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安魂曲
1
此時我隻想安慰自己的靈魂。哭泣的天空已經飄遠，夏日令人心悸的風雪已經過去，沒有心靈的死神在千裏追蹤之後已經疲倦。我坐在密茨根湖畔，身邊是書本、岩石和楓葉。秋風吹拂，暗夜的星辰在頭上閃爍，我應當安慰自己受驚的靈魂。
2
你的靈魂本來就那麼漂泊無依那麼脆弱無定。你的父親把你拋擲在貧窮山村之後就遠走空漠的冥城，你的守寡的母親也守著瀟瀟的梅雨，隻能用柔弱的眼淚滋養你的童年。
踏進校園，你讀書如癡如醉，但你沒有吸進列寧和斯大林的火藥，隻醉心於詩與小說。於是從安徒生到托爾斯泰，滴落在你心坎裏的全是溫馨的花瓣。這些花瓣讓你善良，但沒有力量。它不能幫助你在一個充滿鐵血與箭矢的曆史時間中生存，肩膀扛不起太重的黑暗。在需要狼虎的時代，你卻是一隻隻會尋找青草與嫩葉的小鹿，你注定是痛苦的，注定要無休止地逃亡，逃離虎豹利刃般的爪，逃離屬於毒蛇也屬於你的變質的故鄉。你不會有永恒的住所，無論是今天或者明天，你都必定要流浪，要在荒漠的深處和曆史的夾縫中尋找家園。走上漂泊的路，你不要悲傷。
3
你酷愛長著稻米與小麥的土地，無論是寒凝沃野，還是暑鎖江邊，你都吹著古榕的葉笛，不倦地唱著故土的戀歌。此時，你對著輕漾的湖波，還用沾滿泥土的母親的語言，訴說著你的浩茫心事，本性難改。
然而，你成長了，不單是吹奏天真的葉笛。你知道故鄉的大地不隻是山岡與峽穀，也不隻是森林與沙灘，而是母親的懷抱，兄弟的肩膀，姐妹們溫柔的胸脯與身軀。當母親向你伸開顫動的雙臂、姐妹們對你展示愛的微笑時，你才認識故鄉。每一次遠渡重洋的前夕，你都要吻別母親與孩子的臉額，那一瞬間，你意識到你在吻別祖國的大地。帶著傷口你從此開始漂泊。漂泊的路遙遠又神秘。漂泊的路上，你隻是在撫摸傷口時才讓頭顱低垂，但你從來沒有跪下。曆史用無情的事實抹掉你最後的浪漫，還擦亮你的蓄滿孩子氣的眼睛，讓你看清從前也看清明天。你不會再迷失了，被點亮的靈魂的眼睛和太陽一樣圓，它肯定比你額頭下的雙眼更明亮。
4
你可以高興。當往年的風暴和今年的風暴冷卻了人們的血液，當泛濫的洪水把人性最底層的東西全都卷走的時候，你仍守住體內岩壁似的堅貞，脈管裏仍然保持了人的溫熟。試試你的手，手裏還有熱泉奔流。你不要自卑，你雖然充滿驚慌，但沒有墮落。你雖然像麋鹿那樣從一個草原逃向另一個草原，但你沒有為了活命，嗷嗷求饒，謳歌猛
獸。靈魂分明如山脈矗立，生命的深穀中依然洋溢著人的波浪。
5
你的眼淚流過了。不要再用淚水來灌溉你的記憶的草地，更不要用怨恨來思念你失去的村莊。
其實你的軀殼就是你靈魂的故鄉。當你離開母親的宮牆第一次漂流到人間時，你母親就為你的靈魂建構了第一個帳篷。你的軀殼，被你的雙腳支撐的帳篷，就是你靈魂的第一個家園。這一家園永遠伴隨著你，和你一起跋涉天涯海角，負載你的全部快樂與憂傷。
今天你失去了孩提時代的故園，但你沒有失去你的帳篷和你的弟兄。你的被塑造的日子早已過去，此時你應創造自己，升華你的勇敢，繼續你的情思。所有的人生大建築，都是你的肝膽的磚石累積成的。靈魂家園的工程師就是你自己。是時候了，用你的骨骼再造你的故鄉。統一的家園已經不在，不要與狼虎爭奪那一片原野，原野之後還有大原野，大原野之後還有無邊無際的海洋與星空。你隻是人間的小鹿，隻要有水和青草，你就能存活。即使草原上布滿粗糲的沙石，痛苦再次折磨你，你也會活得很好。你不喜歡謳歌苦難，生怕無意中為苦難的製造者辯護，但你知道博大的悲情確實是靈魂生長的家園。
6
你記得你童年時代的家鄉嗎？世世代代被貧窮所浸泡，夜裏隻有狼虎、蚊子與黑暗。在沒有月光的晚上，你和你的兄弟把螢火蟲放在玻璃瓶裏，製造反叛黑夜的燈光，以後你又獨自用紗線把螢火蟲串成光圈，驕傲地掛在自己的胸前，憑著這一點光明，你照樣走路，照樣讓青春撒滿夜間的田埂與沉寂的峰巒。記住，你兒時的故鄉不是狼虎、蚊子與黑暗，而是螢火蟲背負著的光焰和你自己製造的星辰。故鄉的意義全維係在這光焰與星辰之中。當有人用故鄉的名義把你推向深淵的時候，當殘暴的生物以祖國的名義把你引向死亡的時候，你不要掉入陷阱。莊嚴地拒絕他們，像兒時那樣，高舉起玻璃瓶
裏的光明和胸前佩戴過的光明，拒絕黑暗。
7
兒時的故園遠走了，愛你和被你所愛的友人被滄海隔斷了。你將陷入孤獨。
你要接受你的命運，接受刻骨銘心的孤獨。不要期待鮮花與掌聲，不要期待兄弟為你設計生日的狂歡節，不要期待盛宴上的流光溢彩。在良心與榮耀同時放在曆史桌麵上的時候，你既然選擇了良知，就要接受孤獨。自從你接受的那一時刻起，包圍你的就不再是歌舞的歡騰，而是沒有盡頭的寂寞。寂寞為你鋪開通向曆史深處的小路，讓你在那裏尋找無聲的快樂。
你做過那麼多浪漫的夢，群體的夢和個人的夢都是那麼甜蜜。夢能暖人，夢也能傷人。在那個昏黑的早晨，夢的碎片直刺心肺，生命從此斷裂。今天拾起夢的碎片，不是追戀往日的溫柔之鄉，隻是為了紀念與告別。別了，不要再期待縹緲的夢境；別了，不要再期待他人的理解；別了，不要再期待高山流水似的知音。當你走得很遠，走到沒有炊煙的山穀，你注定孤單。唯有正直的山穀能回應你的歌聲，還有你靈魂家園裏的四壁，它永遠對你真誠。
8
你孤獨時的生命像一片孤島。但是孤島成其孤島，就因為它被浩瀚無際的大海所包圍，蔚藍色的大海永遠是孤島偉大的朋友。它獻給孤島以萬丈碧波。孤島的根伸到海底，海底的七彩世界是孤島的家鄉。
孤獨生命的心靈由熱變冷，冷靜的生命變得細致與從容，在從容中，你將重新發現曆史與世界，重新發現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重新發現維納斯與蒙娜麗莎，此時，你才真的發現你的偉大的精神家園。你感覺到嗎？他們一個一個重新走進你靈魂的帳篷，抹掉你眼角上的塵埃，幫助你打開全部生命的窗戶，然後永遠佇立在你生命內核裏，陪伴著你進行新的航行。你會發現，孤單不僅使你冷靜，還點燃你生命最高的激情。
9
夜深了，應當休息了。休息之後好迎接新穎的早晨。時間不會衰老，明天的早晨依舊年輕。
秋天的早晨掛滿清新的露珠，秋天的中午飄滿成熟的幽香。秋天過後，到處都是皎潔的白雪，雪下到處都是不屈的根群。生命真的無終無極，靈魂真的不滅不亡，哪裏有你對大地的真誠，哪裏就是你的故鄉。
讀
文
海
存
悟巴黎
初見溫哥華
走訪黑山四總統
凱旋門與鬥牛場
從紐倫堡到柏林
YOUJI
悟巴黎
1
一九八八年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第一次到了巴黎，至今，已五進巴黎了。在世界上的所有城市裏，我和巴黎最有緣分。
我喜歡巴黎，是因為它的靈魂。我常對朋友說，巴黎是座有靈魂的城市。它的靈魂連著巴黎聖母院的拱頂，連著盧梭、孟德斯鳩、雨果、巴爾紮克的文章，連著達·芬奇、米開朗琪羅、羅丹、凡·高、莫奈們天才的名字。巴黎的靈魂還有厚實的軀殼，這就是羅浮宮、凡爾賽宮、奧賽宮和讀不完的博物館，每一座藝術之宮，都是我心中的太陽城。
世界上有許多城市隻有軀殼而沒有靈魂。例如美國的Las Vegas，就隻有軀殼和軀殼裏燃燒的野心和狂瀉的欲望。還有許多城市，靈魂或被權力所壓碎，或被金錢所吞沒，在顯耀著無上權威的帝國王座與帝國銀座裏，隻有肉的膨脹，而靈魂則已像荒原似的空空蕩蕩。然而，巴黎的靈魂卻還健在，而且像星空一樣燦爛。隻要你心中還有一點美的“靈犀”，一種人類擺脫獸類之後而積澱下來的基因，你就能與巴黎的靈魂相通，
並注定無法抗拒它的魅力而傾倒於維納斯與蒙娜麗莎之前。我就是一個癡迷的傾心者，並在傾心中感歎：人類的創造物，竟然如此精彩。
人類誕生之後，經受過無數次殘酷劫難的打擊，神經所以不會斷裂，就因為有這些溫柔而精彩的靈魂的安慰。一九八九年夏天，當我第二次走到維納斯與蒙娜麗莎之前的時候，突然感到一滴一滴的星光落進我的心坎，渾身滾過一股暖流，而且立即悟到：我已遠離恐懼，遠離滄海那邊的顛倒夢想，一切都會成為過去，唯有眼前的美是永恒永在的。
五十年前，當納粹的強大鐵蹄踏進巴黎的時候，巴黎人也相信，一切都會過去，隻有維納斯與蒙娜麗莎是無敵的，她們的光彩不會熄滅，時間屬於至真至善至美的至情至性者。“天下之至柔可以馳騁天下之至堅”，中國的古哲人老子早就這樣說。這是真的，沒有什麼力量可以摧毀藝術，最有力量的不是揮舞著鋼鐵手臂的暴君暴臣，而是斷臂的維納斯，她才真的是不落的太陽。
在動蕩的一九八九年，我確實得到古希臘女神和其他古典女神們的拯救。我從她們身上得到的生命提示有如得到火把的照明。當我看到她們那雙黎明般的清亮而安寧的眼睛，就知道自己已穿過暗夜並戰勝死神的追逐，又回到人類母親的偉大懷抱，用不著繼續驚慌。我在漂泊路上的滿身塵土是維納斯的眼波洗淨的，我的已經臨近絕望的對於人類的信念是在蒙娜麗莎的微笑裏複活的。
就在拂去風塵和複活生活信念的那一瞬間，我想到，如果地球上沒有巴黎，這個星球將會何等減色。而如果人類社會沒有至美至柔的維納斯與蒙娜麗莎，假如連她們也沒有存身之所，那麼，這個世界該會何等荒涼與空疏。我相信，沒有她們，曆史將走進廢墟，世界將陷入比戰爭和瘟疫更加可怕更加悲慘的境地。
我愛拯救過我的維納斯與蒙娜麗莎，愛拯救過我的溫暖的巴黎。對於她們，我將永懷敬意和永存感激。
2
巴黎屬於法蘭西，又不僅屬於法蘭西。倘若要推舉世界的藝術之都，隻有巴黎才當之無愧。巴黎是開放的，它總是敞開溫馨的懷抱歡迎人類群體中的精英去加入它的
創造。
羅浮宮坐落在巴黎，但宮中的許多天才藝術品並不都是法國人創造的。維納斯出自古希臘的藝術家之手，蒙娜麗莎出自意大利的達·芬奇之手。巴黎珍藏了那麼多畢加索和凡·高的無價傑作，而畢加索是西班牙人，凡·高是荷蘭人。世界各個角落的人類大智慧都在這裏彙聚，成其靈魂的一角。法蘭西的文化情懷是博大的，她不善於嫉妒，不善於說“不”，而善於伸出手臂去接受一切人類的驕傲，不怕異國的天才會掩蓋它的光輝。
中國血統的大建築設計師貝聿銘所設計的透明的金字塔，就坐落在羅浮宮之中。這是一個充滿詩意的奇跡。貝聿銘的膽子真大，他竟然敢在人類心目中最神聖的藝術殿堂裏構築另一殿堂。然而，他成功了。他的透明的金字塔是一種真正的後現代主義藝術建築，最現代和最古典的美和諧並置，遙遠的時間凝聚在此時此刻透明的空間中。古埃及的文化靈魂在二十世紀重現時，竟是水晶般的明亮。金字塔的尖頂可以把人們的視線引向無盡的天空，不會讓人覺得它占據了羅浮宮門前那一片有限的珍貴的地麵。而且，塔一透明，就不會影響遊覽者的視線，使人們仍然可以看到原有的藝術宮的全貌。何況透過玻璃之牆觀賞羅浮宮的舊建築，朦朦朧朧，又增加了一層曆史感與神秘感。金字塔下又別有一番天地，這樣配置，使本來隻是坐落於地平麵上的羅浮宮，增加兩個層麵：地下的層麵與天上的層麵，變成一個立體的、引人浮想聯翩的藝術大樓閣，使巴黎的靈魂散發出新的靈氣與奇氣。貝聿銘的名字，成了巴黎靈魂的一部分。由此，我在羅浮宮的噴泉下遊思，不僅聽到遠古文明與當代文明的對話，而且總是想到貝聿銘和我共同的故園，想到東方智慧與西方智慧結合時，人間的確更美。
