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單位裏每時每刻都在發生故事，這故事不需要編，不可能造，就環繞在你的身邊，若幹年後回頭看，就都成了那幾個大詞——人生、命運、曆史。
我當時是一沒學曆二沒職稱，不過是個轉業幹部，在機關混了11年的處長。大專畢業，還是函授的，從沒有當過“一把手”。去那兒，好多人為我擔心，你鎮得住嗎？領導找我談話時說：“這是黨組的決定，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這是原話）話說到這份兒上，我已沒有退路了。
事業單位
大抵上隻有中國才有所謂的事業單位，事業單位就是中國當今社會的縮影，事業單位的中國特色在於：依附於各級各類黨政機關，是這些機關所舉辦的，是從屬而不是掛靠；是由中央和各級黨委政府批準成立的，中央或地方編辦下達了編製的，主要領導是由上級機關任命的；用工基本上是終身的，雖然近一二十年來也搞了聘用製，也在轉變用人機製、簽訂勞動合同；不是官，但有所謂的行政級別，說話代表了部分官的意思，下麵還是要聽的；可以壟斷一些資源，常常是僅此一家，別無分店；黨政工青婦、安委會計生委人事財務辦公文秘司機班一應俱全；發展黨員、發展團員、計劃總結、表彰獎勵、工資條、過節費到發放避孕藥都不能被落下。
網絡上對事業單位的定義：事業單位一般是國家設置的帶有一定的公益性質的機構，但不屬於政府機構，與公務員是不同的。大體可以分為“全額撥款”“參公（即參照公務員）”“財政補貼”“自收自支”四類。
全額撥款聽著好聽，但由於對這樣的單位國家不容許其自主經營，屬於幹啃撥款，收入就會捉襟見肘；財政補貼單位隻要是自己經營得好，又有補貼，日子一般都是“小美”；自收自支分為兩類：一類是不給錢推向市場，運氣好有能人，大火。反之，自生自滅。多數文化新聞出版單位都屬此類；第二類不給錢，但給政策、給資源，這才是“大美”。
中國的事業單位貧富不均、肥瘦分明，有肥缺就有雞肋，就看你進的是哪家的門了。如果一沒留神你進了一個“肥”的單位，那您就擎好吧，能耐差點兒、幹活懶點兒也能得到不少，喝湯也帶油花子！
據說，中國的事業單位有200萬個，從業人員有3000萬人。我看不止。事業單位的確是幹了太多的事兒，像醫院、學校、文藝團體、科研機構，等等，你沒想到吧？它們都是事業單位。但是，很多事業單位的弊端和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機製僵化、作風官僚；人浮於事、效率低下；任人唯親、拉幫結派；不思進取、得過且過……
這幾年來去過一些國家考察，在國外，特別是一些西方國家就沒有事業單位一說，政府花錢購買服務，社會上是很多NGO組織——即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非政府組織——負責執行。這些組織每年都要接受政府的考評，通過了，接著幹。與我們的事業單位相比，孰優孰劣，現在還難下定論，因為西方的機製也有其弊端。
中國的事業單位改革已經喊了不止十年，但也許由於中國的事業單位差異性太大，改革極難推進。2014年終於出台了《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媒體上的宣傳噱頭是：事業單位將打破用人終身製。然而細讀條例得出的結論是，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很難。
強攆鴨子硬上架
1999年9月28日，這是一個在我的生命中必須記下一筆的日子，這一天，上級黨組任命我為一家雜誌社社長、總編輯、黨總支書記。機關的同事們見麵都喊我“黨政軍一把手”啊，牛！其實我去的這家雜誌社還不到50人，就像小平當年調侃一個協會幹部一樣：再小也是個主席嘛。是啊，別拿豆包不當幹糧，別拿村長不當幹部，再小也是去當“老大”呢，我這樣自我解嘲。
這單位亂啊。我總結了兩句話就是：四五十人七八十個心眼；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廟小、池淺可以理解，王八多（原諒我不恭了）是啥意思？原來這個單位個個都拿自己當人物，要麼“通天”，要麼自視名牌大學研究生，眼裏誰也不夾。記得剛去不久的一天，一個員工推門進來，張口就是“我認識鄧樸方”，我也不客氣，喝道：“你給我出去！”當時社裏的空氣真有點兒劍拔弩張，充滿了硝煙味，人與人個個互相“賊”著，你稍一出動靜就會謠言滿天飛。我當時是一沒學曆二沒職稱，不過是個轉業幹部，在機關混了11年的處長。大專畢業，還是函授的，從沒有當過“一把手”。去那兒，好多人為我擔心，你鎮得住嗎？領導找我談話時說，“這是黨組的決定，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這是原話）。話說到這份兒上，我已沒有退路了。我揣摩領導的意圖是，試試吧，幹不好總不會比前任幹得差吧？死馬就當活馬醫吧。當時這單位是要嘛兒沒嘛兒，班車停了——不得不停。對此我有個形象的比喻：兩個麵包車，一個歪肩膀——據說購買時底盤兒就是歪的；一個大喘氣——百公裏耗油40個。沒空調——僅有的一台還是為打字室安裝的——怕電腦出毛病，人呢，沒人管；沒電腦——僅有的一台386，黑白屏，賊慢。那時上班，樓上樓下不到10個人。當時這個單位的員工早已逾越匿名舉報的階段了，都是親自上訪，實名告狀，根本就不怕報複。一個單位到了這等地步，也算是奇葩一朵了。那年正逢我黨進行“三講”教育（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機關的領導擔心雜誌社難以過關，果斷動議——換人。那一年由於要搞最後一次“福利購房”，機關裏所有人晉升職務凍結，全年就提拔了我一個副廳，曰“受命於危難之際”，也許並非是危言聳聽。剛到社裏時，經常是早上上班一開門，就看到地上有個信封，打開，裏麵是一張A4紙，都是告某某或某某某的匿名信，更有時在辦公室裏辦公，就聽“刺”的一聲，門縫裏塞進個字條……如今想來，那段日子雖然令我經常焦躁不安，但還真讓人懷念，挺有意思的。
