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集權並不能完全杜絕假貨，特別是不能杜絕抽象假貨，在很多情況下，抽象假貨對社會的危害一點也不比具象假貨小。中外曆史上許多國家集權最強的時期，都還是有假貨出現。中國和外國的古代，盡管軍隊的集權度都是最高的，軍隊的紀律一般都十分嚴明，幾乎任何軍隊都不允許謊報軍情，對謊報軍情程度嚴重者多嚴厲處罰，甚至處以極刑。但同樣有明明是打了敗仗，卻對上呈報為打了勝仗的情況，以小功冒報大功領取獎賞，虛報在冊軍人人數，多領軍餉等更是屢見不鮮。
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國實行的是宏觀和微觀集權程度都非常高，並且宏觀集權對微觀集權控製得極緊的製度。在那種製度下，大多數農民集中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吃飯，誰違犯紀律上級隨時可以像軍隊那樣用關禁閉等辦法處罰，但同樣大量出現水稻單季畝產上萬公斤這樣的假彙報、假統計、假新聞。蘇聯和東歐國家實行這樣的製度時同樣如此，一些工廠，將同一產品隻簡單地搬來搬去，就重複計算，虛增產值，以謀取不當利益。
前麵我們說過，製度隻是客觀工具，它和製售假貨或遏製假貨都沒有必然聯係，製度能起的作用不過是更有效地貫徹管理者的意誌。在實際操作中，管理者的意誌又常常並沒有如管理者所希望的那樣得到有效貫徹，這就是集權並不能完全杜絕假貨的根本原因。如果集權製度的管理者希望杜絕假貨，對假貨製售者采取製裁措施又足夠嚴厲，那集權製度就會產生遏製假貨的作用，如果管理者並不是真的希望杜絕假貨，甚至自己還用各種言行誘導假貨的出現甚至泛濫，那麼由於集權製度通常要求人們工作甚至生活的目標是隻需贏得管理者滿意就行，集權製度就成了催生催濫假貨的溫床。
如管理者不愛聽真話，而愛聽自己感到開心的假話，說真話、報告真實情況等的人會受到直接或間接的懲罰。直接的懲罰如，一個醫生直言相告國王，必須用斧頭劈開國王的腦袋，才能切除國王腦袋內的病灶，國王的頭疼病才能根治，國王聽了認為這是謀害他而把這醫生殺掉。間接的懲罰如，如實報告自己所領導的市農業產值，因自然和社會各種因素隻有小額增加的人，被降職降薪；自己所領導的縣市明明是減產了，卻謊報成大增產的人，卻得到了升職升薪。那麼許多人就會向管理者提供假信息、假報表、假新聞等假貨。由於集權製度不像分權製度那樣存在權力之間人為或自然的互相製約，並且在集權製度裏，一般下級無法製約上級，隻有上級製約下級，正常的管理狀態總是下級多，上級少，以少管多效度有限，所以，由集權製度的集權特征催生假貨的現象，有時來得也很快、很濫，並且對社會的危害有時比分權製度出現假貨對社會的危害更嚴重。
在集權製度裏，上級總是處於對實際情況相對了解得不夠的官僚主義狀態，既然如此，上級給下級的指示總是不同程度地脫離實際，這給下級留下了大量的紕漏空間。如上所述，正常的狀態總是下級多上級少，以小對多的管理特別是監督隻能是粗放的，上級對下級很多具體情況包括違紀的情況根本無法掌握，就是掌握了違紀的情況，如果數量太多通常無法全部處理，隻能有選擇地處理一部分。這無疑會壯大下級鑽漏洞的膽量。
於是，在集權製度裏，如果發現犯錯後追懲不足夠嚴厲，那麼無病裝病在家休息，全家人用一個人的公費醫療證取藥，幾歲小孩也入冊為正式職工領工資，土木工程不合格甚至是豆腐渣，年年植樹不見林之類的事就會層出不窮。如果事後追懲嚴厲，在集權製度必然伴生官僚主義，因而追懲必然不能做到科學公正的情況下，又會出現大量的冤假錯案。
集權製度易於導致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又必然導致上級給下級的指示脫離實際，脫離實際的另一種情況是上級對下級的要求在客觀上根本不可能做到，同時下級又沒有辦法使上級及時按科學要求加以改正，上級又一味強製要求完成任務。在這種情況下，下級有時隻能用偷工減料等不正當辦法來完成表麵的任務。這就是在集權製度裏，如果微觀管理特別是監督不到位，許多人工作質量就不高，產品廢品率、返修率高、使用壽命不長、不好用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既實行集權製度微觀管理特別是監督又到位常常是私有單位如私有企業的事，公有單位因單位利益同個人利益總是分離得較遠等原因，許多天生就做不到。私有單位既然微觀管理特別是監督到位，真實的信息能反饋到上級，所以官僚主義程度也比較輕。同理，許多微觀管理特別是監督不真正到位的公有單位，官僚主義就更加嚴重，上述產品廢品率高等情況也就更加嚴重。
集權雖然能遏製假貨，但也常常導致產品質量低下，特別是集權管理的範圍太廣，集權主體內的各個小主體之間缺乏競爭的情況下尤其如此。人類的管理經驗反複證明，充分的公平競爭是促使人們提高產品質量的好辦法，競爭須以一些特定要素為基礎，如參與競爭者必須能充分調動自己所具備的客觀條件和主觀能力，其個人利益的可自南處分性必須達到一定程度，因競爭結果的利益得失必須大到一定程度等。集權製度的集權特征，至少就其集權體的內部而言，天生和這些要素中的相當部分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