3
巴黎是天才之地，也是凡人之所。它有靈，也有肉。它固然神奇，但不是神話裏的王國。巴黎的靈躲藏在羅浮宮和數不清的書籍裏，當然也在法蘭西人的精神裏。而巴黎的肉則顯露在金碧輝煌的紅燈區，巨大的燈光“水輪”轉動著另一世界的故事。巴黎的靈與肉都有磁力，都能吸引萬裏之外的遊客。遊客裏有的是靈的崇拜者，有的是肉的尋覓者。夢巴黎者，有酷愛藝術以至愛到癲狂的癡人，也有向往“肉術”向往到變態的“肉人”。社會總是不純粹，有各種顏色的共生，有高雅與鄙俗的共存，才叫做社會。在
塞納河畔，在艾菲爾鐵塔下，男男女女，都在說笑，白人、黑人和黃種人都在承受今天和追求明天。到處都有生活，到處都有期待。巴黎尊重各種存在方式，並不想用一種存在方式統一其他的存在方式，因此，成為各種人都尋找慰藉、宣泄，展示靈與肉的處所。社會本來就是這樣，似乎毋須太看破，用不著刻意地謳歌，也用不著蓄意地詛咒，溢美和溢惡都無濟於事。
當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發表《近世文明與法蘭西民主》時，當他發出法蘭西式的啟蒙呼喚時，是否想到法蘭西也是一個社會？是否想到在豪華的大街裏也有乞丐、娼妓和失業者呢？是否想到法蘭西在推翻巴士底監獄的革命之後並沒有同時建立人間的極樂園？鮮血曾經流了一百年。而當浪漫主義詩人們在大夢破滅之後，是否也想到巴黎也是一個社會，這裏雖有乞丐、娼妓和失業者，但卻有看不完讀不盡的藝術太陽城呢？還有為人類苦難一直感到焦慮和不安的法蘭西精神呢？
可惜，好些夢巴黎者，竟遺忘維納斯與蒙娜麗莎。他們不喜歡巴黎的靈，隻喜歡巴黎的肉。但是，紅燈區的大門是需要黃金的鑰匙開啟的。這一點，浪漫者們常常忘記。因此，他們總是充滿粉紅色的夢幻，以為巴黎乃是肉的天堂，他們可以像騎士那樣任意馳騁。可是，他們很快就絕望，因為那裏的“天使”隻服從金錢的權威，並不優待革命的詩人。在空中旋轉的、流光溢彩的紅燈巨輪，隻管刺激欲望，並不管欲望的滿足。於是，浪漫者感到絕望，由迷狂轉入頹廢。頹廢與革命本是兩兄弟：心路息息相通。於是，頹廢者立即又變成革命者，詛咒巴黎，宣布夢的破碎，然而，所有夢的碎片，都隻有肉的腥味。
4
一個有靈有欲的社會，一個有羅浮宮也有紅燈區的社會，這種文明是真實的，但並不完美。在羅丹的“思想者”雕塑麵前，我想到世界最後的歸宿。世界最後是歸宿於羅浮宮還是歸宿於紅燈區呢？在靈與欲的搏鬥中，誰是最後的勝利者呢？我曾把自己的這一思索與憂慮告訴一位法國朋友，但他不能接受我的擔憂。法國朋友的浪漫氣息是很濃的，他指著新建的凱旋門說，那才是我們的歸宿。法蘭西在拿破侖時代建立了第一個凱旋門，紀念戰爭的勝利，而現在他們又建立起第二個更大的凱旋門。友人說，這是維納
斯和蒙娜麗莎的凱旋門。世界上到處是坦克和原子彈，但至今沒有把她們摧毀，這難道不值得慶賀嗎？法蘭西人是樂觀的，他們的藍眼睛能看到各種凱旋，從不動搖對於人類的信念。我雖然悲觀一些，但在新凱旋門下也被法蘭西精神所感染，也願意人類文明真如他們所期待的那樣，最後將布滿美的星辰和愛的星辰。這種凱旋的預言也將支持我不斷前行，不激烈，也不頹廢，隻是不斷前行。
初見溫哥華
1
從紐約到溫哥華，印象非常不同。紐約給我的感覺是龐大與嚴峻，而溫哥華給我的印象則是溫暖與親切。
紐約到處是高牆絕壁，從地上仰望天空，便發現天空隻是一條裂縫。藍天和彩雲全被割切成碎片。我是農家子，從小就擁有遼闊無垠的天空，不大習慣這種裂縫與碎片。紐約是繁華的，但是，它離大自然太遠。在時代廣場的霓虹燈下，我暗自呆想，要是有一個城市既繁華而又離大自然很近，這個城市該是多麼可愛。
僅僅一個月，我就到了溫哥華。這裏正是一個繁華而離大自然很近的城市。在我遠遊的歲月中，每漂流一站，總要向關懷自己的異地朋友報報平安。在幾十封短箋中，首先報告的都是：“溫哥華真是個好地方。有山有海，還有掛滿大地的楓葉，天空是完整的，地上是潔淨的，到處都有草香和海香，從白石城的海橋上俯瞰，還可以看到淺海裏遊弋的螃蟹。”
我無意貶低紐約。然而，在紐約生活的確不容易。要在那裏生存下去，必須做一個善於攀登高牆絕壁而不怕被摩天大樓所異化的人，年輕或年富力強的創業者都想在紐約
感受競爭的風天雨天，一賭神秘莫測的命運。他們相信，能在紐約站得住，就能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站得住，於是，他們奮鬥，如天地征鴻，充滿生命的激情與抱負。我的大女兒劍梅和她的男朋友就在那裏奮鬥。每當他們從熱騰騰的地鐵裏鑽出來就詛咒紐約，但是，他們又留戀紐約，覺得自己的生命力可以在這個大都市裏得到證明，潛藏於身內的血性可以在無數機會麵前碰撞出火焰，他們天天感到筋疲力盡，又天天感受到筋疲力盡後的滿足和活力的自我發現。我羨慕他們，又同情他們。
而我是一個絕對不適宜在紐約生活的人。我知道紐約有巨大的音樂廳和無數的大戲院，但我踏不進去，因為，通向大戲院的道路也是高牆絕壁。我害怕這種比懸崖還要陡峭的牆壁，害怕裂縫般的天空。也許因為帶著紐約的印象來到溫哥華，因此，立即就感到溫哥華的輕鬆、親近和廣闊。一到這裏，就覺得時間的長河流經這裏的時候，顯得從容而和緩，潺潺有序，在紐約的那一種緊張感，頓時鬆弛下來。這一兩個月的經曆，竟像跨過喧囂的急流險灘然後進入了安靜的海灣。
2
這幾年我東西行走，經曆了更換生命的遠遊歲月，在時間與空間的洗禮中放下了許多浪漫的期待和欲望。有力量放下欲望，是值得欣慰的。此時此刻，我別無所求，隻求心的安寧，能夠從容地想想過去，想想自己走過的路。我有許多文字要寫，要拷問時代也要拷問自己，兼有法官與罪人的忙碌，並不偷懶。
然而，我已毋須緊張，毋須在心中再緊繃一根防範他人的弓弦。在以往的歲月裏，我曾著意地追求過，也苦心孤詣地攀登過高牆絕壁，總忘不了那個高高的若有若無的“險峰”，孜孜於毀譽榮辱，汲汲於成功與失敗，偉大與平凡的世俗判斷。倘若自己的文字引起“轟動效應”，心裏竟然美滋滋的，以為桂冠和掌聲真有什麼價值。而今天，這種人生趣味已經過去，此時，我隻想把幸存的生命放到實在處，以生的全部真誠去感受人間那些被濃霧遮住的陽光，時時親吻大自然和大宇宙的無盡之美與無窮的精英，把身外之物拋得遠遠的。我相信，擁抱山嶽擁抱滄海擁抱星空比擁抱名聲地位重要得多。
這幾年，我像負笈的行者到處漂流，登覽另一世間的興亡悲笑，眼界逐漸放寬，不再把一國一鄉一裏當作自己的歸宿，而把遙遠的另一未知的彼岸作為真正的故鄉。有人
說：你走得太遠了。不錯，過去的自己真的離我很遠。我已拒絕了一切自我標榜的偽愛和一切外在的誘惑，而重新領悟真正的愛義。我這些年喜歡寫些散文，就是因為我的心思已脫樊籠，所有的文字都出自己身的天性情思和再生的愛義。我覺得必須把自己煉獄後的灰燼，心靈中的苦汁掏出來給今人與後人看。我在冥冥之中感到有一種力量指示我這樣做，我不該拒絕這個絕對的命令。
我相信溫哥華能夠給我自由的遊思和領悟，相信這裏的無數楓葉能幫助我抹掉心靈中最後的陰影，為我沉澱血氣中最後的浮躁。
3
我真喜歡加拿大秋天的楓葉。把楓葉作為自己的旗幟真是天真而精彩的構思。我相信加拿大國旗的設計者一定如癡如醉地愛過楓葉，一定傾心於這個國度如夢如畫的山巒與原野。我漂流到溫哥華，一大半是為楓葉而來的。我相信一個以楓葉為旗幟的國家一定很少火藥味。我早已從內心深處厭倦人間的戰火硝煙，並已拒絕任何暴力的遊戲。
當六十年代北京處於“文化大革命”硝煙彌漫的年月，我和一位好友曾悄悄地騎著自行車到百裏之外的香山去觀賞秋光，並采集了幾片楓葉夾在筆記本裏。而這位朋友正處在熱戀之中，他還把楓葉作為珍貴的贈品送給當時的戀人，把情感交付給赤誠的紅葉。很奇怪，在階級鬥爭那麼嚴峻的歲月裏，我和朋友的心靈被殘酷的理念浸泡得那麼久，但仍然充滿著對楓葉的渴念，可見楓葉所暗示和負載的情思與人類的天性緊緊相連，而天性深處那一點美好的東西又是那麼難以消滅。
今天，我真的來到楓葉國了。眼前到處是楓樹林。上一個星期天林達光教授和他的夫人陳恕大姐帶我們一家到Queen Elizabeth公園觀賞秋色，我一見到滿園的楓葉，就恍如走進了夢境。每一片葉子都那麼純，那麼幹淨，紅的紅得那麼透，黃的也黃得那麼透。園穀中的一棵掛滿紅葉的楓樹，竟像掛滿紅荔枝，陽光一照，閃閃爍爍，又像童話世界中的紅寶石。我不僅喜歡這裏的楓葉，而且還喜歡被楓葉過濾過的空氣，這是絕對沒有硝煙味的空氣。我的思考需要這種空氣。
我知道楓葉國不是理想國，並不完美。它不是地獄，但也絕不就是天堂，它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的社會：有美境，也有困境；有豪華，也有豪華包裹著的冰冷與腐惡。但
我知道它是一個寬容的社會，它的文化正像楓葉上所暗示的那樣，乃是多角多脈絡的文化，它不會把來自異國的知識者當作“外人”和“異端”。我在楓葉下的思索絕對沒有人來幹預和侵犯，我有躲進小樓成一統的自由，還有一張平靜的書桌。我可以說自己應該說的話，拒絕不情願說的話，讓心靈像楓葉似的保持著大自然賜予的一片天籟。
4
溫哥華使我感到親切，除了飄著清香的楓葉之外，還有在歲月的風塵中依然保持著正直與真誠的朋友。溫城有這麼多中國的朋友，真使我高興。小女兒曾問我：世界的眼睛是什麼顏色的？我愣了一下說：我不知道世界眼睛的顏色，但我知道世界的眼睛是勢利的。盡管世界是勢利的，但總有一些超勢利的保持著真純眼睛的朋友。沒想到，在溫哥華，這樣的朋友很多。無論他們是在大學的研究室還是在個人的寫作間，無論他們是身居鬧市還是隱居山林。
前些天加華作協的盧因先生、葉嘉瑩教授和其他朋友歡迎我，讓我說幾句話，我就講了一個四年前的小故事。在芝加哥中國城的一次夜餐上，最後抽到的紙簽上寫著：“你將被一群真誠的朋友包圍著。”果然應驗，這些年我從美國到瑞典到加拿大都是如此。真誠的朋友給我很多生活上的關注，知識上的啟迪，精神上的慰藉。對於這一切，我報以的隻是什麼也沒有的沉默，“心存感激”是沒有聲音的。
然而，我今天想打破沉默，告訴這些朋友說，你們給我一種連你們也未必知道的東西，這就是信念，對於生活的信念，人類的信念。如果不是友情在我心中注入力量，我也許會在曆史的滄桑中失去對生活的興趣，讓精神像燃盡的火把一樣熄滅。
走訪黑山四總統
1
