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厄難武昌
萬曆十九至二十年（1591至1592）。
風波黃鶴樓
李贄送袁生到武昌，住在武昌城東十餘裏的洪山寺。
李贄是第一次遊武昌，雖然在湖廣住了十餘年，還沒有到過會城。袁中郎離明年春禮部會試也早得很，不急於回家。洪山（舊名東山，宋末荊湖製置使把隨州大洪寺的匾額遷移至此，遂名洪山）之上鬆柏參天，修竹拂澗，遠眺長江如練，環顧湖山秀麗；寺院寬敞，人境清絕。所以，他們心情都很閑適，打算在這兒多住些時，遍訪這一帶的名勝古跡。
這一天，李贄偕袁中郎興致勃勃進城去登黃鶴樓。
李贄一行剛剛來到黃鵠磯頭，還未及登樓眺望江景，忽地圍上來一群捋袖揚拳的漢子。問所為何事？那領頭的道是要教訓左道惑眾的妖人李贄。他們口口聲聲要為民除害！
這究竟是一群什麼人呢？大多數打手是武昌城裏臨時雇請的，隻論打人之價不論所打何人，這不消說。主使人或者說雇主是誰呢？黃麻籍官紳士子居會城的，李贄沒冒犯過誰，除了自以為侮辱過他的耿師的耿門弟子。但這些人為了功名一般是不會冒險犯禁對人動武的。想必是黃麻的“大頭巾”們。既然耿師已與李贄的關係公開破裂，指其為妖人，號召鳴鼓而攻之，還顧忌什麼呢？隻是在黃麻當地對一個年老體衰的人下手，好說不好聽，打出憂世扶教的旗號，也難免給本鄉本土的人留下不仁不義、心狠腸毒的印象，但在蜂屯蟻聚的會城就不同了，天知道他李贄是激怒了哪路英雄？
這幫人步步逼上前，袁中郎、侍者常誌、常聞、懷林連忙護住李贄，劍拔弩張。
“且慢！”李贄撥開侍者，對那領頭的說：“請問，李贄犯了什麼十惡不赦之罪？怎見得是左道？所惑何人？”
那領頭的期期艾艾說不上來。
他不便說你作《焚書》，汙蔑了耿大先生。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焚書》並非無頭揭帖，是是非非有天下人評斷，李贄
對它負責。惑了什麼“眾”？說他在龍湖招引了一些和尚，豈非笑話？說他勾引了官宦人家妻女？這隻能背地裏嘀咕口耳相傳或深更半夜撒揭帖；當真地講，敗壞官宦人家名聲，李贄好欺，官宦人家難饒。
袁中郎嗬斥這幫人光天化日之下不得無事生非，幹犯大明律條。那些打手也是知曉利害的，麵前這位年輕的舉人老爺不比尋常百姓，亂打一氣會有後患。打手們一個個跟旁觀的人差不多，隻瞧言來語去的熱鬧，不急於執行“民意”。
那領頭的急中生智，指著李贄對眾人叫道：“諸位看他這個樣子，僧不僧、道不道、儒不儒，光著頭頂留著胡須，不是妖人不是左道是什麼？”
這一招果然厲害，圍觀的人們用挑剔的眼光疑惑地打量著李贄，開始相信他確是妖人。
李贄笑道：“這有何礙？老來禿頭，明日戴頂帽子不就雅相了！”
那領頭的一時語塞。
袁中郎恐怕再拖下去會有閃失，叫侍者們護衛李贄走。
那領頭的見李贄一行遠去，嚷嚷著“老妖魔，等著收拾你”，悻悻地吩咐眾打手且再作計較，今天隻算是個警告。
李贄乘小轎出城回到洪山寺，當即決定加冠蓄發，並讓侍者各買圓帽一頂戴上，換去僧服。
一向倔強的李贄，這一次表現出相當的靈活性。
李贄並不是條莽漢，如果什麼時候什麼場合都寧折不彎，他在官場豈能熬過二十多年，做到四品知府？他的自我評價是為文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處世則是五分膽、三分才、二十分識。他很讚賞何心隱的大義凜然與英氣貫日，但認為他那樣束手待斃死得太便宜，缺乏大丈夫的智謀和手段。現在他若死在這幫一錢不值的流氓地痞手下，那就太不劃算了！說不定會被當作一件鬥毆案呢。就是明死在耿定向之輩手裏，也太不值得。他的“萬世治平之書”《藏書》尚未定稿，死不瞑目；耿定向又算得了什麼？死在他手裏並不比何心隱死在巡撫王之垣手裏更高貴更能泄怒。