這意思是說，那真是人生的一段不平凡經曆。往往是，你可能能做很大的事，你可能能擔很大的責，但是，沒給你放在那個位置上，你就發現不了自己的潛力。你也許很謙虛，也許很低調，能躲便躲，而當你躲不掉必須麵對時，你會迸發出巨大的能量，這是每個人都有的所謂惰性轉化，信心升華，不足為怪。當然還有一種人，自視過高，以為自己當個總理還有富餘，這樣的人反而沒戲，很有可能把一件事弄砸，把一個單位搞垮。這就是鴨子必須趕著才能上架的緣由。
戰爭年代沒那麼多說道，連長犧牲了，排長必須頂上，排長犧牲了，班長必須頂上。時勢造英雄，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正所謂“需要與可能”，凡事首先看是否需要，隻要需要，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得上，這就是要“趕”，這就是“趕”的偉大意義之所在。
要說我當時肯定是不夠當這新聞單位“一把手”的，但那實在是特殊境況，箭在弦上，子彈上膛，不得不發了。還好，經過幾年的努力，終於把這個落後單位，誰說誰頭痛的單位帶出來了。此乃後話。
第一次開大會
要回顧10多年前的事，有很多細節已相當模糊，也許正因為如此，才使得另一些境況更加清晰。我就清晰地記得我第一次召開全社職工大會時的情景。那次大會開得有些糟糕。
那是來到雜誌社一個半月後，該談話的都談了，該看的文件都看了，十幾間辦公室都轉了轉，50號人都見了見。這時，大家都在等待著一件事：我的就職演說。大抵上，一個單位來了新頭兒都會在適當的時候麵對全體人員說個話，很多人把這看作就職演說。大家對你的最初印象就在這次會上產生，並且會影響往後很長一段時間。像一個國家的新任總理總統都要做施政演說一樣，我們國家新總理上任，是以開記者招待會來完成這一形式的。一般人們很期待這個所謂的初次亮相，我當然也麵臨著這道坎兒。說這是道坎兒，是因為我一直有些猶豫，怎麼說呢？說什麼呢？一般性地說說，好像很容易，但不符合我的性格，而我自知，我是一個特別不會講話的人。在機關時當處長，就管三兩個人，上邊有主任，開什麼會都是他來講，偏偏他又特別能講，繪聲繪色，極富鼓動性，一個多小時不帶停嘴的，我就很少有鍛煉的機會了。記得有一次他突發奇想，讓我和另一個處長在全國工作會議上都先講上15分鍾，我心想，一定要講出點兒道道來，就寫了一個提綱，並且準備好一段頗有詩意的開場白，前一天晚上背了好幾遍。臨到講時，像背書一樣，背完了，突然卡殼，用如今的話形容就是“斷片兒”。當時，後脊梁一下子冒出好多冷汗。我的領導使勁拿眼睛盯著我，我就更不會說了。我好不尷尬，台下麵傳來善意的笑聲。我真後悔，還不如像另一個處長那樣寫好講稿上去念念完事呢，何必有那麼多追求啊。多年以後我才悟到，講話需要鬆弛和自然，最好是把自己的個性放進去。如果你對自己要求過高，準備得過細，想得過多，就會過於緊張，那肯定講不好。當然要做到這些是相當不易的。有人說，當你把聽眾看成一群豬時，你才能成為演說家。我不同意這個說法。如果你自說自話，與聽眾沒有交流，那是多麼沒勁的事啊！
開會了。職工們一個一個地走進會場。說是會場，實際上是個40多平方米的會議室，社裏的大會小會都在這兒召開，開全社大會時大家搬把折疊椅擠著坐。所謂主席台就是一溜矮沙發，社領導坐在沙發上，比聽眾還低，需要仰視，並且聽眾擠滿了會議室，最前一排就坐在主席台麵前不到一米的地方，比較難受。
開會前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我為了緩和有一點兒緊張的心態，問離我坐得最近的一個美編：“孩子多大了？”那美編當年年齡已不小，50歲左右的樣子，我過去曾和他有過交集，算是熟人了。他反問了我一句“您（他用的是這稱呼）問的是大的還是小的？”嗯？我一時竟不知如何回答！後來才了解到，他是再婚，第二個孩子還不到兩歲。
這次會議有兩個議題，一是布置“全員聘任製”實施方案，二就是我的講話了。這全員聘任製有些複雜，單位裏陳年積案太多，各種利益小團夥相互牽扯。我是想把這作為突破口，能走到哪一步心裏也沒底。那也得硬著頭皮往前走啊！誰都有毛病，誰都有問題，但我必須用幹部啊，否則我就是有三頭六臂累吐血也白搭。這事以後再詳細交代。到我講話了。那天我寫了一個提綱，說的都是些譬如“團結奮鬥、艱苦努力、勤勉工作、不負眾望”之類不疼不癢的話。既沒有令人血脈賁張的豪言壯語，也沒有讓人期待的未來規劃，並且說得有些磕巴，心裏緊張，有些話是一個詞一個詞往外蹦，連不成句，說著說著就習慣性地冒汗了。我偷看了大家一眼，好像都是麵無表情，好像我的每句話都沒說到點兒上，我有些氣餒。我天生是個大嗓門兒，聲音的共鳴很好，但那一天卻不敢放開聲，似乎每句話都隻說了半句。我覺得我還沒有融入這個單位，特別隔膜和夾生。隻是在最後，我把準備好的兩句話贈給大家時，才能感到大家有了一點兒反應。第一句是：“用心、用力、用命。”我的解釋是，幹好工作不需要用命，隻要用心用力就好；第二句是林則徐的那句名言：“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我告訴大家，第一句說的是胸懷，第二句說的是品格。我們——包括我在內，很難達到這個境界，但我們可以先從小事做起，好好工作，不盯著那些蠅頭小利。這句名言後來成為我們的“社訓”，我會單獨寫寫這個話題。
