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全大會上，出了風頭，權力大增，但他並不躊躇滿誌，因為他是不做第二人想的。由於不做第二人想，一時的成功，更激發他更上層樓的野心。環顧當時的權力結構，國民黨的右派，包括西山會議派在內，正處劣勢，而其中人物頗與蔣有私誼，不會對他構成任何威脅。而國民黨的左派，特別是汪精衛，正紅得發紫，既有外援又有非蔣可及的黨政資曆，若要更上層樓，非向汪奪權不可。至於中共，既有組織與人才，又有俄共撐腰，斷非蔣能控製。即使在軍事上，他隻是國民革命軍的總監，上麵還有軍事部長譚延闓以及控製俄援物資的季山嘉，絕無法獨斷獨行。他不滿這種“現狀”的心態早已顯露，俄國人事後回憶，對蔣介石當時“追求獨裁，反複無常，十分多疑”印象特別深刻。（參閱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第366—367頁）是以為了突破“受製於人的現狀”，蔣雖表麵上與汪打得火熱，親愛無比，在言論上十分左傾，事實上早已把汪精衛、季山嘉以及共產黨作為假想敵，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機發動。令人驚奇的僅是，發動得那麼快。1926年的3月20日就發生了震動一時的“中山艦事變”，或稱“廣州事變”。事變的結果是汪精衛黯然離國，共產黨的權力大大地被削弱！
此一簡單的奪權事件，竟變成錯綜複雜的曆史之謎，除了蔣介石本人故布疑陣外，斯大林的一相情願，以及汪精衛的有苦難言，導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害得曆史學者們拚命猜謎。其實，就已出之史料，以公心分析，已足以解此案之玄。
我們不妨先看看當事人蔣介石於事後上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呈文，看他是如何交代的：
為呈報事。本（3）月18日酉正，忽有海軍局所轄中山艦駛抵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向教育長鄧演達聲稱：係奉校長命令，調遣該艦，特來守候等語。其時本校長因公在省，得此報告，深以為異。因事前並無調該艦之命令，中間亦無傳達之誤，而該艦露械升火，亙一晝夜，停泊校前。及19日晚，又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達旦。中正防其有變亂之舉，為黨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一麵令派海軍學校副校長歐陽格暫行權理艦隊事宜，並將該代理局長李之龍扣留嚴訊；一麵派出軍隊於廣州附近，緊急戒嚴，以防不測。幸賴政府聲威，尚稱安堵。唯此事起於倉促，其處置非常，事前未及報告，專擅之罪誠不敢辭，但深夜之際，稍縱即逝，臨機處決實非得已，應自請從嚴處分，以示懲戒而肅紀律。謹將此次事變經過及自請處分之緣由，呈請察核。謹呈軍事委員會。蔣中正。中華民國十五年3月23日。（見《蔣介石年譜初稿》第550頁；另參閱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山艦事件》）
此呈文寫於事變後三日，去事未遠，可視為第一當事人的最基本史料。我們可以據此展開來看。
呈文指控，李之龍矯命調動中山艦，升火達旦，有變亂之嫌，遂采斷然措施。但是李之龍否認矯命（見《李之龍關於中山艦案報告書二則》，《黃埔軍校史料》，第355—360頁），而且已有檔案資料證實。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辦公室主任孔慶睿，於3月18日午後六時半因外洋輪船被劫，遂電請省辦事處派艦保護。省辦由交通股股員王學臣接的電話，並報告軍校交通股長兼省辦主任歐陽鍾。歐陽主任即親赴海軍局交涉，因李之龍代局長外出，由作戰科鄒毅麵允派艦前往黃埔，聽候差遣，再由海軍局值日官“傳令帶同該員麵見李代局長，麵商一切”。李之龍知悉後，即決定派中山、寶璧兩艦前往。當日十時左右，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秘書季方接到歐陽鍾電話，謂十二時將有一艦來，作為保護商船之用。翌日早晨軍艦出口，海軍局鄒毅科長要歐陽鍾補辦調艦公函，歐陽鍾立即照辦，此公函尚存，內稱：
頃接黎股員電話雲：奉教育長諭，轉奉校長命，著即通知海軍局迅速派兵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等因，奉此，相應通知貴局迅速派兵艦兩艘為要。（《辦事處交通股長歐陽鍾致函海軍局函》原件，引自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第438頁）
