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說他就是在這個時期，文章風格有了大的變化。他在《自述學術次第》中說：“餘少已好文辭，本治小學，故慕退之造詞之則，為文奧衍不馴。三十四歲以後，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讀三國、兩晉文辭，以為至美，由是體裁初變。”
當章太炎在家修訂《訄書》的時候，上海鬧起了學潮。
上海的南洋公學，學生們受新思想的影響，喜歡議論時政，學校當局加以壓製，學生一時激憤，有200多人退學。教員蔡元培同情學生，也宣布辭職。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號鶴卿，浙江紹興人，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編修，對西方學問素有研究，在當時維新派和知識界中有相當高的威望。他後來成為一個教育家，任過民國政府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1902年初，他在上海與黃宗仰、蔣智由等人聯合組織了中國教育會，並被推舉為會長。該
會的宗旨是改良教育，用自辦學校、自編教材並發行刊物的辦法，傳播新思想，培養新式人才。南洋公學大批學生退學，就發生了一個續學的問題，為了支持學生運動，又為了實現以辦校改革教育的理想，蔡元培等決定創辦愛國學社。不久，南京陸軍師範學堂學生章士釗等40多人，也因為鬧學潮退學來到上海，加入愛國學社。
有了學校，就需要教師，蔡元培原來就認識章太炎，知道他的學問很好。學社成立後，他寫信延請，章太炎接受了邀請，於1903年春來到上海。
愛國學社在上課之外，每周舉辦一次時事演講會，地點在張園，老師和學生都可登台演講。演講的內容主要是抨擊列強侵略中國的罪行，揭露清王朝投降賣國的行為。當時上海有一份傾向革命的報紙《蘇報》，經常把這些演講的內容記錄下來登載，造成很大的影響。張園演講遂為全國學界注目。
章太炎在校擔任三、四年級的國文教員，其教學法不同尋常，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多述明清興廢之事，意不在學也”。他在課堂上經常講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等曆史事實，用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的議論來啟發學生。有一次他出了一道作文題，讓學生寫一篇自傳，叫“ 本紀”——古代史書上隻有為皇帝立傳才能叫本紀。其中兩個
學生，柳亞子和陶亞魂在作文中講述了他們開始追隨康有為尊孔保皇，後來思想發生轉變的過程。章太炎看了，提筆寫下《致陶亞魂柳亞廬書》，也回顧了自己思想發展的路程，並贈《訄書》互勉。
張園的每次活動，章太炎都參加，並且每次都要激昂慷慨地演講，深受聽眾的歡迎。馬敘倫回憶說：“張園開會，照例有章炳麟、吳敬恒、蔡元培的演說，年輕的隻有馬君武、沈步洲也夾在裏麵說說。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說，總是大聲疾呼地革命革命，除了聽見對他的鼓掌聲以外，一到散會時候，就有許多人像螞蟻附著鹽魚一樣，向他致敬、致親，象征了當時對待革命的歡迎……”
南京來的章士釗也這麼說：“壬寅、癸卯間，初承拳亂，士風丕變，新黨群集上海，昌言革命，以吾家太炎先生為之魁。”
章太炎愛護學生，獎掖後進。在這個時期與他特別要好的是三個人。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湖南長沙人，年少有才華，來上海不久，就擔任了《蘇報》的主筆。鄒容（1885—1905），字蔚丹，又作威丹，四川巴縣人，曾留學日本，在日本也是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他和陳獨秀等在日本留學時，因為鬧學潮，與駐日使館官員衝突，他們集合一些學生，趁著學監姚某與情人私會時，衝進屋內將其拖出，當眾剪
下了辮子。結果，姚某出了醜，鄒容失了學。張繼（1882—1947），字傅泉，直隸滄州人，身材魁梧，孔武有力，章太炎在日本時就認識他。在這幾個人中，章太炎年齡最大，鄒容年齡最小，這一老一小一見傾心，關係最為親密。
鄒容有狂氣，恰如章太炎。章士釗說他“少年英發，不可一世”。鄒容的父親是個商人，鄒容小時候，父親一心想讓他參加科舉考試，但他對此毫無興趣，因此挨了不少打。後來鄒容跟成都呂翼文問學，進步很快。他平時言談口無遮攔，“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弄得呂翼文膽戰心驚，把他打發走了。於是父親隻好將鄒容送到日本。
鄒容初到愛國學社，少年英雄，大家喜歡與他交往，但他還是愛罵人。這裏的學生大多學習英文，鄒容卻對他們說：“你們在上海這個聲色犬馬之地，學它幾年英文，將來可以當洋奴了，但不知中外的學問學到沒有？”學生們聽了臉麵上過不去，起來要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