散會了，我有點失落，完全沒有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的快感。
我真的需要尋找我今後開會講話的方式了，好像有一肚子話卻不知怎麼表達。會後，我有意回避大家對我講話的評價，因為我知道，那不是我的真實水平！不過，仍然有兩句評語不知怎麼鑽進了我的耳朵：一句貌似是表揚——說我是“低姿態進入”；另一句就有些不好聽了——“這水平，比前任差遠了！”
當領導，當再小的領導，當眾講話是必修課。這裏有技巧問題，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真誠和坦率，如果再時不時地加進點兒小幽默就更好了——這是我後來不斷學習的心得。我常常會在看電視聽廣播時特別留意主持人和嘉賓是怎樣講話的，並且換位思考，如果是我，會怎麼說呢？一點一點，我有了很大進步，大家終於反映喜歡聽我講話了……後來，終於有一天，我開始享受我開會時的講話了。當然這些講話隻限於社內開會，如果在外麵麵對生人，我依然不太能講得很好。還需要磨煉呢。
分?房
在中國，凡是涉及房子的事，就都是大事。親友反目，弄虛作假，要死要活，貪汙受賄，堪比一場烽火連天的大戲。比如拆遷，就是一場家庭中的戰爭；再比如分房，那是一場單位內部的戰爭。
2000年年初，來到這個單位不久，最重要、最敏感、最難的事——分房，擺在了我麵前。人生有很多躲不開的事，一條路，背後是懸崖，要麼向前闖過去，要麼向後掉下去，就這麼殘酷。每遇到這樣的節骨眼兒，我常常於極度的苦悶之後暢想幾個月後，當一切都塵埃落定時的情景。所有的過程在美好的結果麵前似乎都可以忽略。有人說，喜歡這麼暢想的人，一般都是對未來滿懷樂觀的人，都是相信多於懷疑的人。也許我對人性的惡還缺乏足夠的見識或者比較麻木吧。
說是分房，正規的叫法應該是“房改房”，就是職工以折價或標準價的方式獲得已住房屋的政策。這裏有一個模糊概念：新房算不算“已住房屋”？那時正處於變革時期，對此就沒有特別明晰的解釋了。於是很多單位突擊建房，以趕上“政策”。好在本單位屬二級機構，基本上都是機關倒出來的二手甚至三手房，不牽扯新房問題。與過往幾乎無償分房的方式相比，房改房還是要花些錢的，好像是每平方米1460元，職工再把工齡、職務、級別等因素折價後，一套房也就幾萬元，最多十幾萬。以現在的眼光看，這根本就不叫購房。有人甚至這樣說，這哪是在分房，純粹是分錢呢。
見錢眼紅，人之本性，所以才難。有人跟我訴說了這個單位上一次分房時的“盛況”：分房委員會“捏鼓”出了一套方案準備實施，所謂“捏鼓”，就是缺乏透明，幾個人躲在暗室，與職工鬥智鬥勇。據說有個分房委員手中拿著的初步方案被一女職工發現並成功搶奪過去，委員欲要回，追了好幾個屋，那女職工見這架勢，果斷將那方案塞進乳罩……還有一個女職工，對分房不滿，夜黑風高時把自家的家具運到“一把手”家，把人家的門堵了個賊死！這女職工後來不但沒有分到房，還受到了處分，並由幹部身份降成了工人。那一陣，單位裏劍拔弩張，空氣中彌漫著一股硝煙味，上訪告狀就沒斷過。也是，過這村沒這店，此時不爭更待何時？一旦大家不再相信了，就都開始“攪和”了——反正也不會讓我滿意，起哄誰不會，說不定還能亂中取勝！此時，人性中的弱點便不再隱藏。而據說當時的“一把手”退居幕後，對分房的事基本上不管不問。當然這也是一種方法，能有一定的回旋餘地，這也許是一般認為作為主管領導所必備的策略之一吧？
但是我不行，我大概是缺少那種“超脫”的意識或者說素質，我必須看到事情在我手裏穩穩當當地運行，心裏才踏實，才睡得著覺。真是操心的命！
我一邊讓分房委員會製定預案，一邊找每一位職工談話，了解他們的需求和意願。通過了解，我覺得事情並沒有想象中那麼複雜，關鍵是要依據實際情況——房源、職務、職稱、年齡等——製訂方案。不留私心，不搞小圈子，公開透明，相信大家都是通情達理的，而且大家好像真沒有太過分的要求。如果出現個別問題我也做好了準備，可以個別解決，心裏便有了底。於是我與分房委員會主任做了溝通，他給我拿出的分房方案依我看基本可行，被大家疑慮是因為：第一，與上次分房時隔僅6年，後遺症還在發酵；第二，人們懷疑有人搗鬼，不相信公平會出現在這個單位的上空。在這種情況下，我做了兩件事：一是參照那套方案，把每個人的姓名製成卡片，再把房源也製成卡片，在桌上反複進行排列組合，把各種因素和可能出現的問題考慮進去，直到自己心中有數，基本滿意為止（這套卡片我至今仍珍藏著，十幾年了，有時還拿出來看看）。二是在大會上宣布，分房委員會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從現在開始，把工作提交給領導班子，今後的工作由領導班子直接主持進行。我想，這個時候很關鍵，到了我直接麵對大家的時候了！
一套方案，如能兼顧絕大多數，兼顧到需要與可能，就可以實施，就有了做工作的基礎。如果拘泥於個別問題，肯定因小失大。
公布方案後，有人“翻車”：
