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李贄那樣“非聖無法”傾向的人物，在明代後期可以開出一列長長的名單。不算焦竑、“三袁”等李氏密友，徐渭、唐寅、祝允明、屠隆是文士中有名的“狂生”；孫鑛（月峰）、袁黃（了凡，坐非儒詆朱見黜，書被焚）是曆史學界有名的狂者。清初紀昀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他在禁毀書籍存目的簡評裏，分別提及的明末與李贄氣味相投的人物有一大串：賀祥、陳師、張大複、李騰芳、汪廷訥、陶琰……
張鼐在《讀卓吾老子書述》裏，稱李贄所處的時代為“末世”（張鼐的話是萬曆四十六年講的，並非改朝換代之後）。這個時代類似於春秋戰國和西方文藝複興時期，人們的思想很活躍，許多先知先覺的人正竭力創造新的機運；中國不是沒有可能跟上世界進步的大潮，走向新生的。誠如德國漢學家福蘭閣（Otto Franke）所說：“思想鬥爭，久而彌烈。若非17世紀中葉滿洲英君入主中華，又複以政權維護禮統，重壓異端，安知政教合一（之）統終不斷耶……”
可惜曆史不能假設。清朝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暴力建立統治基礎，對漢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滿懷猜忌。他們在政治上，全盤繼承了明朝絕對君權專製製度，如不設丞相等。隻是對明朝的宦官竊權弊端加以預防，而厲禁“指斥乘輿”。君主的“尊嚴”真正變得神聖不可褻瀆，臣僚都變成了地道的奴才，雒於仁、海瑞、馮恩等這樣口膝膽骨皆鐵鑄的強項官員在清朝絕跡。在思想文化上，重建孔孟程朱的絕對權威，李贄、“三袁”、焦竑等人的著作固然在劫難逃，比他們“穩健”得多，隻是稍有“異端”之嫌或歧視夷狄之嫌的著作也被付之一炬。而對明末利瑪竇等傳教士帶進的西方文化，“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思想）”，終致全麵排斥。清朝實行的文化專製主義政策以及對新思想的扼殺，比明朝嚴酷得多。實行文化專製，獨尊儒術，可以使人民心衰骨軟力弱，易
於統治。卻不能把愚民政策、奴化教育施之於外邦，所以一旦“蠻夷”進攻便隻有挨打。宋朝是這樣，明朝是這樣，清朝也墮入這個自掘的陷阱。直至18世紀中葉被列強的炮艦強行拖入近代，清朝統治的二百年間，沒有出過一個有“異端”色彩的思想家，除了袁枚、顏元、戴震等寥寥幾人承明末餘緒對文化專製略有微詞，於是便隻能以“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為收場前絕望的哀號。
然而作為程朱“異端”的陽明學卻在東鄰日本繁興起來。“異端”之尤的李贄受到了東鄰那些奮發自強的愛國誌士的鍾愛。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先驅吉田鬆陰（1829—1858），很喜歡讀李贄的著作，在與友人的書信中，他興奮地說：“頃讀李卓吾之文，有趣味之事甚多，《童心說》尤妙”；“卓吾居士一世之奇男子，其言往往與仆之心合，反覆甚喜”；“仆去冬以來，死之一字大有發明，《李氏焚書》之功為多”。他以《李氏焚書抄》等向日本同胞介紹和推廣李贄。
時光之輪又碾過了一個甲子，中國處於被強鄰日本及西方列強滅亡的嚴重危機之中，中國的誌士仁人發動了旨在打碎封建枷鎖拯救中華民族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李贄才被重新發現了。四川省“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作了長篇《明李卓吾別傳》，宣傳李贄反對文化專製、追求思想自由的精神。吳虞在擱筆之前喟然長歎：
“嗚呼！卓吾產於專製之國，而弗生於立憲之邦，言論思想不獲自由，橫死囹圄，見排俗學，不免長夜漫漫之感；然亦隻能自悲其身世之不幸而已矣，複何言哉！複何言哉！”
這是對李贄悲劇性結局最精當的評論。後人必將超越這隻能自悲身世之不幸的局限，贏得中國思想文化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