趕到南達科他州（South Dakota）的黑山已近黃昏，但參觀者仍然絡繹不絕，停車非常困難。夕陽的斜暉照著各種膚色的來訪者，也照著拉什莫爾山岡上巨大的石像，看得很清楚，那是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弗遜、阿伯拉罕·林肯和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雕像。這四個由大花崗岩所雕成的石像高達四百六十五英尺，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石頭雕像。我和來訪者站在山岡麵前的看台上，仰望著美國人愛戴的領袖，欣賞懸掛於峭壁上的大手筆。這不是集體的創作，而是一個名字叫做Gutzon Boglum的父親和一個名字叫做Lincoln Boglum的兒子用一刀一錘製造出來的。從一九二五年開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完成。兩雙生命之手，竟可創造出這種聳立雲端、俯視千古的巨像，人類真不簡單。完成這一傑作，除了靠氣魄和才能之外，恐怕還得靠感情，這就是對於帶給美國人幸福的傑出領袖衷心敬佩和感謝的感情。政治常常是肮髒的，但也有正直的政治和美好的政治，政壇上的政客讓人鄙視，但為蒼生造福的政治家卻讓人衷心景仰，這巨大的石像就是證人。它證明曆史不會遺忘為人類創造幸福的政治家。我在自己的青年時代也卷入過領袖崇拜的潮流，看到故國大地到處都是毛澤東的雕像，從數量上說，恐怕人類曆史上沒有一個帝王將相可以相比，也不是華盛頓、林肯們可比的。然而，數以千百萬計的雕像，經過一段曆史風雨的吹打，幾年之間便在中國土地上消失得幾乎一幹二淨。這種消失的速度之快，使我暗暗驚訝，後來我明白這完全是無數的雕塑皆沒有根，即被崇拜者的根沒有伸進人民的心底。人民的心坎，才是真正的大地。倘若深進人民的大地底層，那是任何曆史風暴都難以卷走的。麵對眼前的黑山石
像，我想到，這幾位締造民主政治的曆史人物畢竟把他們的根深深地紮進美國人民情感的深處。美國人從心底裏覺得必須記住這些領袖，記住他們的名字和他們所開辟的道路。可以預言，美國很難突發一種政治風暴來摧毀這座石像。時間隻能給這雄偉的傑作不斷地積澱下敬意。在這個短暫的黃昏裏，我意識到，人為的造神運動是沒有用的，即使是億萬人所造的神，也是脆弱的。一切堅固的，都必須站立於人民的心中。人的心靈最柔軟，但也最堅實。
2
這四位總統，除了西奧多·羅斯福之外，我都有好感。我不太喜歡西奧多·羅斯福，他在本世紀的頭一年因為麥金萊總統遇刺身亡之後而入主白宮，在這之前，他就宣稱，對付拉丁美洲人“說話要客氣點，但必須帶一根大棒”，執政之後果然實行大棒政策，警告拉丁美洲鄰居：“在西半球，美國堅持門羅主義，因此在發生嚴重的作惡不端和孱弱無能的情況時，美國盡管勉為其難，勢必要使用國際警察的權力。”一個大國總統，對著其他弱小國家揮舞大棒，揚言不惜使用國際警察的權力，這真是有點仗勢欺人，過於霸道。我拒絕人世間的一切霸道，不管它是霸在東方還是霸在西方。西奧多·羅斯福的大棒和他對門羅主義的引申，也許有利於美國，所以黑山石像的作者也崇拜他，而作為一個中國的知識者，我則完全不能認同揮舞著大棒的美國領袖，並覺得把西奧多·羅斯福放在其他三位民主政治的開創者行列，實在是令人困惑的。到黑山之前，我還以為這個羅斯福是二戰中對日宣戰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到了那裏，才知道是西奧多·羅斯福，真使我失望。
3
其他三個總統：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弗遜和林肯，這些是美國也是全世界公認的英雄，石像作者的選擇自然是對的。華盛頓是美利堅的國家之父，傑弗遜是年輕國家的靈魂，他體現了美國的民主理想主義和國家獨立的深刻內涵，而林肯則是農奴的解放者，用民主理想統一美國的革命家。無須爭論，曆史用如椽大筆把他們的名字寫在時空
的大石壁上是理所當然的。
而就個人而言，我並非全是用曆史學家的眼睛去看他們，我對他們的好感，全因為他們三個人均是具有人性的總統。這些年我常常反省曆史，而我的反省完全是一種人性的反省，包括對美國的總統，我也喜歡用人性的眼光去觀賞。當我看到華盛頓的石雕時，我首先想起的竟是他的用象牙骨做成的假牙。在美國的總統群中，華盛頓是最受人崇敬而且也最少人性疵點的人，他作為最高的統帥和國家的開山之祖，想的竟不是如何永遠保持一頂總統桂冠而是自己無法掩蓋的缺陷——隻剩下兩顆牙齒。他有自知之明，知道牙齒的脫落是身體衰老的明證。一個隻有兩顆牙齒的人是不足以支撐一個新生的百業待興的偉大國家的。因此，他擔任了美國的第一屆總統之後便提出辭職，戰爭一結束，便解甲歸田，回到自己的家鄉弗吉尼亞（Virginia），生於斯也死於斯，平靜安詳得如同黃昏徐徐的落日。美國的一本史書在介紹華盛頓時特別突出他的兩顆牙齒的照片。華盛頓真誠地正視脫牙所指涉的事實。人都是有缺陷的存在，總統也是有缺陷的存在，正視自己隻剩兩顆牙齒的缺陷，並不會丟失總統的尊嚴。相反，這種正視，除了說明華盛頓作為一個人具有純真、誠實的品格之外，還說明他對其他健康生命的尊重。他領導下的千千萬萬生命那麼年輕那麼有朝氣，牙齒那麼好，為什麼一定要讓一個沒有牙齒的人作終生的統帥呢，他真誠地希望有牙齒的人趕快接任他的總統的位置。
4
麵對傑弗遜與林肯時，我想到的也是人性的奇跡。曆史真是充滿偶然。宇宙的發生，地球的發生，人類的發生都是偶然的。美國會成為現在這個樣子也是偶然的。這種偶然，就是在曆史進程中突然出現了影響曆史命運的傑出人物，出現了人性的奇觀。傑弗遜和林肯就是這種奇觀。
暫且把時間顛倒一下，先說林肯。這位美國的第十六任總統，天生有那麼大的一顆慈愛之心，天生地感悟到人降生之後無論是誰都擁有人的權利，無論他是屬於哪一種族哪一膚色，因此把黑人作為奴隸，對他們進行壓迫與剝奪是絕對不可以的。農奴的悲慘生活使他感到不安，在他的人性世界裏不能容納兩種相反的製度：自由製與奴隸製。“要麼，自由製徹底勝利，要麼奴隸製徹底勝利，二者勢不兩立”，最後他為廢除奴隸製
而投入戰爭，罪惡的子彈也穿進他的胸膛。曆史從心靈深處敬重林肯，不是因為林肯是位總統，而是因為他是一位偉大的烈士，為千百萬長著黑色皮膚而被奴役的人類的解放而戰的烈士，為美國成為一個統一的民主國家而戰的烈士。如果林肯是一個無限鄙視黑奴的人，美國的曆史便是另一種麵貌。一個國家的命運與一個國家領導人胸襟中流動著怎樣的血液、燃燒著怎樣的情思竟如此息息相關，這是曆史宿命論者怎麼也想不明白的。
對於傑弗遜，我的心靈與他更為接近。我一直把他視為一個思想者，常常忘記他曾是一個美國總統。美國開國之初，上帝賜予他們一個華盛頓，偏又賜給他們一個傑弗遜，真是幸運。當時華盛頓身邊有一個英勇的軍事將領，才華橫溢的政治組織家，但是他野心勃勃而且極為保守，他勸華盛頓稱王，而自己當宰相。在當時他與傑弗遜是並立的英雄，但曆史選擇了傑弗遜。一九七○年莫裏森和康在美國曆史教科書上這樣寫道：“傑弗遜具有魅力的秘訣在於，他訴諸美國的良心：理想主義、單純、飽滿向上的精神、充滿希望的憧憬，而不是漢密爾頓推崇的追求實利的榮耀與野心。”兩個人的人性世界的差異如此懸殊，而美利堅大地拒絕了漢密爾頓，這一拒絕對於後來意義重大。我很喜歡曆史學家能夠如此注意傑出曆史人物的人性世界，能注意到傑弗遜的單純和葆有人類的良心。我在傑弗遜的思想言論中強烈地感到這位美國開國元勳、《獨立宣言》的起草者的“單純”，他所以能抓住一個國家——一種人類族群的存在方式最重要的東西，絕對與他的單純性格有關。他不被繁雜的各種思想所擾亂，而緊緊地抓住人的權利這一最重要的“硬核”，他的思想既豐富而精彩，但隻要再重溫他的《獨立宣言》的幾句話就夠了：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某些不可讓渡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幾句話後來成為美國神聖的經典，每個在美國土地上生活的人都必須擁抱這一經典，無條件地接受這一經典。這一經典的核心，是發現人的一種天生的權利，這種權利與生俱來，天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說傑弗遜單純，就是他具有一種美好的天性，在把握世界時不被任何外在的巧言令色所迷惑，一下子就捕捉到人世間最重要的真理，像嬰
孩一張開眼睛就捕捉住剛剛出山的太陽。這絕對與傑弗遜個人的人性有關，是他人性深處的一種神秘的東西使他揚棄人間暴君的種種學說而直接挺進到造物主的心靈之中。我在《傑弗遜誓詞》一文中特別呼籲人類社會能注意他向上帝所作的保證：“我向上帝宣誓：我憎惡和反對任何形式的對於人類心靈的專政。”我相信這是美國曆史上也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觀念。隻有這一觀念，才能保證天空下的人性太陽不會熄滅，人間的精神萬物不會失去它的意義。
麵對黑山巨像，我與女兒劍梅談論著美國和它的過去，瞬間與它負載的永恒，人性的點滴與它輻射的海洋。劍梅說：真的，這個世界非常複雜，但也非常單純。那把握住世界與曆史的，往往倒是單純的人。
凱旋門與鬥牛場
凱旋門批判
在歐洲已遊覽了十幾個國家，幾乎每個國家都讓我喜歡，也讓我愈來愈生出對人類的欽佩。人真了不起。人才是精神萬物的創造者。這麼美的城市，這麼美的海港，這麼美的山間別墅，這麼美的教堂與博物館，全都美不勝收，全都讓人產生對人間的眷戀。但有三樣東西引起我的質疑：一是羅馬與巴黎的凱旋門；二是羅馬的古代鬥技場（鬥獸場）；三是西班牙的鬥牛場。
第一次見到凱旋門是在一九八七年訪問巴黎的時候。因為我是中國作家代表團的成員，所以受到特別熱情的接待。主人帶我們去楓丹白露大街、德爾尼大街遊逛，還帶我們參觀艾菲爾鐵塔、羅丹紀念館、凱旋門等處。參觀完主人帶著自豪感客氣地問我有何感想。主人是真誠的，所以我也報以真誠。於是，我說：“法國的雅文化與俗文化都推