L：單身，名牌大學女研究生，未婚。幾個月前，剛被聘為一個編輯部的副主編。她一直住著單位宿舍兩居室中的一間，這宿舍是別的單位的產權。按照方案，她能夠分到一套更好的兩居室。但她如果搬出宿舍，按規定，那套房就要退給原產權單位。她也提出了換房的意願。怎麼辦？有天晚上，我來到她的宿舍，實地看了看那套房。房子雖然舊了點，但兩間臥室朝陽，也還不錯。我跟她談了談，希望她以大局為重，不搬為好。離開後，我坐在車裏給分房委員會主任打電話，探討解決辦法。記得那一天下著大雨，天上不斷打雷打閃，我在車裏與主任竟說了半個多小時！我會一直記住這個雨夜。我憂心忡忡地回到家裏，半宿沒睡著。如果幾個月前沒有聘她為副主編，也不會出現這個難題。我不能強迫人家不在乎權益，畢竟分房是一生的大事，也不能拿提拔來說事，可是，她若搬走，就意味著單位將丟掉一套房，原有的方案就會全部打亂。兩難啊！好在第二天一上班，她就主動找到我，明確表示不再選房了，就住那套舊的！我竟脫口而出了四個字：高風亮節！不知是否恰當。
Q：這是個離了婚的女職工。順便說一句，這次分房不考慮是否單身。經過排隊，她前麵還有一個單身女士，那女士此前已明確表示，自己已住一套一居室，就不參加分房了，可臨時又反悔。這就造成Q立馬降低了一個檔次。幸好我做好了預案，從機關又要來一套同樣檔次的房子，解決了她的問題。往往，有了難處，首先要自己扛，扛不住，向上反映，上邊肯定還有餘地供你回旋。作為事業單位的“一把手”，一定要放低姿態，並且要與機關搞好關係，這樣，在你犯難時，一定會有人伸出援手的。
K：跟這位女士過去就相識。我曾當麵數落她：你這輩子就是晃過來的！她沒什麼大本事，優點是態度永遠絕好，永遠笑臉相對任何人。她嫁給了一個機關幹部，其樂融融。分房前，她離了婚，頓時成了無房戶。誰都知道她是假離婚，可是你有什麼辦法呢？人家畢竟是擔了風險的。分吧，隻能排在最後，分個一居室，舊的，也沒什麼說的不是？潛台詞——誰不服，也離婚試試？
Z：還是那個用家具堵領導門的女士（怎麼回事，都是女士？），分房方案最初規定了一條，上次分房受過處分的此次不被列入，就是說，Q沒有分房資格。豈有此理？！我與分房主任商量並征得領導班子的同意，取消這一歧視性條款。當Z女士拿到新的分房方案後，據說愣了半晌，眼圈紅了。該女士後來以其工作業績受到了大家的認可，不但恢複了幹部身份，而且現已躋身副處級。
分房，簡單的兩個字，蘊含了多少喜怒哀樂，甜酸苦辣，人情冷暖，世事恩仇？好在，我闖過來了，還讓絕大多數職工都滿意，不容易啊！我永遠忘不了那個雨夜，忘不了我的糾結、不安和失眠。我認為，如果能把分房這事弄好，就沒有弄不好的事情了。
順便再說幾句：那次分房最末端的幾個人後來都趕上了拆遷，平房、筒子樓、簡易兩居室，經曆拆遷之後都很快得到了大的改善，甚至超過了排在前列的職工。命運弄人啊，福禍相倚呀……所以，不管麵對多大的利益，一定要保持平常心。得到不足喜，不得不足憂……是也。
怎麼上班？
怎麼上班，那誰不會？朝九晚五唄。
你說得不錯，但那是一般的情境。連皇帝都要上班，從此君王不早朝也隻是“一度”，相信玄宗在溫柔之鄉中，一定還在惦記著家國大事呢。這世界上怕是隻有兩種人終生不用上班，曾經的紈絝子弟，現在的土豪二代，當然我指的是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
上班的方式有多種：比如產業工人，每天焊在流水線上，上下班定時定點，一分鍾都不能晚，還不能多喝水，因為原則上你不能有須臾離開；再比如大學老師，每天或者幾天見不到，有事點個卯就行，隻要課講得一等棒，就一切都有了；還有像公務員，上班來下班走，偶爾遲到一點兒早退一點兒，上班中間出去辦個私事，也沒人總盯著你。說是上班族中有個另類，就是像我們這樣新聞單位中的編輯記者，單位領導既不能對考勤要求過嚴，也不可放鴨子，這個度很不好掌握。一般來說碼字兒的人很多都是夜貓子，不能要求他們每天按點兒上下班永遠不熬夜寫稿；尤其是年輕人，正是嗜睡的年紀，熬了大半宿，再要求按時上班，也忒不人道了吧？
就說我們這個單位吧，過去是“彈性坐班製”，編輯部每周隻有兩天坐班，周二和周五，其他時間名曰寫作和約稿時間，不用來。我很不習慣。有時我說開會了，辦公室告我，一半中層幹部沒來；有時我想到各屋轉轉，嗬，鐵將軍把門；有時我想找個人談話，還得預約！心想，這哪像個單位，沒什麼規矩不說，還沒一點兒人氣。這樣做雜誌，能做好嗎？我很懷疑。
我還懷疑，每周那三天不上班，編輯記者很有可能用很大一部分時間處理私事，哪有那麼多約稿寫稿的事呢。這單位也太舒服了吧？就有女職工說，來這種單位，不在乎掙多少，真真是個生孩子奶孩子養孩子的好地方！這話也太令人氣不得惱不得了！
行，我想，就從這坐班抓起。
不是我小心眼兒，不是我嫉妒，不是我不近人情，不是我不懂行業特點！天底下哪有這等好事，不上班也能拿錢？雖然我們的薪水當時還很低，但錢多了就管用嗎？就能真的解決上班問題？剛好這時有個同誌在發牢騷：一個星期兩天上班，看稿編輯發排，太累了！當時我正不知道怎麼“下牙”呢，好啊，撞槍口上了。於是我來了個順水推舟：“兩天不夠嗎？那就改成三天坐班吧。”從此，每周一三五坐班。還累嗎？要不要再加一天？我好像有點兒“抖機靈”。那個發牢騷的同誌也許會後悔自己多嘴，但她有所不知，我不過是借題發揮罷了，肯定不會讓大家一直那麼“舒服”下去的。