李之龍的妻子於1926年3月30日提出的報告，今藏南京二檔館，亦謂來人親口向她說，奉蔣校長命令，有急事須派艦赴黃埔，聽候調遣。
由上引檔案資料可知，李之龍絕未矯命，調艦程序清楚，而且調艦有因，為了保護商船。所謂擅自調艦意圖變亂，便是空穴來風。而且當中山艦於19日上午九時駛抵黃埔後，章臣桐代艦長即赴軍校報到，出示李之龍代局長命令，並請示任務，由校長辦公廳秘書季方的副官黃珍吾代為接見。據黃副官說，他向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鄧不知調艦事，但請轉知艦長候命。
此時蘇聯使團正在廣州考察，要求參觀中山艦，李之龍乃以電話請示蔣介石調回中山艦。是以調回中山艦亦事出有因，中山艦既有“候命”的指示，調回自當請準而後行，然而蔣介石卻覺得可疑。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研究這一段曲折過程，認為李之龍既未“矯命”，“所謂蔣介石下令調艦而又反誣李之龍矯令說也不能成立”，“矯蔣介石之令的是歐陽鍾”。（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第439頁）楊氏進而指出歐陽鍾的背景，曾於1925年5月任軍校代理輜重隊長，尋改任少校教官，再改任軍校交通股長兼省辦主任，係右派“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幹，海軍官校副校長歐陽格之侄。換言之，歐陽鍾的“矯命”乃揭示了國民黨右派的陰謀，或用楊氏的話說，乃“西山會議派與廣州孫文主義學會的把戲”（楊天石《錄求曆史的謎底》，第446頁）！
但是楊氏沒有注意到，調艦的命令初出自蔣介石辦公廳的孔慶睿主任。孔主任為了保護商船調艦，有何理由不報告他的頂頭上司？事前不稟告，已難以置信；即使事後蔣問起再報告，亦足以釋疑。誠然，包括歐陽叔侄以及西山會議派與孫文主義學派等右派分子，固然有借故生事之事實，諸如散布謠言，圖謀“拆散廣州的局麵”“想促使共產黨和蔣分家”，但是假如蔣介石不因其個人野心，袒護右派分子，一秉公調查，調艦程序與人員一問便明，歐陽鍾又何從“矯命”？“把戲”便會揭穿。如果歐陽鍾果真“矯命”，難道蔣介石始終蒙在鼓裏，否則何以全無痕跡？事實上，蔣介石為了奪權，意識形態並非主要的考慮，所以始終咬定是當權派汪精衛與俄國顧問的陰謀。即使3月18、19日因調艦誤會，受謠言影響，蔣介石於3月20日采取斷然措施，一個月之後，總該把誤會與謠言搞清楚了吧，然而他於4月20日當眾宣稱此事“太離奇、太複雜了”，竟故弄玄虛，以至於此。其實，所謂“離奇”與“複雜”，不過是堅持左派想幹他的陰謀，公然影射汪精衛與俄國顧問季山嘉合謀，指示李之龍以中山艦劫持蔣介石，送往海參崴。事實上，蔣於是年元月底，曾與季山嘉研究北方軍事政治，並謂：“餘若在北方覓得一革命根據地，所成就功業，其必十倍於此也。”（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蔣介石年譜初稿》，第533頁）可見他自有北上之意圖，而竟誣為汪、季之陰謀。
蔣介石有一則日記，頗為有趣：“恨共產黨陷害，決赴汕避禍，午後五時行至半途，猛思我何為示人以弱？仍返東山，誓犧牲個人一切，以救黨國。”但後來又修改原文，自覺不妥，將此段刪去。（見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蔣介石年譜初稿》，第547頁）更有趣的是，陳立夫在回憶錄中也提到此事，不過故事情節全異。蔣說自己決定去汕頭避禍，而陳更直截了當說，汪精衛與俄國顧問逼蔣搭船去海參崴，途中經陳勸說，而不是蔣本人“猛思”，才“決定留下來幹了”，並自詡為“北伐前曆史性的建言”，更畫蛇添足地說：“這件事除了蔣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無第三人知道。”（陳立夫《成敗之鑒》，第51、52頁）沒有第三人知道嗎？非也！當時擔任虎門要塞司令職務的陳肇英就說：
蔣校長即邀餘等數人分乘小轎車二輛，專赴廬山丸停泊處。迨車抵長堤東亞酒店附近，蔣校長考慮至再，終覺放棄行動，後果殊難把握，亟命原車馳回東山官邸，重行商討，終於采納我的建議，部署反擊。（陳肇英《八十自述》，第67頁）
又是另一種故事情節。中途折返到底是蔣本人的“猛思”呢？或是陳在途中所作的“曆史性建議”呢？還是回到東山後采納陳肇英的建議呢？言人人殊。不僅此也，連到底是坐車、坐船，還是坐轎子，都是各有其“好”。亂編故事才會發生這種“羅生門”式的情況。顯然蔣先有此說，作為其“反擊”的借口，而二陳則各自附會、各自臭表功耳。果如他們所說，汪與季山嘉的陰謀已到逼蔣出走的地步，何以對蔣之“反擊”竟全無預防而束手待擒？蔣介石本人後來刪去這個“借口”，顯然自知難以自圓其說。然而居然仍有人把拋棄的雞毛當令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