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投資智慧17(3 / 3)

當巴菲特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開始利用平時的一切機會進行調研。巴菲特的早期合夥投資者之一,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市伯克希爾公司的股東馮斯特說:“大多數孩子都心滿意足地喝著從機器裏倒出來的汽水,但他們從來不去多想什麼,隻有巴菲特撿起汽水機旁被人們丟棄的瓶蓋,把它們分門別類並數一下各種瓶蓋的個數,看看哪種牌子的汽水賣得快。”巴菲特每次出去吃飯、購物,掏出錢包刷信用卡付賬之後,並不馬上離開。他會在收款機後麵站上十幾分鍾,甚至更長的時間。他在看什麼呢?他在看這些來付款的顧客們用的是什麼卡,是美國運通卡,還是維薩卡、萬事達卡?他會大概算算美國運通卡占了多大比例。

就這樣,巴菲特通過這種平時生活中的大量調研,後來抓住了美國運通的投資良機,在這隻股票上賺了70多億美元。因此,大量調研是相當重要的,會讓你做到知己知彼。

巴菲特告訴我們:“在投資之前,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真正了解你自己,同時真正了解你選定的上市公司,嚴格遵守三條選股戒律: 不能不選,不熟不選,不懂不選。”

對此有人是這樣評價的:“這三條選股戒律從反麵體現了知己知彼原則,意思是不知己、不知彼就不要選。這三個選股戒律的共同點是自製,巴菲特正是依靠高度的自製力,把自己的投資範圍限製在很小但成功率最高的能力圈內。我們看到的幾乎所有成功學書籍中最強調的是要自信,自信,更加自信,而投資上大獲成功的巴菲特卻一再強調要自製,自製,更加自製。”

熟悉並不代表了解,熟悉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深入了解。道理是一樣的,對一些公司非常熟悉,但並不代表對這些公司十分了解。巴菲特從小到大,喝了52年可口可樂,在經過詳細分析、確定有把握之後,才決定大規模投資。隻是熟悉是不夠的,還要多了解,這樣才能真正懂得公司的業務和財務,從而能夠確定公司股票的價值。對於不懂的公司,堅決不要選,哪怕這家公司股票再賺錢,這並不是有把握賺到的錢。巴菲特正是堅持不懂不選的戒律,才避開了1999年網絡股泡沫引起的股市暴跌。

關於投資科技股方麵,巴菲特是非常理性對待的。他覺得對這方麵不熟悉,不了解,所以決定不投資。有人問巴菲特,是否考慮過在未來的某個時候投資於科技公司。巴菲特回答說:“這也許很不幸,但答案是不。我很崇拜安迪·格魯夫和比爾·蓋茨,我也希望能通過投資於他們的公司,將這種崇拜轉化為行動。但當涉及英特爾和微軟的股票時,我不知道10年後世界會是什麼樣子。我不想玩這種別人擁有優勢的遊戲。我可以用所有的時間思考下一年的科技發展,但不會成為這個國家分析這類企業的優秀專家,第100位、第1000位、第10000位專家都輪不上我。許多人都會分析科技公司,但我不行。”

巴菲特的原則是不懂不選。他說:“我們應該再次說明,缺乏對科技的洞察力絲毫不會使我們感到沮喪。對於許許多多行業,我和查理並沒有特別的資本分配技巧。舉個例子,每當評估專利、製造工藝、地區前景時,我們就一籌莫展。如果說我們具備某種優勢的話,那麼優勢應該在於我們能夠認識到什麼時候我們是在能力圈之內並運作良好,而什麼時候我們已經接近於能力圈的邊界。在快速變化的產業中預測一個企業的長期經濟前景遠遠超出了我們的能力圈邊界。如果其他人聲稱擁有高科技產業中的公司經濟前景預測技巧,我們既不會嫉妒也不會模仿他們。相反,我們隻是固守於我們所能理解的行業。如果我們偏離這些行業,我們一定是不小心走神了,而絕不會是因為我們急躁不安用幻想代替了理智。幸運的是,幾乎可以百分之百地確定伯克希爾公司總是會有機會在我們已經畫出的能力圈內做得很好。”

巴菲特通過多讀、多問、多摸,從而達到真正弄懂一家上市公司。2007年10月,巴菲特第二次來到中國,在接受央視二套《經濟半小時》欄目獨家專訪時,記者問:“據說您一年看1萬多份年報,真的嗎?”巴菲特說:“讀年報像其他人讀報紙一樣,每年我都讀成千上萬份,我不知道我讀了多少,不過像中石油,我讀了2002年4月的年報,而且又讀了2003年的年報,然後我決定投資5億美元給中石油,我僅僅根據我讀的年報,而沒有見過管理層,也沒有見過分析家的報告,但是它的年報非常通俗易懂,是一個很好的投資。”

實際上,巴菲特並不是隻坐在辦公室裏閱讀資料,而是與各行各業的人士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聯係,他也經常參加各種會議,經常與外界進行交流。同時,他經常四處奔走,對這家公司的競爭對手、雇員等相關方麵進行訪談。並且,他一直不停地打聽、詢問有關情況。

有些投資者為了省事,就買了一些軟件,或買一些信息係統,這樣一打開電腦,就能看到很多整理好的新聞報道、研究報告,就知道市場的最新消息。似乎有了互聯網和電話,足不出戶,便可知天下事,一切盡在掌握之中。但是,隻是閱讀有關書麵資料,隻聽別人說是不夠的,因為這些隻是描述性的東西,別人說的不一定是真相,而隻能是一部分真相。

因此,隻有到真實世界走走,到處觀察,我們才可以更加了解事情的真相。北京大學周其仁教授說:“真實世界五光十色,因此到真實世界裏求學問並非一件易事。科斯的法門是,著重調查問題的現實約束條件。他到美國調查企業時,心中想的是市場裏為什麼存在企業,但問出口去的卻並不是‘貴企業為什麼存在’這樣可能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問題。科斯到處發問: ‘企業在什麼條件下購買產品,在什麼條件下購買生產這些產品的要素來自己製造?’這其實就是在調查企業存在於市場的約束條件。我們知道,科斯不用‘虛例’而偏愛用實例。‘虛例’是想象世界的簡化,比如在經濟學著作裏屢屢出現的‘孤島上的魯賓遜’之類,其好處是‘易於處理’,用得好可以有助於說明複雜的理論。但虛例的危險性在於可能完全不反映問題的現實條件。試想問題都‘虛’掉了,答案怎麼可能增加人們對真實世界的理解呢?”

“每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裏,至少可以提出一個引人入勝的問題。抓到了問題,如何‘打開’呢?上文說過科斯的辦法是,側重調查問題展開和問題解決的現實約束條件。對於製度性約束這樣的‘社會軟件’,科斯從人或組織的經濟行為的結果出發,追尋那些‘看不見的’製度約束的影響。……緊接而來的,是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這些‘似乎不該發生的’真實的現實約束條件,並通過這種揭示,增加人們對真實世界的理解。”

因此,要做到知己知彼,就必須深入了解真實世界的約束條件。這方麵,巴菲特做得特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