當然，我知道大多數事業單位都是很舒服的，正所謂人浮於事。說這話也許要得罪人，但我說的是事實。如果是個民營企業誰會讓你這麼舒服呢？老板的每一分錢都恨不能要落地聽響。而在不少事業單位，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人，不懶才怪呢，更談不到盡心竭力、銳意創新了。所以事業單位要改革，隻不過改革改革嚷了好多年，聽到第一隻靴子掉在了天花板上，卻左等右等等不來第二隻靴子掉下來的聲音。也是，情況太複雜，難啊。
我後來扳著手指頭跟大家算過每天上班的有效時間——8:30上班，大多數人8:45才到，不到11:30，就去食堂排隊買飯，中午休息到13:30，下午16:30下班，還要早走十來分鍾。算算吧，每天幹幾個點？再加上以約稿寫稿為名，每周三兩天不來，乖乖，這是什麼日子？！
還有一些新聞出版單位推行上下班按手印，但是真的不靈。因為這種單位不來或晚來早走的理由太多了，法不責眾，最終那台指紋考勤機成了擺設，被丟在角落裏不知一天到晚在嘲笑什麼。
慢慢地，我們過渡到四天坐班，直至五天坐班，終於與社會同步。同時規定各編輯部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每月允許編輯記者有2—3天在家寫稿，這樣就把權力下放了，由部門主任靈活處置。而遲到早退的頑疾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好的解決辦法。我肯定不會安裝指紋考勤機，我肯定不會差人在單位門口記考勤，我也理解大家的難處：20多歲早上起不來，三四十歲家裏負擔重，50多歲腿腳不利索，快退休時沒了進取心——當然這一切都不是遲到早退的理由。
坐班而成為問題，大概是中國所獨有。這裏有社會的、曆史的、體製的、人性的等原因，本文隻是根據自身經曆羅列了一些現象而已，對於徹底解決，至少在現階段，沒有期待。
社?訓
剛開始時並沒有想到要製定什麼社訓，隻是想有針對性地取古人名言時常提醒員工一些東西。什麼東西呢？還是怎麼為人處世吧。盡管我這個人不太會做人的工作，也有很多毛病，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完美的追索。而所謂為人處世的題目太大，恐怕也隻能表露一下我的心跡，以期與大家達成一定的共識。尤其是，當有些人在惡劣的環境中已經養成自以為是、以怨報德、價值扭曲、好壞不分、拉幫結派、投機取巧甚至猥瑣齷齪時，一定要有一個洪鍾大呂般的聲音來振聾發聵、醍醐灌頂。矯枉過正，不過正無以矯枉！
於是，林則徐的名言呼之欲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
這名言存世已久，我最初聽到是在高中時代。那時，中午放學回家做完飯，招呼弟妹吃完後都要躺在床上聽收音機裏播出的“長書聯播”，然後才去上下午課。記得很清楚，有一天忘記在哪一部長書裏——隻記得是曹燦播講的——就聽到了林則徐的這副對聯，於是就記住了。沒想到20多年後，來到新單位，當了“一把手”後，麵對亂局，還真就用上了。
用名人名言作為企業精神，當然是一種工作方式，我們見到的太多了。但能有多大作用呢？我想這裏麵最重要的是“踐行”。你很難盡善盡美地做到，不過你，作為一個單位的大領導或者小領導，一定要努力去做。你不做，那句名言算是白搭了，甚至會收到反效應。誰還信？還不如不說。要說一個單位的風氣是慢慢養成的，那是個慢功夫，是一個聚沙成塔的過程；但如果放鬆警惕，思想懈怠，抓得不緊，讓沙子今天漏下一點兒，明天漏下一點兒，那塔一朝傾覆，不過是分分鍾的事，會讓你甚至來不及歎息。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我是這樣給員工解釋的：上半句說的是胸懷，下半句說的是品格。看似這句名言放在哪個單位作為企業精神都適用，其實不然。我真是到了這個單位才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這副對聯。這副對聯好像是為這個單位量身定做的，不如此無以言他。十幾年後，我又進一步對這副對聯作了詮釋：上半句對應了一個詞，叫作“容易”，下半句對應了一個詞，叫作“舍得”。漢語裏有很多詞都可以拆字釋義的，容易——容才易，為人處世能容，處世為人才易。舍得——舍與得的辯證關係當代人已經差不多說透了，就是那些意思。
每年年終總結時，我都會把這副對聯拿出來，提醒老同誌，告誡剛入職的新人。記得有一次還順嘴說了個我親身經曆的故事：一次與朋友去著名的餐廳——海底撈吃飯，見那裏有很多等座的人，便心生感慨：買賣做到這份兒上真是牛啊！這家餐廳是說貴不貴說便宜不便宜的那種，這個定位最難做。但人家做得真是太好了，全國幾十家店，店店都是這個盛況。……我們終於落座了，我看到一個打掃衛生的中年婦女，很勤勉的樣子，就隨口說了一句：“你很辛苦啊。”誰承想她毫不遲疑地脫口而出：“為老板賣命，我心甘情願！”我頓時被驚著了，感覺到眼眶都濕潤了，一時竟無言以對！是什麼樣的魅力能讓員工這麼“心甘情願”地“賣命”呢？是企業精神，是老板的誠信，還是什麼？
心碰心！——我想到了這麼三個字。什麼叫以人為本？凡地球上的人，都有期待，都有願景，都有自家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判斷力。你，作為老板，要賺錢；作為部門領導，要立功名；作為單位負責人，要帶領大家一起往前奔，絕不可見利忘義，把員工當作奴隸，當作工具，當作台階！
我知道這家餐廳肯定有所謂的企業精神。設定那麼幾句話，當作職工的座右銘很簡單。但我想，一個企業或者一個單位的成功，將企業精神化作企業文化，融入職工的內心，變為他們的自覺行動才是最重要的，雖然這隻是成功的要素之一。