向極致，都讓我吃驚。雅文化的代表是羅浮宮，太美太豐富太了不起了，一輩子也看不夠。俗文化的代表是紅燈區，一條大街十裏長廊，各種青色的女人弄姿搔首，氣魄真大，把我嚇得心驚肉跳。”主人聽到這裏，憋不住情感，他打斷我的話，客氣地反駁說：“你的祖國在明代末年，在《金瓶梅》時代，不也是很開放的嗎？不也是有很大的紅燈區嗎？隻是你們不叫紅燈區，是叫什麼來著？”我沒有與主人爭辯，繼續說：“還有一個問題是需要請教你們了。貴國的凱旋門，就建築而言，確實很美，凱旋門的名字也很好聽，可是，你們想過沒有？凱旋門是慶祝戰爭的勝利，是戰勝歸來的紀念碑，可是戰爭是相互殘殺，勝利的一方也殺人呀。”主人這回臉漲紅了，他大約未曾聽過這種批評，心理準備不足，一時語塞。我便繼續說下去：“戰爭不是好東西，兩千多年前我國的大思想家老子就說過‘兵者，凶器也’，‘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戰爭，就是殺人殺人再殺人，流血流血再流血，失敗者殺人，勝利者也殺人，所以我們的先賢老子就教導說，勝利了別高興，應當‘勝而不美’，所以，從境界上說，凱旋門文化就不如《道德經》文化高。”法國朋友的臉漲得更紅了，但因為領隊催著我們回旅館，未能聽到他的答辯。那日我很亢奮，但絕不是刻意在表現自己的“愛國情懷”，我真的從內心深處覺得老子的思想了不起，也從思想深處覺得凱旋門文化乃是一種“勝而自美”的文化，這種“勝而自美”的文化與我國老子《道德經》中所呼喚的“勝而不美”的文化的大思路正好相反。進行了血腥的戰爭而遍地橫屍之後是舉行慶功典禮還是舉行哀悼葬禮，這是不同的政治選擇，也是不同的人性方向。對此，我國的老子選擇了“以喪禮處之”，我覺得，這才是大慈悲，這才是真人道。這是多麼了不起的思想，他在兩千多年前就占領了人道思想的世界製高點。
當然，我也知道，我們中國在老子之後的兩千多年曆史上，也很少帝王將相和英雄豪傑能做到“勝而不美”。我批評過武鬆血洗鴛鴦樓時除了殺掉蔣門神等三個仇人外，還多殺了十二人，連馬夫與小丫環都不放過，尤其讓我難以接受的是，他殺得遍地橫屍以後還用布蘸血在牆上驕傲地寫道：“殺人者，打虎武鬆也！”這是典型的“勝而自美”，典型的自我凱旋與自我慶功，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的祖國人民才能抵達老子指示的境界。我在法國友人麵前質疑凱旋門文化，隻是和友人共勉，並非自炫。
八七年到巴黎時，我忘了凱旋門的曆史，忘了凱旋門並非法國人的原創。凱旋門的始作俑者，不是巴黎，而是羅馬。
二〇〇五年，我到羅馬時，除了觀覽鬥獸場之外，還特別仔細地看了看鬥獸場旁邊的羅馬最大的凱旋門君士坦丁凱旋門。此門建於公元三一三年。“征服”，這是羅馬帝國的主題，羅馬帝國的驕傲，鬥獸場既是征服“獸”的表演，也是征服“人”的表演。誰勝利誰就是英雄，誰失敗誰就活該被殺死。失敗連著恥辱與死亡。鬥獸場上最有力量的人，也是最大的殺手。這是羅馬帝國的縮影，它的凱旋門是為“征服”慶功，也是為最大的殺手慶功。
西方文化有極其寶貴的部分但也有不那麼寶貴的部分，羅馬、巴黎的凱旋門文化，就不那麼寶貴，至少在我的心目中，它隻有美麗的空殼。至於內裏所涵蓋的內容，我則聞到它的血腥味。正因為有此嗅覺，我才把老子所指明的“複歸於嬰兒”，看作人生的凱旋，再也不崇拜力量，隻崇拜嬰兒般的揚棄征服也揚棄貪婪的心靈。
西班牙鬥牛場批判
到了西班牙的巴塞羅那，和李澤厚兄一起看了一場鬥牛遊戲，這才明白，羅馬的鬥獸場已在這裏變形。此次和澤厚兄一起遊覽奧地利、英國，最後一站是地中海邊上的浪漫之國西班牙。在倫敦時，我們得知好友許子東、陳燕華和他們的寶貝女兒多多剛到馬德裏，我們可以在那裏會合，然後一起去觀賞具有原始風情的弗拉門戈舞、鬥牛和藏有哥雅畫傑作的藝術博物館。可惜馬德裏沒有鬥牛遊戲，也未能看到西班牙歌舞，隻遊覽了馬德裏宮、托倫多古堡，幸而還有普拉多美術館（The Prodo Museum）在。這座館閣原是一七八五年查理三世時建立的自然科學博物館，一八一九年才由斐迪南三世改為畫廊，經一百八十年的積累，館中的一百間展室已藏滿西班牙繪畫的精華，僅戈雅就有油畫一百一十四件，素描四百八十五件。我很喜歡哥雅的畫，不管是寫實的還是寫意的都喜歡。臨走時買了他的《穿睡衣的瑪哈》，這個畫中人似乎也是我的夢中人。
子東、燕華還有自己的旅程，我和澤厚兄就一起到地中海邊上的巴塞羅那，這個城市的名字我早已熟悉是因為它在前些年曾舉辦過奧運會，當時就覺得它在西班牙的地位相當於中國的上海，選擇這個城市遊玩，主要是想看鬥牛。澤厚兄說，專程來看鬥牛，要買最好的票，可以坐在最前邊。票分三等，一等票相當於一百美元。那天觀眾很少，坐席的百分六十都是空著，於是我們便坐在第一排的最好位置上。人與牛就在眼皮下，
鬥士衣服上的花紋、紐扣、皮帶，戰牛身上的鬃毛、雙角、足蹄，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也許坐得太近，缺少“審美”距離，便親眼看到鮮血從牛的身上噴出，濺落，然後消失在細沙裏，也活生生地看到鬥牛士把利劍插進黑牛的要害處，最後還看到鬥牛士把倒在地下的牛的耳朵割下，然後拿著還在微微顫動的耳朵向觀眾致意。以往曾在電視電影裏看鬥牛，看到的其實不是“鬥牛”，而是“逗牛”。是鬥牛士拿著一塊大紅披肩，在歡快的音樂伴奏中挑逗傻乎乎的黑牛，黑牛和鬥牛士的一衝一閃，一橫一豎，剛柔結合，很有節奏，甚至很有詩意。可是這一回的近距離觀照，卻完全打破我的詩意印象。兩個小時左右，我看到的完全是血腥的遊戲。人和牛都是生命，在此生命的較量中，兩者是不平等的。鬥牛士有護身盔衣，騎的馬也有護甲，隻有牛是赤身裸體；鬥牛士擁有長矛和短劍等武器，牛則“赤手空拳”。人對牛是不講“費厄潑賴”的。人實在太聰明，在拿著大紅披肩“逗牛”之前，他們已經把牛的元氣剝奪殆盡了。我們在電視屏幕上看到“鬥牛”表演，其實，那牛早已被折磨得筋疲力盡了。此次近看，才看清了鬥牛的“程序”與“細節”。原來，鬥牛的第一程序是“消耗戰”。鬥士先充當騎士，他騎著蒙住雙眼的駿馬，馬的身上裹著厚厚的護甲，鬥士輕揚紅布披肩。氣洶洶的牛衝撞過來，卻隻撞到馬的護甲，而鬥士卻趁機用長矛往牛身上猛刺。我因為坐得近，便清楚地看到血從牛的身上噴射出來，場上觀眾見到“血柱”，頓時發出一片喝彩。黑牛連中幾“槍”後，才進入第二程序。這時另一位手執短劍的鬥士準備和牛進行一場“短兵相接”，也因為距離近，我看清短劍的劍頭帶著可怕的鉤，因此，一旦相搏，立即就可把牛“肉”鉤住。已經被長矛刺得滿身鮮血的牛在新的“戰鬥”中，每次衝鋒過來，都挨了短劍的鉤刺，五六個回合後，牛背掛上了五六支短劍。黑牛大約感到疼痛，拚命搖動身軀，想甩掉背上的“芒刺”，然而，愈是晃動，便愈是喪失氣力。此時，號角響起，場上一片歡呼，原來，鬥牛進入第三程序，即真正的鬥牛戲開始了。鬥士一手拿著鮮豔的紅巾，一手拿著犀利的寶劍，又與遍體鱗傷的黑牛展開激戰。黑牛照樣衝鋒，一邊流血，一邊戰鬥。鬥士在周旋中看準空當，舉起寶劍，對準要害猛刺，這致命的一劍，穿越後腦，直搗心髒。那天，我看到鬥士第一劍沒有刺中，牛未倒下，鬥士很快又補上第二劍，這一劍又準又狠又深，一直插入心髒，黑牛終於倒地，場上的觀眾才起立歡呼。這個時候，鬥士才算旗開得勝。在歡呼聲中，一些浪漫的女性觀眾還給鬥牛士送飛吻，扔手帕，鬥士撿起手帕，深深鞠躬，彬彬有禮地再現一下中世紀那種崇敬婦人的騎士風度。
此次觀賞四場激戰，每場激戰，都要殺死一頭牛，四場四頭。鬥牛場早已準備好拖拉牛屍的車駕。
終於看到了最真實的鬥牛場麵。以往看到的是紅麵黃底的大披肩，這回看到的是血淋淋；以往看到的是牛的凶猛，這回才看到了人的狡猾；以往看到的是假象，這次看到的是實相。看完後，澤厚兄說，不能再看第二次了。走出表演場，我們一路上又談觀感，他感慨地說，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差別真大。中國人恐怕不會喜歡，印度人更受不了。我說，凡是信奉佛教的國家都不會欣賞這種殺生的遊戲。它離慈悲太遠。中國曆史上有過嗜好鬥蟋蟀的皇帝，但還沒有出現過熱衷於殺戮生命的遊戲。與古羅馬的鬥獸相比，巴塞羅那的鬥牛多了一副麵具，這就是大披肩，這麵具的一閃一爍，曾讓我以為這是既有色彩又有旋律的圖畫，到了現場，才明白麵具背後全是生命的顫栗和謀殺的技巧。
古羅馬鬥獸，畢竟還有真的“征服”精神，真的猛士，而西班牙的鬥牛，雖然也想張揚征服精神，但隻剩下屠宰的“花招”。赤裸裸的屠殺變成笑盈盈的誅殺。這也許正是人類的一種進化，雙方力量的較量進化為強者一方的機謀。
從紐倫堡到柏林
這是第二次到德國，第一次是一九九二年應著名漢學家馬漢茂教授（已故）的邀請到魯爾大學作學術演講。因時間太短僅到大學所在城市科隆遊覽了兩天。那一次最讓我高興的是見到從未相逢的萊茵河和大詩人海涅的故居，還有建設了好多世紀才完成的雄偉的科隆大教堂。
此次到德國，則是受紐倫堡愛爾蘭根國際人文中心主任朗宓榭教授的邀請，前去參加高行健國際學術討論會。與會者有來自亞洲、大洋洲、美洲等處的三十多位學者，加上歐洲和德國本地的學者，會場上的“人氣”很旺。這年秋天，歐洲的秋色仍然十分迷
人，隻可惜經濟危機的陰影覆蓋著整個大陸，讓人感到時代的蕭索。在這種情境下，德國的教育部還能資助召開這麼一個大型的作家研討會，實在不簡單。在歐盟的二十幾個成員國中，德國幾乎可謂“一枝獨秀”，強過英國、意大利、西班牙等自不必說，甚至也強於法國。我多次到法國，覺得那裏的工人階級仿佛已經消失，社會上隻有旅遊業、交通業、服務業、高科技等部門，所有的日常用品幾乎都是“中國製造”或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所製造。連電燈泡也是中國製造。我和法國朋友開玩笑，“你們的光明來自東方”。其實，意大利、英國也是如此。據說英國的軍裝有一部分也是出自中國工人階級之手。與歐盟諸國相比，德國倒是保留了許多傳統的工廠和製造業，工人階級尚未消失。
愛爾蘭根大學的所在地是舉世聞名的紐倫堡。這個城市既是納粹的搖籃，又是納粹的墳墓。納粹從這裏興起，又在這裏接受曆史的審判。凡有曆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它的名字。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希特勒在紐倫堡的文化協會大廳召開會議，通過了三個臭名昭著的反猶太人法律：帝國旗幟法、帝國公民法和保護德國血統及德國榮譽法。第一個“法”規定隻有雅利安血統的人才有充分公民權，第二個“法”剝奪了猶太人的德國公民籍；第三個“法”則嚴禁德國人與猶太人通婚。這之後，紐倫堡政權還陸續公布了十三項補充法案，進一步剝奪了猶太人的新聞自由、娛樂自由和教育自由等，把猶太人打入賤民階層。可以說，德國通向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血腥之路，就從這裏出發。這是人類最黑暗、最可恥的種族滅絕的死亡之路。我們在大學校園裏開了四天會，還贏得許多時間與德國的朋友談論曆史。所有的德國朋友都對納粹的暴行感到恥辱。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七日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這一行為語言，典型地表明德國人具有真誠的懺悔意識。德國的懺悔意識，就是確認二戰時期對猶太人的屠殺行為乃是德意誌民族整個集體的“共同犯罪”，是集體製造了一個巨大的曆史錯誤和一樁曆史罪行，每個德國人都負有一份責任。不僅納粹頭子負有責任，普通老百姓也負有責任。這種意識是對良知責任的體認。二戰後的德國知識分子和德國人能夠真誠地下跪體認，這是德國真正的新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西方與東方都經曆了大災難，都經曆巨大的死亡體驗，但戰後的德國人和日本人表現不同，直到今天，日本的政客還在年年參拜他們的靖國神社。他們隻想向屠殺中國人的“戰神”下跪，絕不向南京萬人坑前的三十萬中國亡靈下跪。和德國不同，日本對其在中國犯下的