當那夥打手一出現的時候，他就立即意識到了生命麵臨的嚴重威脅。刻《焚書》時他在自序裏寫道：“欲焚者，謂其逆人之耳也……逆耳者必殺，是可懼也。”現在預料的危險終於出現了。但他不打算現在為《焚書》付出生命的代價。幾乎是不假思索，他就決定了“以柔克剛”的行動方針。也許，他早就考慮過。
然而，他到底為什麼要立即加冠易服呢？
在隨即請周友山出麵調解的信中，他說：“（我）即日加冠蓄發，複完本來麵目，二三侍者，人與圓帽一頂，全不見僧相矣。如此服善從教，不知可逭（免）左道之誅否？想仲尼
（夫子）不為已甚，諸公遵守孔門家法，決知從寬發落，許其改過自新無疑。”
這就是說，他想以此剝奪對方誣他為“左道”的口實，並做出屈服的姿態。剝奪對方一條口實是真心，避開《焚書》是非不論，這麼表示屈服簡直是兒戲；而且，還仿佛被迫做了重大讓步，說若再加害就是違反“不為已甚”的孔門家法。這哪裏有一絲認錯的誠意？分明是要以此彰對方仗勢欺人之過嘛。
事實上，他當時由於內心深處充滿了對這幫歹毒卑怯的“衛道者”的鄙視，因此在生死攸關的問題上想嚴肅也嚴肅不起來。就在給周友山寫的這封請他說情的信裏，他的筆調到後半部分不知不覺變得滑稽起來：“弟於此進退維穀，將於明日遂行，則故舊難舍；將遂‘微服過宋’，則司城貞子未生”。這一段話他竟然是自比孔夫子。“然弟之改過，實出本心。蓋一向以貪佛之故，不自知其陷於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這段話是故作天真，以對方為白癡。“既係誤犯，則情理可恕；既肯速改，則更宜加獎，供其饋食，又不但直赦其過誤已也”，這段話是故做可憐狀，反求供養，叫對方啼笑皆非。“倘肯如此，弟當托兄先容，納拜大宗師門下，從頭指示孔門‘親民’學術”，以一貫反對好為人師的他，稱“納拜大宗師”，仿佛人家就是要降伏他做弟子，譏諷也太露骨了！
其實，他明白：世人之愛我者，非愛我為官也，非愛我為
和尚也，愛我也；世人之欲殺我也，非敢殺官也，非敢殺和尚也，殺我也。所以，他在稍後給楊定見並讓他轉周友山等人傳閱的信中坦白地說：“我之加冠，非慮人之殺和尚而冠之也。”究竟為什麼加冠他沒有明說。
李贄一反常態的“如此服善從教”，真叫人猜不透。清人彭際清在《李卓吾傳》中引“知歸子”的話說：“居士既出家，不受戒；無何又反冠服，其戲耶，其有激而為此耶？則予不足以知之矣。”也許，戲有之，激亦有之。
不知是出於吏民人等的傳告，還是因袁中郎托人到藩司衙門稟報，湖廣布政司最高首長左布政使劉東星（字子明，號晉川）很快知道了黃鶴樓下發生的事件。劉東星早聞李贄之名。後來他回憶與李贄的初識說：“予西鄙（邊）之人也，拘守章句，不知性、命為何物。入楚期年而暑患作，思親之念轉亟。欲息此念則不能，欲從此念亦不能，令人彷徨無皈依處。聞有李卓吾先生者棄官與家，隱於龍湖。龍湖在麻城東，去會城稍遠，予雖欲與會而不得。又聞有譏之者，予亦且信且疑之。然私心終以去官為難，去家尤難，必自有道存焉。欲會之心，未始（拋）置也。會公安袁生今吳令者（中郎於萬曆二十三年任吳縣知縣），與之偕遊黃鵠磯，而棲托於二十裏外之洪山寺，予就而往見焉，然後知其果有道者，雖棄發蓋有為也。”
李贄與劉東星在洪山寺初次晤麵談了些什麼，使劉去疑存
信遂訂莫逆之交？問答不好懸擬，大要當如《焚書》卷二《答劉方伯書》。也許這通書就是應劉東星之請把答話形諸文字的。劉東星去會見他，是帶著滿腹疑問去的。他想知道李贄為何能有官棄官、有家棄家，行人所難之事。李贄一層層辨析，闡述自己落發出家，求方外之友以為伴侶的理由。他不為百年富貴勞其心而事形骸，不為兒孫做牛馬，不圖必朽之名而誌在超越生死輪回的追求，在佛學大盛於士民的當時，頗能打動許多人，尤其是亦好佛的劉東星之心。
劉東星當即表態，明天派人來接李贄進城，以便朝夕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