由於我總是拿那副對聯說事，員工們自然已經耳熟能詳了，於是有人提出幹脆就叫作“社訓”吧，好聽、簡潔、明了。此前隻知道有所謂的校訓，好像有一種訓導的意思，由上而下強迫接受的意思，好嗎？後來想想也沒有什麼不好。本來一個再小的單位，其員工也應該有敬畏之心，這正是這些年來我們所欠缺的。一個單位與一個家庭的道理一樣，從頭就要立規矩，這關係到單位的風氣問題，不管是對單位的建設還是員工個人的成長，都是很有裨益的。——這就是我能想到的有關“社訓”的話題。
走市場
改革開放以後，媒體一直處於有限放開的狀態。其中媒體的發行較之內容率先開放，被稱為第二渠道。所謂第二渠道基本上是指報刊發行的零售市場。雖然國營，也就是郵局的訂閱和零售仍在壟斷，占有主導，但在私營資本所占據的二渠道中，媒體的表現如何，才是檢驗受歡迎程度的標杆。而對於大量“官媒”報刊來說，其處境比較尷尬：既希望通過行政手段保住已有的發行規模，又窺視著零售市場，期待著一試身手，在商海裏弄弄潮，認真地表現一番。
我去的這家雜誌社有三本刊物，其中一本叫作《三月風》。現在一些50多歲的人一提起來還都記得它。我還清楚地記得1985年我在部隊做新聞幹事時，有一天在西單郵局報刊專賣窗口買過一本《三月風》，作為讀者的我，對這本刊物很有些仰慕。隻是沒想到14年後的1999年，我成了這本刊物所在雜誌社的“一把手”：社長兼總編輯。這事兒挺神奇的。
《三月風》曾經如雷貫耳。1985年創刊之時據說全國社科時政文化類刊物隻有200多種（到現在我也搞不太明白刊物的細致分類），因此在很多報刊亭都能買到這本正16開、單色印刷的刊物。又因為《三月風》創刊伊始就刊登了當時炙手可熱的幾位大家——劉賓雁、徐剛等或針砭時弊或反思“文革”的報告文學，在文化界、理論界影響很大，所以名頭很響。當然，用現在的眼光看，這本刊物的內容過於龐雜：既有主管單位領導的動態，又有殘疾人事業的有關報道，還有一些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再加上前麵說到的名人作品，對了，甚至還有一些攝影美術作品，顯得不倫不類。另外從專業角度看，她定位不準，目標讀者群不清，曾出現過有些讀者作者順口叫出“三月三”來，把她與雲南的那本民間故事雜誌搞混了。說起《三月風》這個名字怎麼來的也很有說道，現在比較官方的解釋是這樣的：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是3月成立的，它主辦的刊物因此得名；另外殘疾人事業高舉人道主義旗幟，如三月春風吹遍神州大地。用意很好，但雜誌畢竟不是文學作品，其刊名是不能、不需也不必解釋的，要讓人一目了然，過目不忘。用這個標準衡量，《三月風》就過於含混了。另外製作也不精細，圖片文字都缺少法度，甚至出現了1984年底出了一本創刊號，卻不是1985年1月正式出版的第一期這樣的瑕疵。
但是依然掩蓋不了它的犀利，以至於多年之後人們對她仍念念不忘。那個年代人們思想迷茫、思緒混亂、思潮紛仍，關心的、談論的都是國家、曆史、人類的大題目，隻要你能呐喊，能振臂高呼，你就是好樣的。人們很不在乎細節。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三月風》領風氣之先，曾令當時的讀者口口相傳，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很受追捧。當然也被認為是因為其背景了得。
《三月風》的最初設計肯定是麵向零售市場的，也就是說不依靠行政手段，完全靠讀者自願掏腰包購買——用腳投票。但是很不幸的是，《三月風》的市場表現並不好，慢慢地就被邊緣化了。幾乎與它同時起步的《讀者》《知音》《家庭》等刊物卻異軍突起，月發行量動輒突破百萬。我到雜誌社任職後真的有些著急，很快就去了武漢，造訪《知音》雜誌取經。記得《知音》總編輯胡勳璧說，當初我們是去北京向《三月風》學習的。啊，這令我很是汗顏！
到我上任時，1999年，《三月風》月發行量大概是兩三萬份，並且基本上是各級殘聯公款訂閱。我向社裏的“老發行”取經，他們跟我談了不少“走市場”的門道，可是我想，既然有這麼多門道，為什麼這麼多年走不好呢？我決定親自試試。
改變從2000年開始。首先把封麵改為當時流行的大美女，記得改版後首個封麵美女就選擇了香港影星××× ，雜誌出來後，我怎麼感覺用我的眼光看那美女不夠美呢？是不是我的審美取向出了問題？同時在內容上，沿襲了那些年來比較流行的所謂“情感故事”。然後就是在北京等幾個大城市零售市場鋪攤，每期拿出幾千份“試水”。可以想見，市場的反應不怎麼樣。怎麼會好呢？那時候這類期刊已經有幾千種了，市場競爭異常激烈，不是掛在報刊亭誰都會爭著買的。為此，經人牽線我請了北京市海澱區郵局管報刊零售的經理吃飯。記得那經理長得粗粗大大，像個黑社會的，似乎完全與文化不沾邊。席間，那經理指著剛出版的那期雜誌說，你這封麵的照片是虛的！嗯？我怎麼沒看出來？這一幕我至今記得，也沒覺得怎麼沒麵子。要是現在我再遇到這事，肯定是無地自容了。飯吃到最後，發行部主任過來跟我耳語，說是不是給人家經理買一條煙帶上，並強調是人家提出來的。唔，我首肯了。這頓飯給了我一個強烈的感受，雜誌要打開零售市場談何容易，我們的落後是全方位的，體製、人才、資金、觀念、機製、意識、定位、機遇，等等。但也別被這些嚇住，成功有時並不需要太多的條件，有時你也不知道怎麼就成功了。成功的因由都是相同的，不成功時各有不成功的理由。所以，不要相信所謂的成功學，按照成功學去做，等著你的隻有失敗。
