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遭遇此類情境的人們還是會一如既往地合作。那麼，人們為什麼會選擇合作呢？社會理論家是這樣理解的，人們通過一種建立信任和維護信任的機製來實現的。生物學家將這種機製稱為“互惠利他”。從本質上來說，假如人們重複相見，事物就會不斷地變化。在農夫這個例子中，可能他們每年都會麵臨同樣的收割情況，期間也會出現許多類似的農事問題，而這些時候互相幫助可以使雙方都獲利。這麼一來，假如一位農夫背信棄義了，那隨之而來的代價是昂貴的——其他農夫對他的信任會立刻消失，而且還很有可能以牙還牙，以拒絕與其合作來自我保護。而這種情況假如重複發生的話，整個邏輯就完全不同了。因為在雙方之間產生了一種“商討”，隻要雙方中有一方有繼續合作下去的意願，那雙方就會繼續合作下去。任何企圖欺騙的一方很快就會受到懲罰，在下一次收成的時候，就會被拒絕合作收割了。就像密歇根大學的政治學家羅伯特·阿克塞爾諾德在其經典著作《合作的演化》一書中所說的，這一邏輯不僅僅適用於農夫，而且還適用於那些遇到相似情境的人。在這些情境中，合作是上策，欺騙是威脅。
1915年，英國陸軍上尉傑弗裏·達格戴爾帶領一批新兵來到比利時境內的英德交鋒前線，奉命替換戰壕中已精疲力竭的部隊。然而，在達格戴爾的部隊還沒替換上陣之前，他就發現了一個令人驚訝的現象：英國的士兵根本沒有處於警戒狀態，即便敵軍清楚地出現在目標範圍之內，他們也毫無射殺的意向。達格戴爾後來回憶說：“德國士兵就在他們的陣線後麵，在一把手槍就能打到的距離內來回走動，而我們的人卻視而不見。我私自下定決心，假如我們接管前線的話，絕對不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這些人顯然忘了自己正在打仗，雙方都采取了‘和平共存’的策略。”
這種行為可能會讓達格道爾感到疑惑不解，但從邏輯的角度來看，卻很好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經過了剛開始的血戰階段之後（這一階段部隊相對來說比較機動），進入到一種僵持的塹壕戰狀態，交戰雙方相隔一片幾十米寬的荒地互相對峙。數個月的時間，士兵每次麵對的都是同一個人。經過持久的重彈炮轟，雙方彈盡糧絕，但雙方在不知不覺中達成了共識，如果雙方都對敵人手下留情，熟視無睹的話，就不至於丟掉性命了。所以，經過無數次的互動之後，交戰雙方都學會了相互合作，以自己的合作換取敵人的合作，而假如任何一方違反了這種規則，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對方會發出猛烈的攻擊進行報複。如同退役軍人們回憶的那樣，炮轟有固定的時間安排，而且落點也是可預測的，交戰雙方都在向敵人顯示自己的技術，作為一個含蓄的警告，與此同時也表示他們不希望敵軍有傷亡。某位士兵曾經說：“交鋒線上平靜的真正原因是因為，交戰雙方沒有一方想要搶奪對方的領地，假如英國人炮轟德國人，那德國軍隊就會以牙還牙，所以對雙方造成的損傷都是一樣的。假如德國人又炸毀了一片戰壕，讓我們損失5個士兵，那英國人會立刻回擊，連轟帶炸地也殺5個德國人。”
即將離開前線的部隊將這一和平共存原則教給他們的後續部隊，讓他們謹記：“你不犯我，我不犯你。”
當然說到底，這種互惠利他的行為絕對稱不上是真正的無私，隻不過是為了使自己擺脫複雜的情境而采取的一種聰明的策略罷了。過去這三四十年來，許多生物學家和社會理論家逐漸相信，一切無私的行為背後都有相似的策略性想法，而且無私行為的目的永遠為了得到回報，所以，無私永遠是喬裝的自私。研究人員發現，利己主義者可以通過好幾種機製，利用現在的付出獲得將來的回報，而互惠利他行為不過是其中的一種機製。通過善意的行為，一個人可以累積別人對自己的感激和義務。無私的行為有助於一個人建立一種值得信任的聲譽，而這種聲譽可以在日後兌現成別的好處。
在任何有可能出現欺騙的情況下，追逐自我利益的各方之間采取這一類“戰略性”的合作都離不開不斷重複的互動，隻有這樣，一個人才能使自己的合作成為戰略性的誘餌，誘使其他人合作。假如缺少了這種重複互動的機會，合作就像荒漠中的小花，用不了多久就凋謝了。在“一戰”中，那個“和平共存”的動人故事最後的結果令人非常沮喪。戰爭接近尾聲時，引入坦克作戰後，戰爭流動性大大加強，軍隊也更加機動，再也不可能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內，重複遇到同樣的敵人，並跟對方長久對峙。所以，“和平共存”的原則也隨之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