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本國史》充分反映了呂思勉以唯物史觀為準繩，敢於突破禁區，勇於獻身學術事業的革命創新精神。
為王莽平反就是一個例子。
西漢末年，政治腐敗，豪強暴虐，官商兼並土地，田連阡陌，農民流離失所，紛紛起義。統治階級為了緩和階級矛盾，便產生“王莽改製”事件。
王莽出身貴族，公元九年，篡漢自立，國號曰“新”。他把全國土地改稱“王田”，私家奴婢改稱“私屬”，都不得買賣。同時還改革幣製、專賣鹽鐵等。由於他違背了經濟原理，妨害到地主和商賈的利益，以致“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漢書·王莽傳》）。後世都罵他是個“十惡不赦的”。
呂思勉卻不為陳說所囿，運用唯物史觀，進行分析考證，終於得出不同的論斷，仍然稱譽他為“社會革命家”（第二冊五十二頁），並為他辯護，明確指出：井田的建立，剝奪了大地主的利益；貿易貸款等的改製，抑製了豪商巨賈的重利盤剝，保護了小商小販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因此王莽改製的指導思想，確實是“為民請命”；他的篡漢自立，也是為了要實現改製。
在個人品格上，作者更盛讚王莽兩袖清風，大公無私，勤奮工作，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獻身的精神。最後，還不得不帶著惋惜的口吻說：“咳！王莽這種人，在政治上雖然失敗，他的道德，他的人格，畢竟是深可景仰的。”（第二冊五十九頁）
翻案：對嶽飛和秦檜的再認識
再舉一個例：對嶽飛和秦檜的再認識。
嶽飛是精忠報國的民族英雄，秦檜則是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敗類，這早已是婦孺皆知的曆史定論。
然而呂思勉先生以曆史唯物主義觀點，探究鑒別有關的各種史實，去偽存真，辨析考證，認為秦檜是愛國者，嶽飛則是一員不接受朝廷節製的驕橫武將。
《白話本國史》在對宋金雙方軍事形勢作總體分析後說：“和議的在當時，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初版本第三冊八十一頁）因為如果續戰，南宋將一敗塗地。就拿嶽飛來說，與金兵作戰，隻在郾城打了勝仗。但郾城之戰，金兵隻有一萬五千，而嶽飛的兵力卻有兩萬，“苦戰半日，然後獲勝，不算什麼稀奇”（同八十三頁）。至於其他戰績，說什麼進兵到朱仙鎮等，全屬虛構。“最可笑的，宗弼（金）渡江的時候，嶽飛始終躲在江蘇，眼看著高宗受金人迫逐；宋史本傳，還說他清水亭一戰，金兵橫屍十五裏；那麼，金兵倒好殺盡了。……這種兵，好靠著他謀恢複否？”（同八十三頁）
至於秦檜，在百官議割三鎮時，是反對割讓的。金人要立張邦昌，他也反對，致為金人所執。後來金人把他賞給撻懶。撻懶攻楚州時，秦檜航海南歸。宋人就說他是被放回來的奸細。作者反駁說：“請問這時候，金人怕宋人什麼？要講和，還怕宋人不肯？何必要放個人回來，暗中圖謀？秦檜既是金人的奸細，在北朝，還怕不能得富貴？跑回這風雨飄搖的宋朝來做什麼？當時和戰之局，毫無把握，秦檜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同八十一頁）
關於秦檜的急於求和、以辱為安的原因，作者按史實分析，以為：除了有鑒於軍事力量懸殊、無力抗禦外侮外，還考慮到“諸將之兵不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也未易定也”（《文獻通考》）。因此和議既成，他便收拾那些“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製”（王藻上疏語）的將帥兵權，“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文獻通考》）。
最後，作者對秦檜這個曆史人物，作了以下肯定的評價：“我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識力，肯負責任之處。能看得出撻懶這個人，可用手段對付，是他眼力過人之處。能解韓（世忠）嶽（飛）的兵柄，是他手段過人之處。”（同八十一頁）