後來我們又進行了多方位的多次嚐試，都走不通。時間長了，也就明白了，我們有許多“走不通市場”的理由，甚至可以說，走不通才對，走通了才是怪事。
首先，我們是殘疾人的媒體。殘疾是人類的悲劇。人們總是不願麵對悲劇。雖然這個悲劇也許不會像悲劇表現得那麼悲劇，但它畢竟是悲劇。所有人麵對悲劇，心情都不會好。我們不可能如體育、女性、青年甚至老年媒體那樣，在愉悅的境況下傳遞情感以及教義，那些題材甚至連失敗都會製造和散發著數不清的公眾話題。這個製約是致命的，尤其是在當今，這個娛樂大眾的時代。
其次，我們是國家預算單位。弱勢決定了需要國家扶持。國家再扶持也隻是扶持，不可能有大的投入。你拿著國家的，也是納稅人的錢，敢不敢“燒”？不是敢不敢，是能不能的問題。各地婦聯的刊物轉型好，出現了《家庭》《女友》《知音》，那是市場決定的。說得極端一點兒，市場拒絕殘疾人。
再次，我們是公益事業體製。體製性質決定了你不能追求市場回報。舉凡世界各國，殘疾人的事，全都是隻問投入，不追求經濟效益的，這才叫“公益”。況且，我社還有兩本刊物《中國殘疾人》《盲人月刊》完全是受國家財政補貼的。這也體現出國家的政策導向。《三月風》始終離不開弘揚人道主義，為包括殘疾人在內的弱勢群體、邊緣人群服務的定位，零售市場並不是它的主攻方向。
當然，這一切不是你得過且過、放鬆要求、降低標準的理由。殘疾人、殘疾人工作者、他們的親屬、社會上的公益愛心人士同樣需要高質量的媒體來表現他們的生活，愉悅他們的身心，體察他們的情感，反映他們的訴求。
不管怎麼說，30年的《三月風》如今仍自立於報刊市場之林，本身就是個奇跡。同時，它的質量是上乘的，月發行量10萬份也是可觀的，美譽度也是不含糊的。殘疾人喜愛、老讀者惦念、獨樹一幟的辦刊理念、由青年才俊組成的團隊，這些都是可以引為自豪的。另外，不管是什麼渠道訂閱，發到了讀者手上，有效閱讀率高企，那不也是市場嗎？
隻好這樣安慰自己了。
那一件尷尬事
每個人的經曆中都會有那麼幾件尷尬的事，隻不過有的人不太介意，過了也就過了，一點兒也不往心裏去；而有的人心事就比較重，許多年過去了，總也忘不了，每每想起還會耳熱心跳。我就是這後一種人。
話說2001年——說起來也有10多年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全係統組織文藝彙演，我們單位也積極參加。定下的曲目是《走進新時代》，形式是全體大合唱。當時找不到人領唱，隻好我自己披掛上陣了。
說起唱歌來，我還是有點兒底氣的。初中時上音樂課，有一天來了一個新老師，她讓全班每個同學都唱兩句，然後就看上了我，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興奮，從此我就開始跟著她練聲。後來才知道，這個女老師名叫穀葉，是中央音樂學院科班出身的專業演員，好像由於一點兒小的差池才來到中學當老師的，後來更是知道了她的老公就是大名鼎鼎的京味兒作家林斤瀾。當時已是“文革”後期，但依然在批白專道路，而穀老師好像就不管這些，每天帶著我們幾個被她選出來的學生練聲，有時她自己也唱上幾句——純正的花腔女高音！就是在那時，我大體上知道了唱歌的基本原理、發聲方法、音準、旋律、節奏以及演唱的基本要求——以情帶聲、唱出味道等諸如此類。穀老師的意願是讓我們向專業發展，可惜，中學一畢業我們就都作鳥獸散了。現在想起來會感到很對不住穀老師，也後悔沒有珍惜那段與老師相處的歲月。
扯遠了。《走進新時代》這首歌親切而抒情，帶有濃鬱的民歌味兒，我此前經常自己哼唱，有時唱給大家聽都說很好（但願不是恭維）。正式演出前我們集體練了幾遍，前麵又加了段朗誦，顯得更豐滿和完整。那天演出我記得特別清楚，是在國圖音樂廳。上台之前我心裏就犯嘀咕，一遍又一遍地默唱前兩句。終於輪到我們了，排著隊上台站好，音樂響起。壞了，找不到進入的氣口了！指揮給了我手勢，還是不行！音樂不等你，這一瞬間我才知道什麼叫大腦一片空白。硬著頭皮開口吧，一開口，又跑調了！我頓時看到台下笑倒一片！怎麼辦？第二段彌補吧——過門時我暗想——我的真實水平會在第二段中完美呈現！第二段前麵唱得還好，我漸漸有了點兒自信，心想，最後一句高音一定要字正腔圓顫音無限。到了，我憋足了一口氣，挺了挺胸，記住老師教我的丹田發聲、打開腔門——啊？怎麼？完了，又跑調了！台下的幾百人頓時像海浪一樣翻滾起來。
不知道是怎麼下的台，真體會到以前看小說時讀到上麵寫的那樣，想找個地縫鑽進去！終於散場了，我硬撐著走了出去，見到誰好像滿臉上都寫著問號……不安慰我還好，一安慰我我就更難受，這種難受刻骨銘心，非經曆過難以理解。
關鍵時候掉鏈子！後來我把這次失敗歸結於現場沒有反送。所謂反送是一種能夠讓你即時聽到自己聲音的裝置（到現在也不清楚那次為什麼沒有反送）。登台唱歌不像唱卡拉OK，麵對那麼大的場麵，如果沒有反送，聲音出去就沒了，心裏肯定發毛，不敢唱，再加上沒有舞台經驗，不砸才怪呢。
這件事過去了好久，內心始終不能平複。那些日子就像做了虧心事一樣不敢見人，見到誰都覺得他（她）在有意回避著什麼。也不知道人們在背後都在說我啥？咳，不知道更好，知道了反而會更鬧心。那麼，如果讓我再唱一遍……
機會終於在10年後被我等來了：去年，2011年，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又是文藝演出，又是領唱，又是在國圖音樂廳，曆史就是這麼巧，這次唱的是《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這次，天衣無縫，滿堂彩！下來以後大家都說：你太有才了！我也高興了好久，隻是代價有點兒大：10年。
