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所說的文學，實際上是指人類文化寶庫中的那些不朽之作。如同天才不可按專業歸類一樣，這些偉大作品也是不可按學科歸類的。永恒的書必定表現了人生的某些永恒內涵，因而具有永恒的價值。然而，在浮躁的現代生活中，人們浮在人生的表麵，不複關心永恒，於是隻讀謀職所需的專業書和用以解悶的消遣書，冷落了這些永恒的書。有感於此，在三十年代的美國，由吳宓的導師白璧德領導的新人文主義文學批評運動和由赫欽斯等人代表的永恒主義教育思潮便起而提倡回到古典名著，但收效甚微。那麼，就讓過眼煙雲的人去讀過眼煙雲的書和報紙吧，而像吳宓這樣關心人生永恒問題的人自會“以取法乎上四字為座右銘”，“非極佳之書不讀”，做永恒的書的知音，在寂寞中“與古今東西之聖賢哲士通人名流共一堂而為友”。（《文學研究法》，《學衡》第二期）
對於文學和人生，吳宓皆從大處著眼。他說：“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行為，也不是結果，而是如此行為的男女的精神和態度。”同樣，“在藝術與文學中，重要的不是題材，而是處理。”因此讀書“首須洞明大體，通識全部，勿求細節”，（《文學研究法》）注重作品所表現的“作家對人生和宇宙的整體觀念，而非他對特定人、事的判斷”。可見無論在人生中，還是在文學中，吳宓看重的均是貫穿其中的整體的人生哲思，正是這種哲思把文學與人生也貫通了起來，把文學研究變成了人生探索的一種方式。
其實，吳宓所表達的無非是一種古典的人文信念。按照這種信念，治學的目的不在獲取若幹專門知識，而在自身的精神完善，好的學者不隻是某個領域的專家，甚至也不隻是文史哲的通才，而更是具備人生識見的智者。這種信念是東西方古典人文傳統所共有的，而在功利日重和分工日細的現代卻式微了。但是，某些基本的真理隻會遭到忽視，不會過時。我相信，不論學術如何進展，孔子所雲“古之學者為己”永遠是治學的正道。背離這個正道，治學和做人脫節，僅僅寄居在學術的一枝一節上討生活，或追逐著時髦的一流一派搶風頭，是決計成不了大氣候的。
二
吳宓的哲學觀點並不複雜，大致襲用了柏拉圖以來西方傳統形而上學把世界劃分為本體界和現象界的模式。他愛用的表述是“一”與“多”。事實上，不論古今東西，凡具形而上性質的宇宙觀都不脫這二分的模式。但是，正如吳宓所說：“每人必須在自己的靈魂中重建哲學的真理。”在他的靈魂中，這個“一”與“多”的公式的確經過了重建，獲得了新的生命，成了他據以建立自己的全部人生觀的基石。
至少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立足於世界二分模式的西方傳統形而上學呈現出了崩潰之勢，遭到了許多思想家的批判。如此看來，吳宓在哲學上似乎是一個落伍者。然而，問題在於，世界二分模式不隻是邏輯虛構物，它在人性中有著深刻的根源。如果人類站在塵世不再仰望頭頂的星空，沉緬於物欲不再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人類會是什麼樣子？擺脫了對絕對之物的形而上追問，哲學又會是什麼樣子？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不是也在盼望“超人”誕生嗎？
吳宓正是站在價值論立場上來運用世界的二分模式的。在他那裏，“一”的真正含義是指絕對精神價值，“多”的真正含義是指現實世界和社會中的相對價值。與此相對應，便有兩種人生。一種是永生、理想的人生，即守住“多”中之“一”，修“天爵”，追求仁義忠信。另一種是浮生、世俗的人生，即自溺於“多”而遺忘“一”，修“人爵”，追求功名富貴。他向往的是前者，自雲兼識“一”與“多”，且知“一”存在於“多”之中，但“宓之態度及致力之趨向”則注重於“一”，所以“宓之總態度可名為理想主義”，而“其他名詞或派別均不足以代表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