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小修又對李贄的性格操行給予高度評價，以自己為比照，歸納先生有人所難學者五：“公為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輩不斷情欲，未絕嬖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汩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為人屈，而吾輩膽力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考其處世致禍之因，不外是好剛使氣，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動筆輒書；離仕而隱乃徘徊人世；細行不
修，任情適口。其竟為世所不容，以為得罪名教，毀聖叛道，進行迫害，未免過分了！
大出衛道者們意外的是，消滅肉體、禁毀著作不僅未能遏製李贄思想的傳播，反而增其聲價，激發了人們閱讀李贄的興趣，以致“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為奇貨”，令他們驚呼“壞人心，傷風化，天下之禍未知所終也”。
天啟五年（1625），詔毀天下書院，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毀，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
禁止仍禁止，盛行仍盛行。終明之世，“卓吾書盛行，咳唾間非卓吾不歡，幾案間非卓吾不適，朝廷雖禁毀之，而士夫則相與重鋟，且流傳於日本”。
李贄逝世後，他的遺墨征求鼎沸，斷管殘墨等於吉光片羽。
李氏《焚書》出了新版，焦竑為之作序：“宏甫快口直腸，憤激過甚，不顧人有忤者；然憂慮人必忤，托言於焚，亦可悲矣！乃卒以筆舌殺身，誅求者竟以其所著付以烈焰，抑何虐也……今焚後而宏甫之傳愈廣。然則此書之焚，其（如）布之有火浣哉！”
《續藏書》於萬曆三十七年在南京首次刊行。
萬曆四十年，曾輯錄《永慶答問》的餘永寧從焦竑處得李贄遺書，並輯有關雜著，交書商陳大來刻印，《李卓吾先生遺
書》得以問世。
萬曆四十六年，汪本鈳整理的李贄遺稿，以《續焚書》為名發表。焦竑及張鼐為之序引。
“小友”夏道甫（大朋）將所藏李贄“遊戲楮墨”的遺稿，輯為《龍湖遺墨》付梓，袁小修為之作序。
另有兩種李贄著作總集也刊刻流布。一是顏氏評點本《李氏全書》。湯顯祖為之撰寫總序，稱“《藏書》藏不盡，《焚書》焚不盡，《說書》說不盡”。其辭類似於歌德稱揚莎士比亞作品，為“說不盡的莎士比亞”。另一種是《李溫陵集》，輯錄《焚書》《藏書》中的史論及《說書》。
焦竑的弟子潘曾紱則廣泛收集與李贄有關的詩文及背景材料，如汪本鈳的《卓吾先生告文》、汪可受的《卓吾老子墓碑（記）》、馬經綸為救援李贄所撰信稿、《柞林紀譚》、《永慶答問》等，彙為《李溫陵外紀》。
張師繹為《李溫陵外紀》所作的序，頗能反映熱心李氏著作出版諸同誌的共同心聲：
“夫子之無罪也，如之何其以語言文字死也！願得奉遺言，仿佛莊事之……”
“夫寧為卓吾氏忠臣而已，使後之君子，知夫以語言文字殺天下士者，非徒無益，而反助之名。羅鉗世網之烈，其少有悛乎！”
李贄死後的赫赫聲名，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李贄”二字被賦予了魔力，以至不僅“《焚書》《藏書》《說書》之紙踴貴，一切稗官、樂府、委巷、叢林、瑣尾悠謬之說，依草附木，如蜩螗沸羹，皆竊附門籍，冀一鐶關銖之（利）潤”。由於李卓吾之書重，而真書、贗書並傳天下。署名袁中郎的《枕中十書》不知是真是假；托名李贄評點的《三異人（方孝孺、於謙、楊繼盛）集》則一望而非李贄所出；其他如《史綱評要》、兩種《水滸》批評本的真確程度也大可質疑。然而，書不論真假信疑，人們不以朝廷之是為是、不以朝廷之非為非的價值取向是相當鮮明的。
李贄的誕生與挺立並不是偶然的，他是對秦漢以來文化專製主義的反抗，是思想界長期積蓄的不滿的總爆發，是兩千年封建經濟發展過程帶來的突變衝動。李贄不過是一大群強烈要求突破現存僵死局麵的覺醒者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