《白話本國史》初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在為秦檜翻案的問題上，受到了一些人的責難，甚至有一位名叫龔德柏的，向法院提出控告，說作者“詆毀嶽飛，危害民國”。但是呂思勉以獻身學術事業的精神，堅決頂住，帶了有關文獻，出庭辯論，毫不退讓。到了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略我東北，為防止翻案的論證被民族敗類所利用，出於熱愛祖國、捍衛祖國的考慮，才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國難後第二版”裏作適當修正，寫成“隻因秦檜主和，召回諸將，解除兵柄，又把最反對和議的嶽飛殺了”。其實，在他本人的思想裏，並未真正修正。直到一九五二年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時，對於此事，仍堅持真理。他說：“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詆予者。其實欲言民族主義，欲言反抗侵略，不當重在崇拜戰將。即欲表揚戰將，亦當詳考史實，求其真相，不當禁遏考證也。”
預言：文言不能代替白話……
呂思勉先生的先進學術思想，不僅限於史學，也兼及文學甚至美學。早在一九二〇年沈陽高師任教時期，他就曾用“駑牛”的筆名，發表了一篇題為《新舊文學之研究》的學術論文，對文學作品的美學內容和形式的關係，以及新舊文學的本質區別，提出了卓越的見解。
當時，“五四”以後不久，新文學還在草創時期，有人以白話和文言作為新舊文學區別的標記。呂思勉先生撰寫此文，認為白話文為我國固有，不僅《水滸》、《紅樓夢》等小說都是白話，不少官方文告或民間“勸善”的書，也有用白話文的。因此新舊文學的區別，不應著眼於形式，而應著眼於內容。他肯定文學是一種美的創造，是令人讀後產生美感的藝術品。現代新文學作品，應該通過現代語言符號——白話文的傳輸，反映那些具有美感的思想內容（也就是美的創造），才能真正使現代讀者讀後產生美感，受到感染。如果把現代人具有美感的思想內容，譯成古語來表達，那肯定不能使現代讀者讀後產生美感而接受。
那些主張文言的人，強調白話文能表達的意思，文言文也能表達。呂先生舉例駁斥說：現代語言中的“桌子”、“杌子”，文言文是用“幾”字和“席”字來表達的，如果甲乙兩人打架，乙提起杌子，把甲打死，能否說成“以席擊殺之”呢？當然不能。因此文言不能代替白話，現代新文學作品，隻能用現代語言符號來傳輸。
在這篇論文裏，作者還預言新文學作品文學語言的形成和發展的趨勢。他認為新文學作品的文學語言，應該是以口語為基礎，作適當的篩選整理加工，同時吸收文言文裏有用的詞語和語法，並相應地擷取外來語裏那些可以為我所用的東西，“旁薄鬱積，萬流齊彙”，最終會創造出新文學作品的文學語言。
事實證明，呂思勉先生七十年前的預言是完全正確的：文言不能代替白話，文學語言確是以人們的日常口語為基礎，相應汲取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有益成分，不斷揉合、消融，在“萬流齊彙”的演化過程中創造出來的。
著作：在史學研究領域裏閃光
呂思勉先生字誠之，生於一八八四年二月，一九五七年十月逝世。曾任中華書局編輯，商務印書館編輯，沈陽高等師範、江蘇省立第一師範、東吳大學、滬江大學、光華大學等校教授或係主任，解放後任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主任，一級教授。
他的一生，著有通史兩部：《白話本國史》和《呂著中國通史》；斷代史四部：《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專史九部：《中國民族史》、《先秦學術概論》、《理學綱要》、《宋代文學》、《中國國體製度小史》、《中國政體製度小史》、《中國階級製度小史》、《中國宗族製度小史》、《中國婚姻製度小史》。
此外，還有探討史學研究方法的著作四種：《曆史研究法》、《史通評》、《文史通義評》、《中國史籍讀法》；作為研究古代史必要工具的文字學著作四種：《中國文字變遷考》、《字例略說》、《章句論》、《說文解字文考》；指導學習先秦史著作一種：《經子解題》；讀史劄記兩種：《燕石劄記》、《燕石續記》。近已將尚未發表過的大量讀史劄記，連同已出版的這兩種，合編成《呂思勉讀史劄記》出版。
曾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而至今尚未重版的選著有三種：《日俄戰爭》、《古史家傳記文選》、《新唐書選注》。
即將出版的著作有七種：《蒿廬論學叢稿》、《中國政治思想史九講》、《孔子大同釋義》、《論古典文學》、《蒿廬劄記續編》、《中國近代史前編》、《中國近代史講義》。
尚待整理的著作有《時論》三大包。
尚待編印的還有數十年來散見於報刊上的論文和散文。
