活空間》的製片人，後來成了新聞評論部副主任，算起來是我的領導。我們倆年齡相仿，經曆雖然不完全相同，但人生軌跡差不多。我們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的大學，在八十年代中期分別參加工作，所以我倆更多是以哥們相稱，關係非常平等，也互相欣賞，既是同事，也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