滔天罪惡，一直死不認賬。對待二戰的浩劫和它所造成的巨大災難，德國人有種誠實的態度而日本卻沒有。東西方兩種行為語言表明：德國戰後確實砍斷了戰爭的尾巴，而日本人還保留著，甚至還翹得高高。
在紐倫堡與德國朋友的交談，總是很高興，也才明白他們何以具有如此清明的懺悔意識。他們說，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興登堡任命希特勒出任政府總理之前，即一九三二年的國會選舉中，納粹黨就獲得一千三百七十萬選票、二百三十個議席，成為第一大黨。因此，可以說納粹頭子希特勒能登上“總理”寶座，是大家即當時的德國民眾用選票把他選上的。納粹黨的名稱多麼好聽：“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又是“國家”，又是“社會主義”，又是“工人階級”，結果民眾被迷惑了。他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最瘋狂的呐喊和手中的“民主選票”把一個小醜般的暴君擁上曆史舞台。今天，德國新一代不能忘記這一曆史教訓，不能忘記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狂熱導致了罪大惡極的法西斯主義。
也許是受德國朋友的感染，我到柏林顧不得去逛大街和閱覽博物館、藝術館，先去觀看郊外的“集中營”。這個集中營規模比不上奧斯維辛集中營，也沒有奧斯維辛那麼多聳人聽聞的血腥故事，但畢竟可以再看一遍集中營的刑具、膚發、機槍和納粹們如狼似虎的圖片以及隻剩下一張人皮的猶太人的照片。人類是不可以喪失納粹集中營的記憶的。喪失，就意味著墮落。倘若集體遺忘，那便是集體墮落。
觀看了集中營之後，我們才放心地好好地看了看柏林市，看看發生過著名縱火案的帝國大廈，看看勃蘭登門和門前的曆史性大街，看看讓人想起種族滅絕的猶太紀念碑林，看看讓德國實現統一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雕塑，看看馬克思和恩格斯銅像，看看愛因斯坦曾經在那裏教過書的洪堡大學，看看海森噴泉和柏林大教堂，看看聞名於世的博物館島和島上的老館與新館。這之間還到波斯坦看看波斯坦風車和無憂宮。奔走了整整四天，才明白柏林不是紐約，不是洛杉磯，不是羅馬，不是巴黎，不是東京，不是上海，不是香港，它沒有成群的摩天大樓，沒有恐龍似的現代大建築。它仿佛是無數小鎮組合成的城邦。它寬廣而不密集，博大而無險峻，在城市遊走沒有高樓的壓迫感，反而有鄉間的輕鬆感。我喜歡這種現代城市，隻是困惑於三四十年代它怎麼成了那個名叫希特勒的大野心家的跳梁舞台。第三帝國的中心就在這裏嗎？帝國的無數咆哮，瘋子的一個接一個的殺人指令就從這裏發出的嗎？把千百萬人類的仇恨烈火煽動起來、然後投
入血海腥風的司令部就在這裏嗎？讓全人類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經受了兩次死亡大體驗的策源地就是那一座大廈、那一道城門和那一角落裏的地下室嗎？柏林啊柏林，柏林中心地帶的每一座建築都有一番故事，我在這裏閱讀柏林這部書，是在閱讀野心史、陰謀史、戰爭史、血腥史、分裂史、統一史。除了這些“史”之外，還閱讀了苦難史，猶太人的苦難史。此次柏林之旅，給我留下最深印象也讓我最受感動的是“猶太博物館”和“大屠殺紀念碑”，尤其是後者。這不是一座碑，而是由兩千七百一十一塊水泥石碑組合成的巨大碑林。兩千多塊石碑，每一塊都有零點九五米厚和二點三八米高，全鑲嵌在高矮不平的路麵上。這是了不起的曠世傑作：了不起的思想，了不起的規模，了不起的建構。一看就讓人驚心動魄，就想起猶太人被屠殺的曆史大慘案。在觀看瞬間，我本能浮起的意念是：這些石碑是六百萬猶太人的鮮血凝成的；這些碑石每一塊都在見證人類的恥辱；這些石碑是德國經曆了戰火的洗劫而留下的良心。因為這不是猶太人建造的，而是德國人建造的。一九九九年德國議會通過決議，決定建造全名為“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群”這一曆史性紀念場。德國人的懺悔是真誠的，他們用鋼筋、水泥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築這一牢不可破的見證物，每一塊碑石都是一麵鏡子，每一麵鏡子都在照射自己的良心。除了紀念碑之外，這裏還有一個地下“信息廳”，將近八百平方米的展廳裏展示著猶太人苦難的命運。德國人在自己的都城裏建設猶太人被屠殺的紀念碑和他們造成猶太人苦難的紀念廳，用兩千多塊堅硬的石碑告訴世界：他們犯下的曆史罪惡是鐵鑄的事實，是不容抹殺、不容忘卻的事實，必須永遠麵對這一事實。唯有麵對，才不愧是產生過歌德、康德、貝多芬、愛因斯坦的故鄉；唯有麵對，德國才能重新贏得國家的榮譽和世界的信賴。
在柏林遊覽了四五天之後，我覺得應當在這裏居住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一年，應當讀讀這裏的每一座著名大廈，每一條著名的街道，每一尊不尋常的雕塑。這才是曆史，活的曆史，真的曆史，讓每個人都要想到“責任”的曆史。時間太短了，最後隻能選擇去看看分裂為東德和西德的那個時代的曆史痕跡了。去看看柏林牆，“不到長城非好漢”，不看看柏林牆，能算到過柏林嗎？
劉蓮看了柏林牆非常興奮，立即在牆上寫下“奔向自由”四個字。柏林牆早已拆除了，留下讓人觀賞的隻剩下大約百米長的牆壁上，被藝術家與遊客塗上的各種圖案與文字，小女兒這四個字像四點小水滴彙入大海，恐怕沒有人會認真去讀一讀，但它反映了
人類向往自由的天性。如同人類生來就具有愛美的天性一樣，愛自由也是一種天性。愛美與愛自由的天性是任何概念、任何學說、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所以，我瞥了一眼柏林牆就升起一個普通的但又是唯一可用的詞彙：愚蠢！建築圍牆的當權派多麼愚蠢！他們想用一堵圍牆堵住千百萬自然與自由的心思，想堵住德國人相親相聚的潮流，這隻是一種妄念。如果築牆者聰明，他們應當給圍牆內的人民多一點自由與幸福。自由、幸福等要素才能構成溫馨的磁場，才能讓人熱愛所在地的生活而不去作“突圍”的冒險。二戰後，德國分裂成兩半，這是上帝對德國的懲罰。分裂四十年後，圍牆倒下，德國又贏得統一，這是曆史給予德國的一種新的期待。是期待“強大”嗎？是期待“第四帝國”的興起嗎？不是，傷痕累累的曆史所期待的是不要繼續東西對峙，是不要再發生戰爭，是不要讓人類再作大規模的死亡體驗。
讀
文
海
存
乞力馬紮羅山的豹子
思想者種族
救援我心魂的幾個文學故事
不朽的楷模與摯友
活著多麼好
兩個給我力量的名字
命運之賜
羅丹的三點啟示
人生的盛宴
誰是中國最可憐的人
人類的集體變質
第二人生的心靈走向
WENHUASUIBI
乞力馬紮羅山的豹子
海明威在小說《乞力馬紮羅的雪》前麵寫了個楔子，楔子裏叩問一個攀登雪峰的生命究竟為了什麼。他寫道：“乞力馬紮羅是一個一萬七百一十呎的雪山。據說是非洲最高的山。它的西峰叫做‘神之屋’。離西峰不遠有一個幹癟而凍僵的豹子屍首。沒人知道這豹子在那高處究竟尋找什麼。”
這確實是一個生命之謎。自從我遠涉重洋來到異邦的土地之後，常想起這隻豹子。這隻豹子當然不平常。它一定是大自然的驕子，擁有強大的生命。它不像人類那麼優越，在攀登險峰時可以攜帶水、糧食、槍支、眼鏡和器具。它什麼也沒有，隻有孤身獨膽。它繞過多少懸崖峭壁，迎接過多少狂風暴雪，我們無從猜想。令人驚訝的是它終於走上人跡罕到的西部峰頂，然後永久地躺臥在白雪中。它沒有死在路上，即使死於中途，也是可敬的。然而，它隻是一隻豹子，沒有另一種生物或同類中另一生命會收埋它和謳歌它。它走得太高遠，注定是寂寞的。能出現在一個偉大作家的筆下，完全是偶然的。
它到底想尋找什麼？因為我寫過《尋找的悲歌》，對於它究竟尋找什麼特別感興趣。好多年了，心思一直抓住這隻豹子的靈魂。我相信這隻擁抱雪峰的豹子一定有一種人間智力還察覺不到的靈魂。它是在尋找食物嗎？庸俗的眼睛大約會這樣看。它是尋求
丟失的同伴與兄弟嗎？如果是，它是一種多麼有情的生命！但是，在山頂上怎麼會有像它一樣勇敢的生命也走得那麼遠，值得它如此獻身如此尋找。那麼它尋覓無上的光榮與無上的地位嗎？它也像人類那樣知道占據頂峰是一種榮譽並且由此可以讓萬千同類抬頭仰望和俯首膜拜嗎？豹子恐怕沒有人類那麼複雜，它的強大生命一定是單純的。
我想了足有十年之久。直到最近，我到處遠行，跋涉落基山，穿越大峽穀，一次一次撫摸大西洋的洪波和高天的白雲，才想到這隻豹子也許和我一樣，雖然唱著尋找的悲歌，其實並不尋找什麼。光榮、光彩、光輝、高峰、險峰、奇峰，紅霞萬朵，風光無限，沒有一樣是我著意尋找的。無論是浪跡天涯，還是放情海角，我隻是想走一走。走就可以拓展自己的眼界和擴大自己的生命，僅此而已。每次眼界擴大時，就會從心的深處感到由衷的大喜悅。在擴展的瞬間，我感到生命在變，在豐富，在朝著美的境地飛升，並隱約地感到新的美的顆粒在自己的心靈中滴落，仿佛還發出清脆的響聲。多積澱一點美，就離肮髒的泥濘遠一點。少受醜的牽製，心內就多些自由。我一再說，幸福就是對自由的體驗。
前三年就在漂泊的路上，一位北京的好友告訴我，說他剛剛見到冰心老人。老人把我的“漂流手記”每一編都讀了。分手時，冰心念了林則徐的詩句：“海到無邊天作岸，山登絕頂我為峰。”朋友對我說，這也許正是對你的激勵。我立即否認，因為我沒有占頂為峰的雄心，而冰心老人也不會這樣期待我。她對我很了解，在她八十九歲高齡而進北京醫院時，她還為我的散文作序並表達了她對我的理解。她說，你的散文可以用你自己的一句話來概述：“我愛，所以我沉思。”我感激老人這樣了解我。
真的，我生命的一切現象都源於愛：我的沉思，我的寫作，我的苦痛，我的歡樂，我的告別，我的漂流，全都源於愛，源於我酷愛陽光下美的生命，酷愛洋溢著歌聲與故事的土地、山巒、河流和白雪。
