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暑假，淩晨四點半，我從京都到大阪。送機的小巴輕輕走過狹長的山道，兩邊山居林立，花枝沾有清露，拂過車窗。我搭乘早班飛機到上海，換快軌回到城內，再轉高鐵到南方家鄉。擠公交車，用自己的鑰匙打開家門——隻見父親坐在沙發上看報，一架風扇正努力朝他搖頭送風，呼啦啦掀起報紙層疊的邊角。母親從廚房出來，指尖沾著水滴，一時沒有回過神的樣子，又仰頭看牆上的掛鍾，笑起來說：“快，快把東西放一放。不是說下午才到嗎？你爸爸說要去接你的。”
父親仍舉著報紙。太久沒有見麵，似乎十分疏離。他咳了一聲，扭著眉，指著我的行李問：“為什麼要搬這麼大一隻箱子？”
我說：“有一些書，還有日常用品。”
父親眉頭深鎖，非常不滿的樣子，放下報紙回房間。風扇兀自擺頭。
母親忙上前，附耳輕聲道：“你爸爸的意思是，怕你拿不動這麼重的東西。他說好去接你，你為什麼又自己回來呢？”
母親換了一種發型，似乎是當季流行的過耳短發，微微燙過，吹風做得很蓬鬆，但顯得臉格外瘦削。我端詳母親，回憶她從前的發型。
我隻在照片上見過她的長發，似乎是少女時期，嬰兒肥，豐頤妙目，額發微卷，頭發披在肩上，襯衫領口前有一個蝴蝶結。母親敏銳地捕捉到我對她發型關注的視線，抬手撫了撫，探詢問道：“好久沒去做了，你覺得還好嗎？”
我將汗水浸濕的後背對準風扇，笑道：“很好，現在流行這種發型。”
太熱，發根也滲出汗，頭發順著額頭黏黏地滯在那裏，人很困倦。
為什麼要搬這麼大一隻箱子？
箱子裏，有帶給家人的禮物，父親的相機，父親朋友要的日本製魚竿。有一位高中同學年前做了母親，說要一隻日本原產的機器貓玩偶給兒子當禮物。京都商業區不多，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日本製的機器貓。不過她執著要求，一定要日本製。“中國製的我也能買到啊。”
她說。於是，我猥瑣地四處尋找機器貓，見到一隻就翻開商標。切齒，可以考慮自己做張日本製的牌子貼上去。
不知什麼時候，我竟然在沙發上睡過去。電風扇呼啦啦的聲音還在耳邊，隆隆的漲潮般的聲音。醒來時，我發現身上覆了一條薄毯，風扇靜靜的，空調燈亮著。母親與父親在隔門內的書房交談。
“你去叫她起來吃飯。”父親說。
“你去叫。”母親含笑怨懟。
父親似乎很不滿：“剛回家就睡覺，也不知道應該睡到臥室去。”
母親輕聲笑道：“你自己去跟她說。”
父親不再說什麼，聽聲音仿佛坐在椅子裏，有翻報紙的聲音。拉門出來的是母親。我緩緩睜開眼，當做什麼都沒有聽見似的，懵懂地望著她。
“好，起來吃飯啦。”母親拉我起來。
我將臉浸在涼水裏，又把水撩起來拍到手臂上。中午奮力吃掉一碗米飯，排骨湯也很好。窗外鳴蟬不歇，夾雜著孩子斷斷續續練鋼琴的聲音。再看飯桌中央，玻璃花瓶內插著的一束富貴竹已長出繁密的須根。父親依舊用透明大玻璃杯衝泡茶水。針織鉤花杯墊已洗舊顏色。
百葉窗簾濾出很細的光影，投在地板與白牆上。牆上的小幅油畫也在，湊近看斑駁不堪。要眯起眼睛，離得遠一些，才能看出畫中的小束玫瑰、盤子裏水果的柔和輪廓。中學時覺得光陰漫漫，沒有盡頭，就像沒有盡頭的功課，可謂無情。那時，每天夜裏從學校回來，父親已經睡下，母親披衣起來熱飯，一定要我喝她煲的湯。我就在困倦中訥訥喝湯，也是坐在餐廳的這張桌前，麵對牆上的小幅油畫。針織鉤花杯墊疊在桌上。玻璃花瓶內經年插著碧綠的富貴竹。不知從哪一年開始，除夕前父親單位的年貨中總有一束富貴竹，係著紅色緞帶。像富貴竹這樣沒有性格的植物，每天看著也會令人厭倦吧。有一年母親生日，有朋友送來一束粉色玫瑰，也擺在這張桌上。我很喜悅，整個餐廳都因這束玫瑰而明亮起來。但鮮切花壽命太短，幹枯之後留在桌上的仍是一束綠得過分的富貴竹。夏天的菜譜依然十年如一，排骨燉湯、炒藕片、青菜炒香菇，放很少的鹽。燜米飯時略略多放些水。碗裏有剝好的石榴籽。父親默默地飲黃酒，放兩粒話梅，幾乎沒有說過話。母親問我：“論文是否開始寫了？暑假幾時結束？是否需要出去收集材料？”其間她接了一個電話，聽起來似乎是有人家的孩子結婚，請他們去吃飯。我問是誰，母親說了一個陌生的名字。我茫然，母親笑道：“你小時候還去他家玩過，他家門前有一株無花果樹，你不記得了？”
我依然搖頭。故鄉正與我不斷疏離。
又一日，母親上班，中午來不及回家做飯。我翻出抽屜裏一遝餐券，準備叫外賣時，父親突然回來。“我們叫外賣吧？”我小心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