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急迫之言
章太炎在日本住了三個月後回國。
這時的章太炎，心中有一個宏偉的計劃，就是要用一年的時間，寫一部中國通史，以激發民氣他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說：“然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麵，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於典誌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於紀傳見之。”後來這個計劃沒有實施，隻留下一個提綱。
他在浙期間主要致力於修訂《訄書》。
《訄書》是一本論文集，於1900年編定，書前有作者識語，其中說：“幼慕獨行，壯丁患難。吾行卻曲，廢不中權。
逑鞠迫言，庶自完於？”逑，求索，鞠，意為窮究，迫，猶言迫不及待。這是對書名的解釋，合起來就是說，他急於把想說的話說出來。但下麵又加上“庶自完於”一句，僅僅說出來就行了嗎？他的意思，是說出來以後，更要付諸實踐。
《訄書》原有50篇，這次修訂增為63篇。章太炎一生追求文章的完美和不朽，所以對這部建立自己思想體係的著作傾注了巨大的心力。這個修訂本較之1900年的版本，多了反清革命的內容。十年以後他又一次修改這部著作，卻把很多具有革命思想的文字刪去了，並且更名曰《檢論》，去掉了他以為是偏激的話，想要傳之永久。然而在革命史上，1904年出版的《訄書》最有代表性。
全書的第一部分是對中國古代學術史的總結，論述了從先秦到清末學術的發展規律，闡發了各時代學術特點，追溯流變，品評得失。章太炎在論述一時代文學特點時，善於運用曆史、地理、政治等各方麵知識，加以綜合考察，並不是孤立地來看文藝和學術。第二部分討論哲學，收入了他討論人類進化、種族形成、語文起源等問題的論文。第三部分考評中國曆史上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麵的利弊，目的是為當前的建國構想提供參考。他的主張大致有：行議院製，行均田製（《定版籍》《相宅》是作者在東京與孫中山討論革命以後土地製度、賦稅及建都等問題的記錄）、司法與行政應該分立、軍隊和政
府應該由不同的官員來管理亦即軍隊不得幹政、加強法律建設、反對無政府主義等，說明他對未來共和國的建設是考慮得較為詳細的。第四部分講的是編著史書的方法和應注意的問題，認為寫史要“知今古進化之跡”，特別要探究社會盛衰的原因。這一部分還對一些曆史人物進行評價，意圖從曆史人物身上追尋曆史發展的蹤跡，中國曆代的史書上都有紀傳，人物是曆史活動的集中點。魏晉時期士人喜歡品評人物，稱為月旦，章太炎也精於此道。
這次的修改最值得注意的是反滿思想的加強，又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章太炎勇於修改自己的不正確觀點。打開修訂版的《訄書》，首先看到兩篇文章是《客帝匡謬》和《分鎮匡謬》，表示與保皇派決裂，並嚴厲地批判了自己以前的錯誤觀念。例如在《客帝》後麵增加一段話道：“共和兩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餘自戊己違難，與尊清者遊，而作《客帝》，飾苟且之心，棄本崇教，其違於形勢遠矣。且漢帝雖孱弱，賴其同胤，臣民猶或死之。滿洲賤族，民輕之根於骨髓，其外視無異歐美。故聯軍之陷宛平，民稱順民，朝士以分主五城，食其廩祿，伏節而死義者無一於漢種……滿洲弗逐，欲士之愛民，民之敵愾，不可得也……因刪是篇。”
章太炎對孔子的批判值得注意。年輕的章太炎認為，“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蓋孔子當春秋之季，世卿秉
政，賢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見誌，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從政。而世卿既難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權，便其行事。是故終身誌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擬”。為了當好王佐，儒家信徒隻好“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眾取寵”。孔子本人周遊列國，已開遊說之端。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也”，章太炎卻將“聖之時者”解讀為“惟在趨時，其行義從事而變”。針對孔子倡導的“權變”和“中庸”，章太炎斥責道：“所謂中庸者，是國願也，有甚於鄉願也。”“國願”的表現形態是“‘縫衣淺帶，嬌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則一國皆稱願人”。
重訂的《訄書》中有《訂孔》《學變》《學蠱》《清儒》等篇，接續漢代王充的理性批評傳統。他批判孔子“虛譽奪實”，更指責後來的尊孔派“苟務修古”，隻是為了在現實中多得利益或保持他們的既得利祿。他甚至激憤地說：“孔子之出於支那，實支那之禍本也。”
當然，他在文章中也稱讚孔子是古之良史：“雖然，孔氏，古良史也。輔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機鬥矣。談、遷嗣之，後有《七略》。孔子死，名實足以伉者，漢之劉歆。”
《訄書》最顯著的特點是文筆過於古奧，一般人很難讀得下來。章太炎的文章語言精練，篇章結構也極嚴謹，讀起來很
有氣勢。可惜的是，即便是學問很好的人也難完全讀懂，因為他愛用古字、怪字，又尤其愛用典故，有時一句話裏能用幾個典故。書名《訄書》就很費解。盡管如此，這部書在當時為宣傳革命還是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當時的報紙稱它“印本一出，風行一時”，聲價之高，“轟震海內”。因為原書沒有標點，有出版社特為印行圈點本，並多次重印。然而，幾年後，章太炎在北京又一次修訂這本書時，將圈點取消，他希望憑著文章的天然氣勢，讀者可以一氣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