乞力馬紮羅山上的豹子，一定也酷愛這一切，一定酷愛雄奇的山巒與閃著銀輝的白雪。
思想者種族
我五次到巴黎，竟有四次走進羅丹博物館，而每次進入，總是走到《思想者》雕塑之前停下，呆看著，看得很久。
第一次來到《思想者》雕塑麵前是在一九八八年初。我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的成員首次來到法國，而劉心武已經是第二次了，因此他當我的向導，並把我引入“地獄之門”和帶到這位沉思者之前。我在畫冊裏早已熟悉《思想者》，但是，第一次見到這一《思想者》的原作時，竟激動得淚水簌簌流下。一九八九年之後，我第二次來到《思想者》麵前，照樣又是激動得難以自禁。我覺得他就是我，他就是我的兄弟。在數不清的久遠年代裏，我們同是一堆無言的石頭，這石頭群中的一塊，被法國一位天才所塑造，便成了他；另一塊則被東方的一位普通女子所塑造，成了我。還有許多石頭塑造成其他的思想者兄弟姊妹。
每次從《思想者》麵前離開，我就會對自己說，我來到我的種族部落。“思想者”不是一尊雕塑，而是一支種族，在廣闊的藍天下有一支奇特的種族，就叫做思想者種族。它散布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這支種族沒有國家，沒有偏見，但有故鄉和見解，他們的故鄉就在書本中，就在稿紙上，就在所有會思索的人類心靈裏。這一種族，是精神上的吉卜賽人，他們到處漂泊，穿越各種土地邊界流浪四方。我知道我就是這支種族的一員，所以深深地感謝一個名字叫做羅丹的大藝術家，他為我們的種族留下了永恒的圖騰。
我知道曆史上所有的暴君都歧視和仇恨這一種族，他們把這一種族的弟兄關進牢房，推入牛棚，送上絞刑架，放逐到陌生的難以生存的大荒野。在現代的文明世界裏，還有到處漂泊的沒有家園的這一種族的兄弟。但是，沒有一個暴君有力量消滅這一種族。當他們用暴政的裝甲車從思想者的身軀碾過去以後，這一種族總是發出更加響亮的
聲音。暴君暴臣們可以剝奪這一種族的一切權利，但無法剝奪他們最寶貴的財富，這就是他們的思想。
不過，暴君暴臣們畢竟有機槍、巴士底獄、西伯利亞和古拉格群島，因此，這一種族雖然還強大地存在著，但畢竟經受過無數的苦難，直到現在這種苦難還沒有結束，所以，我和我的兄弟還要不斷地發出“讓思想者思想”的請求，而請求總是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常常是從身軀到靈魂遍體鱗傷。
然而，每次見到《思想者》之後，我都贏得一種信念。我相信思想者種族永遠不會滅絕。即使世界處於昏暗的末日，思想者還會去爭取明麗的早晨。在思想者的身邊固然是地獄之門，但是，地獄並不是為思想者準備的，如果專製者擁有力量把所有的思想者都送入地獄，那麼，這個地獄一定連同世界一起崩潰。隻要人類社會在，思想者種族是不會滅亡的。
救援我心魂的幾個文學故事
故事一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大學的宗白華教授逝世。過了幾天，在八寶山開追悼會，我立即趕到那裏對著他的落日般的遺像深深鞠躬。麵對遺像的最後一刹那，我心中充滿感激。其實我和宗先生並無私交，和他隻見過一次麵。那是在征詢如何寫好由我執筆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總論的座談會上，他因年邁已不能說什麼具體意見，然而他激勵我寫好的聲音是響亮而充滿摯愛的。我所以特別感激宗先生是他在介紹歌德的時候，結結實實地在我身上播下了很美的種子。每一顆種子都讓我心跳。他所翻譯的德國學者比學斯基（Bielsehowsky）的《歌德論》，是一篇人性洋溢的散文。這篇文
章所描述的歌德是一個心靈高度發展的人，是一個身體不斷興奮但精神卻內斂集中的人。這個人是奇異的圓滿人性的組合，在他每一步生活的進程中都是一個錚錚男子漢。他的人格結構是如此幸福，他的每一種心態都是積極的、善的，於世於己有益的部分總是占著絕對的優勢，所以能在一切奮鬥中從不害及自己與世界，從而永遠成為勝利的前進者與造福者。經過宗先生的介紹，我更酷愛歌德，更不能忘記歌德對於文學發現與科學發現的那種最真誠的敬佩和最單純的激情：一行幸運的、意義豐富的詩句之偶得，可以使他喜極而泣。一個自然科學上的發現會使他“五髒動搖”。當他讀到卡德龍（Cedero）的劇本中一幕戲時，興奮過分，竟將書本狠狠擲在桌上……比學斯基說：隻有像這樣一種個性結構的人在老年時可以說道，他命中注定連續地經曆這樣深刻的苦與樂，每一次幾乎都可以致他於死命。
這一故事一直像詩人進行曲在我心中繚繞。每次偷懶，一想起這故事，就感到慚愧：歌德至死都迸射著發現的激情與愛的激情，至死都鼓著孩子般好奇的眼睛注視著世界上新作品的誕生，每一精彩生命的問世都使他興奮得五髒動搖，而你為什麼才年過半百就懶洋洋、慢吞吞？就讓惰蟲在你體內自由繁殖，以致幾乎願意充當惰蟲和魔鬼的俘虜？什麼時候，你還能像歌德那樣，當你讀到一首精彩的詩歌和一幕精彩的戲劇時也身心俱震，也坐立不安，也把書本狠狠地擲在桌上太息長歎，然後向自己呼喚：你，嗜好形而上但又嗜睡的懶鬼，起來！繼續你的抒寫，繼續像篝火般地燃燒你的尚未衰老的激情！
故事二
福樓拜的故事也常使我慚愧。他的一生是那樣緊那樣緊地擁抱著文學。無論什麼時候，文學都是他的第一戀人。他性情溫柔，情感豐富，從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的感情河水總是麵臨著泛濫，隻是嚴謹的文學紀律使他不得不冷靜敘述。毫無疑問，他有戀人，但是，他的第一愛戀絕對獻給文學。子夜的鍾聲響起，從他的寓室裏傳出瘋狂的、帶著人性溫熱的呼喊，此時，人們都確信，那不是在做愛，那是一個文學的摯愛者在創造。狂呼的那一刻，熔岩衝破地殼，那一定是他又贏得了一次高峰體驗，一次新的成功。
我要鄭重地推薦福樓拜的學生、法國另一文學天才莫泊桑所寫的散文：《從書信看居斯塔夫·福樓拜》。這篇散文記錄了一個真正的福樓拜。我把這篇散文視為標尺，它能衡量出人們對文學有幾分愛與真誠。我常在這一標尺麵前垂下頭顱。僅僅是福樓拜的一句絕對命令“麵壁寫作！”就使我羞愧得無地容身。從二十歲到五十七歲，這三十多年最寶貴的歲月，我有幾年真正麵壁過？好些日子都在鬼混中度過。雖說這是外界的騷擾，但是在平和的日子裏，你又有多少時間麵向牆壁進入深邃的遊思？即使今天，周遭如此寧靜，春光秋序全屬於你，而你一旦麵壁，僅僅十天半月，就會叫苦連天，老是想到丹佛的豆漿油條多麼香，北京的烤鴨油皮多麼脆，革命雖不是請客吃飯，但是革命家什麼好吃的都有……
然而，福樓拜一坐下來麵壁就是四十年。莫泊桑的散文一開頭就說：
誰也不如居斯塔夫·福樓拜更看重藝術與文學的尊嚴。獨一無二的激情，即熱愛文學，貫穿他的一生，直至辭世。他狂熱地、毫無保留地酷愛文學，沒有人能與他媲美，這個天才的熱情持續了四十多年，從不衰竭。
獨一無二的天才激情持續了四十多年，這可不是輕鬆的持續，而是孤獨麵壁的四十年的持續，是一種以“絕對的方式”熱愛文學、擁抱文學、孕育和創造文學的持續。莫泊桑告訴我們，這種絕對的方式，就是在他的被文學之愛所充滿的心靈裏，沒有給文學之外任何別的宏願留下位置。“榮譽使人失去名聲”，“稱銜使人失去尊嚴”，“職務使人昏頭昏腦”，這是福樓拜經常重複的格言。既然文學占有他的全部心靈空間，那麼，它就容納不了別的。於是，熱愛文學的絕對方式又外化成他的一種行為的絕對方式：他幾乎總是獨自生活在鄉下，隻到巴黎看望親密的朋友。他與許多人不同，從不追逐上流社會的勝利或庸俗的名聲。他從不參加文學或政治的宴會，不讓自己的名字與任何小集團和黨派發生糾葛；他從不在庸人或傻瓜麵前折腰，以獲得他們的頌揚。他的相片從不出售；他從不在生客前露麵，也不在上流人士出入的場所出現；他好像帶點羞赧地隱藏起來。他說：“我將自己的作品奉獻給讀者，最起碼我得保留自己的模樣。”
他如此絕對，如此遠離集團，如此把自己隱藏起來，是為了悠閑嗎？是為了孤芳自賞嗎？不，他隻是為了把整個心靈交給文學，隻是為了把全部時間獻給他的第一戀人。
他在給女友的信中說：“我拚命工作。我天天洗澡，不接待來訪，不看報紙，按時看日出（像現在這樣），因為我工作到深夜，窗戶敞開，不穿外衣，在寂靜的書房裏，像發狂一樣狂呼亂喊。”福樓拜麵對四壁和星空，度過無數感情澎湃的夜晚。我不知道，中國有幾個作家像他這樣以絕對的方式把全生命投進文學之中？我在提出這個問題時，自己的臉也紅了起來。
故事三
愛得發狂。真有對文學愛得發狂的人。一想起歌德、福樓拜的呼叫，我就想起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那群卓越的批評家和詩人，從《祖國紀事》的常務編輯格利羅維奇到別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這些人長著一雙尋找文學天才的眼睛，他們的眼光犀利得讓人害怕，不了解他們的人，以為他們的眼裏和額頭上布滿寒氣。其實，他們是一群渾身都是熱血、愛文學愛得發狂的人。隻是，他們的心目中都有一個自己假定的理想國，一個絕對不能讓冒牌貨踏進的美麗的園地。園地的圍牆是嚴格的，他們的炯炯有神的眼光守衛著，顯得有點冷。可是，當他們發現有人正是假定理想國的公民，其才華正是他們那塊文學園地所期待的鮮花碩果時，你猜，他們會怎樣？他們就發狂了。他們就毫不保留、毫不掩飾地對他（她）表示愛，傾訴愛，在他們麵前像孩子似的哭泣起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經曆過一次被愛的震撼。那年他才二十多歲，剛剛寫完第一部中篇小說《窮人》。猶豫了一陣之後，他終於怯生生地把稿子投給《祖國紀事》的格利羅維奇和涅克拉索夫。然後就到一位朋友那裏讀果戈理。回家時已是淩晨，這時他仍然不能入眠。突然，傳來一陣敲門聲。門打開了，原來是格利羅維奇和涅克拉索夫。他們讀完了《窮人》，此時，他們激動得不能自己，撲過來緊緊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抱住，兩人都幾乎哭出聲來。涅克拉索夫，這位俄國的大詩人，性格孤僻、謹慎，很少交際，可是此刻他無法掩蓋最深刻的感情。他和格利羅維奇告訴這位尚未成名的年輕人：昨天晚上他們一起讀《窮人》，“從十多頁的稿子中就能感覺出來”，他們決定再讀十頁，就這樣，讀到晨光微露。一個人讀累了，另一個接著讀。讀完之後，他們再也無法克製自己的喜悅之情，而且不約而同地決定立刻來找這位年輕人，也許年輕人已經睡了，不要緊，睡了可以叫醒他，這可比睡覺重要！他們來了，他們為俄國的文壇又出現一個傑出