據不完全統計：台灣在最近二十年內重印了呂思勉先生著作《經子解題》、《燕石劄記》、《燕石續記》、《章句論》、《字例略說》、《三國史話》等二十三種，香港商務印書館、太平書局等重印了《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宋代文學》、《經子解題》等七種。據兩位美國留學生來信說，僅僅查看了三所大學裏的呂氏著作藏書，就有六十六種，其中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書二十四種，匹茨堡大學圖書館東亞部藏書十四種，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書二十八種。
據說在日本各大學圖書館的呂氏著作藏書更多。
國內出版社如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和上海書店出版社等，近年來也出版或重版了大量呂氏著作，其中部分著作以前還不曾出版過。
從以上這些重印和藏書現象，也可見呂氏史學著作的高度學術價值和長遠的生命力。
這些著作仍然在史學研究領域裏閃光。
結束語
呂氏著作為什麼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
這是與他長期來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在浩似煙海的史籍中披沙揀金，付出極其艱巨的勞動分不開的。
他用新方法整理了舊史實。
當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不久，中國共產黨還沒有誕生，“五四”新文化運動剛剛開展，我國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抱著懷疑態度的時候，呂思勉先生卻已經認真學習，從思想上肯定了這種認識世界的科學方法，而且用實際行動貫徹在他的史實整理和史學著作中。他驚呼：“馬克思其聖矣乎！以其所言，推諸萬事而皆準，匪獨經濟家也！”（《沈遊通信》）
當胡適在一九二〇年《建設雜誌》上發表文章，否定井田製度的存在時，他用新方法整理和再現舊史實，在同年五月的《建設雜誌》上發表了長達七千字的學術論文，嚴予駁斥。
當梁啟超在一九二三年的《東方雜誌》上發表文章，認為陰陽五行說起源於戰國時代燕齊方士，由鄒衍首先傳播時，他第一個站出來，用新方法整理和再現舊史實，在同年二十卷二十號《東方雜誌》上發表了《辨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曆》，反駁了梁氏的這種主觀唯心的臆斷。
當章太炎撰文流露出抵製西洋物質文明的保守思想時，他在一九二〇年發表的《沈遊通信》中，用新方法整理、分析舊史實，闡釋了“資本社會之破裂，其原因即存於資本社會自身之組織”，批評了章氏視野的短淺。
當文言白話的使用還在爭議、國內還沒有出版過以自學青年為對象的通史時，他卻用新方法整理舊史實，在長期教學實踐的基礎上，寫成我國第一部自修適用的《白話本國史》，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定稿付印。
由於呂思勉先生用新方法整理舊史實，不可避免地與舊說對立，必須向禁區突破。說秦檜是忠君愛國者就是一例。雖然問世以後，屢遭詆毀，但也有進步學者確認秦檜並非民族敗類，而是心向朝廷的忠臣，如茅盾在一九四一年《筆談》第三期上發表的《談一件曆史公案》，分析了宋金雙方形勢，認為宋高宗當時唯有出於議和一途，而且必須殺害代表流亡貴族利益的主戰派首要人物嶽飛以後，才能苟安於半壁河山。文章說：“殺嶽飛，實在是他們（高宗和秦檜）兩個串通了幹的把戲！”又說：“秦檜是謹慎恭順的，他執行了高宗的意誌，而且還為了顧全朝廷和諸將的關係，他寧願自負惡名，這難道還能說他不‘忠’於朝廷？”
唯有運用新方法整理舊史實，才能還曆史的本來麵目！
正因為運用新方法整理舊史實，敢於擔當史學革命的先驅，使呂思勉先生的著作在史學研究領域裏熠熠閃光！
一九九〇年六月上海出汙泥而不濁
——三篇悼文給朱自清先生定位
為了紀念朱自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十二卷本的《朱自清全集》已趕在去年出齊。
朱自清先生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的。當時，我在上海兼編了一個香港出版的《星島日報·文藝》副刊，約請上海的葉聖陶先生、北京的李廣田先生和香港的曹聚仁先生，寫了三篇悼念的文章，編在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第三十九期和九月十三日出版的第四十二期副刊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