歌星也會跑調，也會忘詞兒。央視春晚，那些巨星怎麼了，照樣砸！
每個人一輩子都會有遇到尷尬的時候，放到人生的長河裏來看，都是一瞬，別著急，時間最終會撫平一切，也會證明一切的。
遭遇大霧，那一次開車的經曆
遭遇大霧並在大霧中開車是什麼感覺？那一次我算是領教到了。
2005年年底，初冬，同行四人在濟南開完會，早餐後開車上了高速公路趕回北京。
高速上已經有些輕霧了，白白的像一綹一綹的棉絮，一陣薄一陣厚地在路麵上流動。不敢開得太快。天氣不錯，陽光灑進來的暖意充溢著車廂，音響中播放著鄧麗君的“靡靡之音”。同行的幾個人心情很好，有說有笑。這點兒霧好像不用太擔心，朗晴薄日的，霧很快會散去的。
時候還早，應朋友之邀中午時分在德州歇了個腳兒。幾個人都喝了些酒，當然是不敢多喝。當年也禁止酒駕，隻不過沒現在嚴苛，現在是絕對不敢了。過晌兒，我們又上路了。
已經感到有些問題了：天不知什麼時候變陰了，太陽躲在雲彩後麵間或露出半個臉，霧氣已開始籠罩路麵，因為速度慢了，車也顯得多了起來。我們心中便有些著急，盤算著照這個速度幾點能到家。盤算的結果是，隻要不堵車，肯定可以回家吃晚飯，於是就分別打了電話告訴家人準備晚餐。
不幸的是，意外還是發生了。那時京滬高速到了天津段並沒有貫通，必須得下高速走一段天津外環再上高速。我們下了高速，但當我們再想上時就不可能了：霧大，高速封閉！我們有些懊悔中午在德州耽誤的幾個小時了。
這時我們有兩個選擇，要麼掉頭進天津住上一宿；要麼走國道晚一點兒到京。商量的結果是：走吧。
由於高速封閉，幾乎所有的車都擠上國道，再加上天降大霧，交通事故頻發，國道頓時就被堵死了。看著前麵的車一時半會兒沒有動的意思，不少車還橫七豎八為爭道叉在一起，於是我們又做出了一個決定：繞道。
中國的公路網除高速公路之外還有國道、省道、縣道、鄉道甚至村道。依次一個比一個窄，一個比一個標準低，當然也是一個比一個車少。
向北走不通，我們就先向東，再伺機向北。霧越來越大，路越來越窄，車越來越少，而我們似乎離家越來越遠。又走了一段，嚴重的問題出現了：這時的霧大到像苫了塊白布，把整個車子從四周遮住，前後左右幾米之外幾乎什麼都看不見了。怎麼辦？車上的年輕人小孫自告奮勇要開車，我說，還是我來吧。我的理由是，論車技應該差不多，但是我年長他幾歲，肯定應該比他更仔細也更穩當。而且，方向盤在我手裏心裏才有底、才踏實。這時，剛才還聊天兒說話的那三個人都不出聲了，整個車廂死一般的寧靜。我把座位往前往高調了調，兩眼貼近前擋風玻璃，死死地盯著前方。想必他們三人也都不敢眨眼，甚至大氣兒都不敢喘。
打開大燈，打開雙閃。看不見前麵的車，對麵來的車大燈直射晃得你就更看不見什麼了，等隱約看到前麵有兩個尾燈亮著時，離前車已經很近了。那兩個尾燈就像黑暗中一對野獸閃著賊光的眼睛，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製造出一起交通慘案。我甚至想象著你沒有撞上前車卻刹那間被後車撞了個結實，頂翻到路邊的溝裏，想到這兒感到後腦勺有股子涼風一陣一陣，嗖嗖的。我們也討論過停下住店的可能性，結論是不可能。你的四周都是霧，黑咕隆咚的，甭說旅店了，連個房子都看不見。還是慢慢走吧。
我死盯著前車的兩個尾燈，不緊不慢不即不離地跟著它。我發現，跟車，是大霧天開車的要領之一。可好景不長，正當我慶幸的時候，到了下個路口前邊那車向遠離北京的方向一拐彎兒就消失在霧中了。唉，隻好自己摸索著走吧，大約是回北京的方向就成，走到哪兒算哪兒吧。這時才真正感到了危險正環伺著我們，災難隨時都可能降臨。走了一會兒我突然從反光鏡中隱約發現後麵一對一對大燈閃著——嗬嗬，跟了一串兒車！他們不緊不慢不即不離地跟著我，顯得特有紀律，特別遵守交通法規。啊，真不幸，我倒成了頭車！一句成語在大腦中一閃而過：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好像不太準確，但當時的確是冒出了這句。
這條路應該是縣級公路，路邊都有排水溝，路麵也不很平坦，要是一不留神歪進溝裏那可就慘了。因此，後邊的車隻好老老實實地跟著，誰也不敢造次。我就帶著這一串兒車在漆黑的夜晚的大霧中行進著。漸漸地，我又發現了夜霧中行車的另外兩個要領：其一是看路邊的白線。過去開車上路沒覺著路邊畫著白線呢，這時才發現，那大概五厘米寬的白線始終沿路邊畫著，路到哪線到哪不曾間斷。這時看那白線真是挺紮眼，怎麼看怎麼可愛，沿著白線走就不會有問題；還有就是路邊的樹，那樹一棵又一棵，排列得很整齊。路與車與樹並行著，到了這一棵，計算著下一棵還有多遠，使你有了非常清楚的距離感。若是中間有幾棵樹沒有了，就有些慌神，直到再看到下一棵樹時，才會安心。
幾個人的家裏不斷來電話，問到哪兒了？到哪兒了我們怎麼知道？霧大。怎麼會大成這樣？想著那邊肯定非常擔心，而且你越說不清楚那邊越著急，非要問清楚不可。偏偏這時手機又沒電了。咳，隨它去吧，愛咋咋地，專心開車。
我不斷地調整著呼吸並在心中自我告誡：沉住氣。
車開得很慢，到每個路口都要停下來，下去一個人跑到指路牌底下看那上麵的標示，什麼方向？到哪兒了？還有多遠？大概到了夜裏11點左右，下去看路牌的人跑回來說：到通縣了！啊，我們快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