者而把眼睛哭得濕漉漉的。
見麵之後，涅克拉索夫把《窮人》拿給別林斯基看，並叫喊道：“新的果戈理出現了。”大批評家別林斯基有點懷疑：“你認為果戈理會長得像蘑菇一樣快呀！”可是當天晚上他讀了之後，立即變成一個急躁的孩子：“叫他來，快叫他來！”他對著涅克拉索夫呼喊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來到時，別林斯基的目光瞪著年輕人：“你了解自己嗎？”“你了解自己嗎？”他大聲叫著：“你寫的是什麼！？”他在喊叫之後便解釋作品為什麼成功，年輕人雖然寫出來但未必意識到的成功。批評家對青年作者說：“你會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在那幾天裏，一八四五年五月間的幾天裏，俄國的大批評家、大詩人，為發現一個天才而沉浸在狂喜之中，那幾個白天與夜晚，他們的內心經曆了一個任何世俗眼睛無法看到的狂歡節。他們的心地的廣闊與善良是非常具體的，他們對文學的愛與真誠是非常具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受到這種愛之後，作出這樣的反應：
我一定要無愧於這種讚揚，多麼好的人呀！多麼好的人呀！這是些了不起的人，我要勤奮，努力成為像他們那樣高尚而有才華的人。
每次我仰望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一崇山峻嶺的時候，就想起他的處女作《窮人》問世的時刻。那些為他的墜地初生而像母親一樣含著喜悅眼淚的好人。那些人就是偉大作家的第一群接生婆，這些把初生的嬰兒捧在自己的暖烘烘的胸脯中的思想家與詩人，正是嬰兒的搖籃、故鄉和祖國。
故事四
如果說，別林斯基、涅克拉索夫這種年長者對年幼者的愛，拯救了我靈魂的一角的話，那麼，我靈魂的另一角則是被年輕的作家對前輩作家的愛所拯救。六十年代我的祖國興起的那場“文化大革命”幾乎把後一種愛徹底毀滅。那時，年青的一代在打破任何權威與偶像的口號下，徹底地踐踏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優秀的作家與詩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包括橫掃人類有史以來最傑出的哲學家和文學家。正當需要培育對人類精神價值創造者的無限敬重的時候，我們這一代人和比我們更年輕的大學生與中學生，卻在
革命的名義下粗暴地嘲笑這種敬意。在嘲笑的同時，心靈中生長出來的是一種最無知的蔑視和隨意否定、隨意撕毀精神創造物的邪惡。我和一些良知猶存的朋友曾經看清那場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死亡，看到死亡深淵中那些難以漂散的血與靈魂。但是，我們並未注意到，大革命在製造死亡的同時卻生產出一些極其可怕的、幾乎要使我們的祖國致命的東西，這就是嗜殺嗜鬥的性格，撒謊的本領，做巧人和假人的策略，老子天下第一的幻象，反複無常善變的作風，為了拔高自己而不顧人格尊嚴地打擊同行中的傑出者與前輩學者的脾氣。我穿越過大革命的狂亂深淵後，寫了許多批評這場革命的文章，表明我對反人道行為的極端憎惡，然而，我並未充分意識到，這場革命的帶毒的射線也輻射到我的血脈深處，直到七八年後（即我第一次提出懺悔意識的時候）才第一次認真地想到：革命爆炸的輻射物顯然存留在我的身內，十幾年前、二十幾年前那一雙仰望老師的蓄滿天真與敬意的眼睛消失了，還有那一雙像渴望雨水似的渴望人類一切精神大師澆灌的眼睛也變質了。奇怪，怎麼眼睛老是轉向自己，怎麼老覺得自己像一朵花，很漂亮，簡直壓倒前一代的群芳了。幻象產生了，一代人共同的病態產生了。能夠意識到這幻象，能夠使我克服魔鬼的誘惑而繼續謙卑前行，又是得益於一些作家的故事。
故事紛繁，我還是講講茨威格吧。在《性格組合論》中，我用散文的語言分析他的中篇小說《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和《一個女人的二十四個小時》。後來我又讀了他的《異端的權利》與《昨日的世界》。我對他真的欽佩至極。毫無疑問，他是個天才。然而，天才並非靠天賦的素質就擁有一切。我從茨威格身上，看到他的成功首先源於他對前輩或比他先行的作家的愛慕和發自心靈最深層的敬意。他總是想起歌德的話：“他學習過了，他就能教我們。”這就是說，誰走在前麵，誰就可以當我的老師。茨威格就是這樣謙卑地望著一切先行者，更不用說那些比自己年長的作家學者了。謙卑與敬慕使他從年輕時期就產生一種嗜好：搜集作家和藝術家的手稿。當他發現一張貝多芬的草稿時，就像著了魔似的驚呆了，他愛不釋手地把這張陳舊手稿當作天書似的整整看了半天，沒有一種喜悅與興奮能超過這種喜悅與興奮。一九一〇年的一天，他又一次驚呆了：在他所住的同一幢公寓裏，他見到一位教鋼琴的老小姐，而這位小姐的已經八十歲的母親，竟然是歌德的保健醫生福格爾博士的女兒，並於一八三〇年由歌德的兒媳婦抱著當著歌德的麵接受洗禮。由於對歌德的衷心崇敬，茨威格見到這位老太太時激動得有點暈眩：世間居然還有一個受到歌德神聖目光注視過的人，居然還有一個被歌德圓圓的
黑眼睛悉心愛撫相注視過的人活在這世界上。茨威格驚奇地久久地望著這位老太太，他雖然沒有像這位老太太被歌德的目光愛撫過，但他被歌德的作品照射過和培育過，他從內心深處感激歌德，知道對傑出人物的愛慕與尊敬，乃是一個人的優秀人格的表現。而那種企圖通過貶低和踐踏前輩作家而拔高自己的人，其人格一定是卑劣的。
茨威格名滿天下之後，對先行者的仰慕並沒有被自己的名聲所衝淡。他始終用最虔誠、最純真、最熱情的筆調描寫著他所見過的詩人與學者，從哈爾維倫、羅曼·羅蘭、克裏爾到羅丹與弗洛伊德。他把最美好的語言獻給這些精神價值創造者，用最熾熱的感情再現他們的優秀品格和卓越精神。當他被羅丹邀請到工作室觀賞雕塑創作的時候，羅丹由於精神過於集中，在創作完成之後竟忘了他的存在。茨威格，這位年輕的客人是羅丹親自帶進創作室的，可是在聚精會神工作之後，他竟然想不起來這個年輕的陌生人是誰。等到想起來之後，他才向茨威格表示歉意。如果是一個虛榮心很重的人，如果是一個對藝術大師缺少真誠的敬意的人，茨威格此時該會多麼不愉快。可是，茨威格恰恰相反，他從羅丹的遺忘中看到大師成功的秘密就在於能夠全神貫注地工作，並由此產生更高的敬意。他感激地握住羅丹的手，甚至想俯下身子去親吻這雙手。每次想起這個故事，我就要說：羅丹的雕塑是美的，而站在雕塑前因仰慕而發呆的茨威格的謙卑，也是美的。兩者都像明麗的金盞花，都像科羅拉多高原上的藍寶石。
每次讀羅曼·羅蘭所寫的《托爾斯泰傳》和茨威格所寫的《羅曼·羅蘭傳》，我都激動得幾乎要叫喊起來。除了興奮，我還感慨，作家抒寫作家，投下這麼高的敬意與真情，這正是品格。在中國，我隻看到學人所作的作家傳，很少看到作家為其他作家立傳。為什麼同時代的作家不能互相獻予茨威格的愛呢？是缺少時間，還是缺少茨威格那種嬰兒般的單純呢？
我知道我的心魂是脆弱的，需要人類偉大靈魂的援助。今天我重溫茨威格和其他天才們的名字與故事，隻是希望他們繼續援助我，不管明天的時間隧道中橫亙著多少莽原荒丘，有他們的名字與故事在，我的人生之旅也許可以超越沉淪。
不朽的楷模與摯友
這幾天，我心內簡直是欣喜若狂。大陸的年輕友人王強給我寄來了《蒙田隨筆全集》，以前就讀過《蒙田隨筆》，可這一回是全集上、中、下三卷。朋友還寄來了幾部我讀過和在北京珍藏過的散文中譯本：英國喬治·吉辛的《四季隨筆》、美國愛默生的《美的透視》、蘇聯的普裏什文的《大自然的日曆》、康·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麵向秋野》等。收到這些久違的、用母親語言轉述的人間珍品，真有說不出的喜悅。兩三個白天與夜晚，我像蜘蛛龜縮在小床角上，一頁一頁地閱讀，讓書中柔和的波光涓涓汩汩地流進心裏。人類散文的偉大代表永遠是我的楷模與摯友，我從情感深處熱愛他們，並通過他們，具體地感到語言文字的甜蜜和詩化智慧的甜蜜。
這些死了的摯友給我的慰藉、啟迪與力量是許多活著的友人難以企及的。他們對於我，隻有“情”，即隻有付出；而沒有“欲”，即不求我回報什麼。他們筆下的春樹與秋野，森林與天穹，永恒的仁慈與美德，不朽的身體與芬芳的靈魂，結晶著文明創造精華的詩語與悟語，任我品賞，任我索取。常聽說人死了隻有沉默，可我卻聽到這些死了的天才無盡的歌哭、傾訴和他們發出的天地間最柔美的聲音。這些聲音一句一句在提示我做人的尊嚴，提示我的眼睛要堅定地注視著前方那些最美麗的目標。在暗夜中獨思獨行的時候，有這些聲音伴隨著，我就不會感到孤獨。我常感到揪心的孤獨，但又不承認絕對的孤獨，原因就是有這些死了的卓越的摯友與楷模在。喬治·吉辛告訴我：“學習的熱情是永遠不會過時的。前驅們的事例——在人們心中燃起了神聖的火焰，那是永遠撲滅不了的。”真的，隻要我擁有閱讀的熱情，就擁有偉大的朋友和不滅的光焰，就擁有藐視一切黑暗的根據。
我和蒙田、喬治·吉辛、普裏什文等先驅與摯友已經分別多年了。當一九九四年年底我的北京寓所被劫的時候，我格外想念留在房中書架上這些大自然與人類美德的偉大
歌者。我害怕沒有生肝的生物會撕碎他們的安寧和弄髒他們的嬰兒般的單純的情思。此刻我的手又握著先驅與摯友的書卷，可以放心了。沒有什麼力量可以摧毀這些終極的永恒的精神存在。它既沒有時間的邊界也沒有空間的邊界，跨洋過海來到我的身邊依然是布滿生命的氣息。我深深地吸了吸這些氣息。除了大自然的氣息之外，我還需要書卷的氣息。無論是莎士比亞、歌德的氣息，還是蒙田、普裏什文的氣息，都能喚起我的遙遠的青春的活力。這幾天，我感覺到，我生命中一股曾經沉睡過的活力已經被這群不朽的楷模與摯友所喚醒，在燈火下，我握著書本的手戰栗著，思想馳騁於高遠的天空，生命的活水再一次像春潮洶湧。在馳騁與洶湧中，我聽到他們偉大的祝福。
活著多麼好
以賽亞·貝林（Issiah Berlin）去世之後，悼念他的文字很多。美國的《時代》雜誌有一篇文章說他晚年渴望長壽，常常情不自禁地呢喃：活著多麼好！
要是在二十年前聽到這句話，我一定會想起“為有犧牲多壯誌”的豪言，然後以輕蔑的口吻嘲笑這位英國大思想者：活命哲學！可是，今天聽了這句話，卻覺得貝林的確是老實人，他很坦白地承認自己害怕死亡，留戀人生。他的一生都在用思想和寫作創造生命意義，但他知道，生命意義的創造有賴於生命本身的存在，生命意義的燦爛是後來編織的，而生命本身則天然地無限美好。我因為經曆過一次瀕臨死亡的體驗，所以對人生更有一種特別的依戀，也更能理解貝林晚年的慨歎。
