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國民眾中，不但法律素質高的人，就是法治意識強的人比例也不高。在具有百年以上真正法治傳統的西方發達國家，由於從小到大在生活中的耳濡目染，多數人包括許多文化水平並不高的人，都具有很強的法治意識乃至法律素質。如美國雖然整體教育水平很高，但仍有相當比例文化不高的人，據美國全國教育統計中心（NCES），2005年利用稅單、交通標誌、報紙、支票等對美國成年人進行簡單計算能力和讀寫水平的測驗，有3000多萬美國人除了簽名之外，讀寫能力幾乎不堪他用，其中的1100多萬人基本上不會讀寫英文。即使這樣，一個目不識丁的老太婆也知道警察必須有搜查證才能進入她的私宅。
一個更能全麵地說明問題的例子是著名的辛普森殺妻案。辛普森曾是美國紅得發紫的橄欖球明星，1994年，此公涉嫌謀殺了他已離婚的前妻妮可。之後他利用自己富可敵國的財力，用重金請來薩皮羅等著名的高水平律師替自己辯護，內行人估算辛普森在此案中所花的費用有600萬美元。此案引起了全美國公眾的高度關注，在眾目睽睽的法庭審理現場，花費了內行人認為有800萬美元費用的檢察方，聲稱手持的是辛普森鐵定殺妻的證據，但辛普森的律師們抓住檢察方在辦案程序上的漏洞，以取證過程不合法為由，推翻了檢察方的證據，最後法院判決：因法定證據不足，辛普森殺妻罪名不能成立，當庭釋放。但在民事判決中卻判辛普森須賠償受害方3800萬美元。
眾多的美國人詳細了解了此案的內容，以及法官裁定刑事無罪，民事卻須賠償的理由。據美國比較有長期公信力的調查機構調查數據，多數包括許多上述不識字的美國人，都認為是辛普森殺了前妻，但又認為法院的判決是公正的，這是維護司法程序正義的需要，因為隻要法定證據不足，法官就不能判決有罪，如果證據不足法官卻可以自由裁量判決人有罪，就會出現法官有意無意地枉法，即公民受無辜迫害的情況，如那樣社會就會人人自危。實際上有罪必須受到法律製裁這是實體正義，而法定證據不足即不能判決有罪這是程序正義，如果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不能兼而顧之，則有時必須犧牲實體正義來維護程序正義，因為個別犯罪分子因維護程序正義而逃脫懲罰，同因程序正義沒得到維護導致社會人人自危，更多的冤案層出不窮相比較，後者對社會的危害比前者大得多。
我國長期以來實際上是人治，直到辛亥革命前，曆史上的司法實際和現代法治的要求相距甚遠，如沒有專門的在社會上屬中立，即獨立於任何集團和個人利益，隻忠於社會利益的司法機構，證據沒有法定證據和非法定證據之分，沒有原告和被告雙方律師的抗辯，沒有諸如陪審團等對判案人判決的製衡等。直接審案的官員在事實上可以隨便刑訊逼供，草菅人命等。辛亥革命以來的法製雖然在形式上逐步沿用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但在實際上直到現在仍然和西方發達國家的法治水平距離非常遠，許多司法實際實質上仍然是人治。這都嚴重製約了民眾法治意識和法律素質的形成、強化和提高。直到現在，對諸如上述辛普森案件絕大多數人都認為他有罪，法院卻根據程序正義要求作出無罪判決這樣的案例，我國許多普通民眾如果不經特別說明，根本就不會理解其問的法治意義，因而也沒有犧牲實體正義來維護程序正義的意識。
民眾的法治意識和法律素質的形成渠道主要有兩條，一是法治實際的熏陶，二是法律知識的掌握。如果法治實際是良好的，那麼其問也就包含了正確的法律知識，就是說良好法治實際的熏陶會使民眾掌握到正確的法律知識，雖然通過這一途徑掌握的法律知識常常是不係統的，並且民眾最好是有一定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越高理解得越好、越多。反過來，民眾對正確法律知識的掌握，對糾正不良的法治實際，創立、支持和維護良好的法治實際，會起到很大的甚至是根本的作用，這一狀況也和民眾的文化程度成正比。
民眾對正確法律知識的掌握渠道盡管是多方麵的，如看電視，讀報紙，聽廣播，聽政府公務員的普法宣傳等。最好的渠道是在學校接受正規的教育，這正規教育不是由是全日製還是非全日製來界定，而是由是否是正式學曆來界定，如讀完國家法定的學曆課程，獲得國家承認的畢業證書是正式學曆，參加不能得到國家承認大中小學學曆證書的訓練班等不是正式學曆。
我們先來看我國民眾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情況。據國家統計局統計的數據，全國2005年年末總人口為130756萬人，其中具有大學程度（指大專及以上）的人口為6764萬人，占5.32％，高中程度（含中專）的人口為15083萬人，占11.54％，初中程度的人口為46735萬人，占35.74％，小學程度的人口為40706萬人，占31.13％，對這一統計公報中沒有說明的無學曆人數，由總人口減掉有學曆人口推算出來的數據是21468萬人，占1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