有人也許會說：以賽亞·貝林功成名就，譽滿天下，當然想活著，活著可享受生命、享受成就。可是，許多在貧困與各種苦痛中掙紮的人們，也想活嗎？也會說“活著多麼好”嗎？這確實是個問題。然而，回答這個問題的是一個更高的哲學問題：既然你處於貧困與苦痛之中，那麼，你為什麼不自殺？不自殺就說明：在你的意識深處還是覺得無論如何，活著是好的。加繆的《西西弗斯神話》一開篇就說：真正嚴重的哲學問題
隻有一個，那就是自殺。討論人活著好不好、值不值得活下去就進入了哲學的根本。貝林以“活著多麼好”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他的思索中，不自殺的理由一定就是活著多麼好的理由。他不是看不到人生的苦痛，但他知道在苦痛中的拚搏、跋涉、試驗、期待，也是“好”的一部分。即使是挫折、摔倒、失敗，也是通向“好”、通向成功的大門。隻有心理脆弱者才會在挫折麵前像落水狗那樣顫栗。貝林大約是這樣想的，所以他堅定地熱愛生活與熱愛生命。
不想自殺是留戀人生的明證，而自殺者也不一定全是厭棄人生。近日讀日本作家渡邊淳一的《失樂園》，真被書中男女主角鬆原凜子和久木祥一郎瘋狂的生死之戀所震撼。這對戀人相愛到極處的時候便發現死亡深淵是她和他的極樂園。他們在愛到至深至烈的瞬間產生失去對方的恐懼，並覺悟到唯有在這一瞬間中死亡才能永恒地凝固著愛。於是，他們決定在性愛的巔峰體驗中相互擁抱著自殺，以死來贏得愛的天長地久。然而，就在飲罷毒酒即將死亡的前一刻，凜子從心的最深處發出一聲感歎：“活著真好！”明明刻意求死，卻說活著多麼好，這是怎麼回事？連久木也愣了一下。此時，凜子告訴戀人也告訴人間一個絕對無可爭議的理由：“因為活著才遇見你！”久木聽了之後立即感悟過來，心懷感激地連連點頭。不錯，因為遇到一個絕對相愛的伴侶，他們每一天便都獲得活著的意義。他們正是感到被愛的陽光所照明的生命太美好了，所以決定用死來捍衛和鞏固生命最後的實在。
讀了《失樂園》的故事，我更相信貝林的話，並確信“活著多麼好”的理由是可以自己選擇和創造的。一個擁有無數財產的億萬富翁未必擁有人生美好的理由，但一個擁有《紅樓夢》和擁有莎士比亞的窮書生則可以快樂地展開他的人生之旅。我就是這樣一個近乎一無所有的書生，然而我能從身心的大海之底由衷地說：活著多麼好！活著真好！
兩個給我力量的名字
到海外之後，有兩個詩人的名字，常常給我力量，或者說，有兩個詩人的名字，總是在幫助我解脫。一個是歌德，一個是陶淵明。人們通常認為前者是積極的，後者是消極的。但對於我，他們兩位的名字都很積極，都很精彩，都成了我靈魂的一部分。
歌德通過他的《浮士德》告訴我們：人生是一個和魔鬼較量的戰場，唯有堅忍不拔的前行者能夠獲救。浮士德最後超越了世間的苦痛，正是仰仗於他自己不斷努力、不斷前奔的精神。他死時擁著他升入蒼穹的天使唱出他的精神主題：
唯有不斷的努力者，我們可以解脫之。
歌德通過他的偉大詩篇，安慰了所有勤勞的靈魂，並告訴人們：唯有永恒的努力可以使人生贏得自由。每次想到歌德，我就有力量，就想做事。十多年前，文學研究所的年輕朋友靳大成與陳燕穀在《劉再複現象批判》中把我比作不知停頓的浮士德，一直使我難忘。
與浮士德的永不滿足的精神相比，陶淵明好像已經滿足於心遠地偏的小天地之中，其實不然，他也有追求。他追尋的是蘊藏於日常生活中的永恒之美。如果說歌德給人以偉大美（壯美）的啟迪，那麼，陶淵明則給人以平凡美（優美）的啟迪。陶淵明尋求人生解脫的方式，是一種東方式的最簡單的辦法，這就是在最平淡的生活中保持自己的理想、情操和心靈的平靜與樂趣。歌德認定人隻有不斷進取才不會被魔鬼所俘虜，而陶淵明則認為隻有守住心靈的自由與寧靜，放棄外在價值的向往，才不會被魔鬼所征服。歌德與陶淵明的區別，乃是英雄式的人生與常人式的人生的區別。前者可以作為史詩時代的符號，後者可以作為散文時代的符號。現代社會乃是沒有英雄沒有偉人沒有轟動效應的散文時代，它似乎更需要陶淵明那種善於在平淡無奇的生活中保持高尚審美情趣的心靈。我願意把陶淵明視為另一意義的英雄。
歌德的浮士德精神與陶淵明的桃花源精神，是人生方式的一對悖論，兩者均有充分理由。無論是選擇哪一種，隻要覺得自己的選擇乃是真實的生命存在就好。歌德的自強不息是真實的，陶淵明的自樂無求也是真實的。他們都把人生放置在很美的境界中。
以往我隻覺得當浮士德難，現在覺得當陶淵明亦難。在海外八年，我常讀陶淵明的詩，並和他一樣過著最簡單的生活，這才發覺，簡單的生活並不簡單。要在簡單的生活中保持高尚的理想、情操，要在平淡的生活中保持心靈的平靜、安詳和自由，是需要力量的。需要抗拒外界壓力和誘惑的力量。魔鬼並不僅僅與浮士德式的人物打賭，他同樣也不放過在田園裏從事耕作的人們。它先是讓這些人陷入極端的孤寂之中，然後調動人間各類勢利的眼光來照射他們和嘲弄他們，最後又用名聲、地位和各種世俗的榮耀來煽動他們的欲望，要抵禦這一切，並不容易。它除了需要知識力量、意誌力量之外，更需要人格力量。因此，陶淵明的平凡平淡，似乎簡單，其實並不簡單。
命運之賜
在蘊滿偶然的生涯中，我多次感到命運的賜予。命運畢竟神秘，所贈所賜也非一般。
讀高中的時候，命運賜給我一萬冊書。這是陳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先生創辦的國光中學的圖書館，整整一座樓，由我選讀。在記性最好的年歲，我沉湎在那裏。那裏是一個比現實世界遠為美麗、遠為廣闊的原野。在這片土地上我第一次遇到曆史上最卓越的靈魂，從荷馬、但丁到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連康德也站在書架上，可惜我隻能遠遠地望著他。四十年來，我的心魂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圖書館——養育我自由個性的第一個精神家園。一九九四年夏天我到新加坡時，特地到新加坡大學尋找李光前紀念室。可惜正碰上星期天，沒有開館。我隻能在館前照一張相，默默地向這位帶給故鄉孩子以精神泉流的有識之士致意。
到了北京之後，命運贈予我的世俗的一切都早已忘卻，但有一樣東西，卻整個地改變了我的思想，這件東西是一份死亡的名單。正像史提芬·斯皮爾伯格（Stephen Spilberg）導演《辛德勒的名單》（Schthdeler’slist）一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命運把一份死亡的名單鐫刻在我的心壁上。這些死亡的名字包括：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淘大糞工人時傳祥；大元帥彭德懷、賀龍、陳毅；正直的學者、作家老舍、傅雷、鄧拓、吳晗、趙樹理、李達、梁思成、翦伯讚、陳翔鶴；國家主席劉少奇；傑出的藝術家嚴鳳英、蓋叫天、鄭君裏、孫維世；共產主義革命家張聞天、李立三、王稼祥、陶鑄；將軍陶勇、張學思；熱血青年遇羅克、張誌新；有心靈的當權派周小舟、田家英等。這份名單，對於中國是劫難的象征，而對於我，則是苦難的記憶和刻骨銘心的經典教科書。每次想到這份名單，我便升起負疚感：他們死了，我還活著；他們有的比我傑出，有的比我勇敢，有的比我單純，然而，他們消失了，而我還存在著。我不謳歌苦難，但我感謝遇難者從生命深層上把我喚醒：從此之後，再也不敢追隨高調、賣弄知識，世間一切名聲和地位，在這份名單之前都顯得很輕很輕。
有了這份名單，還有說謊的勇氣嗎？有了這份名單，還有計較個人榮辱的興致嗎？命運賜予我這份名單，給了我良知最堅固的防線。然而，如果真有機會再生再世，但願命運不要給我這種折磨性的賜予。
到海外生活，是命運給我的第三次賜予。我既得到了天空——自由時間與自由表達的權利；又得到大地—— 一張平靜的書桌。有了平靜的書桌，就有任我馳騁的精神大地。近日阿城到我寄寓的科羅拉多大學演講時說：“美國對於其他人來說，可能是發財之所、發跡之地，但對我來說，美國就是一張平靜的書桌。”阿城所言完全與我心靈相通，真的，對於一個思想者，沒有比一張平靜的書桌更為要緊的了。一百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所夢所爭所求，不就是一張平靜的書桌嗎？此刻，我的思緒就像江河在書桌上湧流，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它的滔滔之旅。陰影在遠方，陽光在窗前，自由在筆下，這不正是思想者的極樂園嗎？
一座擁有萬卷書的圖書館；一份折磨我又啟示我的死亡名單；一張平靜的書桌：這就是我的命運。
羅丹的三點啟示
當茨威格還年輕的時候，他贏得了一個機會見到羅丹。那時他正在法國詩人維爾哈倫家做客，詩人聽到他熱烈地讚頌羅丹後就說：“你那麼喜歡羅丹，就應該和他親自認識認識。我明天就要到羅丹的創作室去。如果你覺得方便，我帶你一起去。”
“問我是不是覺得方便？我高興得簡直不能入睡。”經過一夜的興奮難眠，茨威格終於見到羅丹。年輕人在自己崇拜的藝術大師麵前“嘴笨得說不出話來”，“我沒有對他說一句恭維的話，我站在各種雕塑之間，就像他的一座雕塑一樣”。但羅丹喜歡這位年輕詩人真誠的窘態，請他一起用餐，讓他觀看自己的創作，於是，茨威格獲得了一種對他整個一生具有決定意義的教益。這種教益包括三項最重要的內容。
第一點教益：偉大的人物總是心腸最好的。
第二點教益：偉大的人物在自己的生活中，幾乎都是最最樸實的。
第三點教益：偉大的藝術家總是擁有一種“創作訣竅”，這就是創作時全神貫注，不僅思想高度集中，而且要集中全部精力，以致把自己置之度外，把周圍的整個世界忘卻。
這三點教益，一直伴隨著茨威格後來的人生，並使他也成為本世紀最卓越的作家之一。一個偉大的人物，一個偉大的作家和藝術家是一定要具備最好的心腸的。他一定對世界對人類充滿著溫情和愛意，他對人間的苦難一定懷抱著大悲憫和大關懷。對於其他卓越人物和同行，他一定不會嫉妒與排斥，對於地位比他低微的人，包括才能不及他的人，他一定不會看輕。羅丹正是具有這種心腸，因此他的每一座雕塑都像一束暖人心窩、治人創傷的光芒，能夠直入觀賞者心靈的最深處。羅丹又是最樸實的，茨威格發現，這位享譽世界的偉人，飯食非常簡單，就像一個中等水平農家的夥食：一塊厚厚實實的肉，幾顆橄欖，幾塊水果，還有本地產的原汁葡萄酒。內心世界極其豐富的人，自
然無須外在的排場。而使茨威格畢生難忘的是羅丹進入創作狀態之後。那是一個了不起的偉大時刻。那是全副身心的投入。他全神貫注埋頭於自己的創作，完全沉浸在一種陶醉的情思中，“即使是雷鳴，也不會把他驚醒”。
在陶醉中他忘記藝術之外的一切，最後也忘記他自己請來的客人。茨威格描寫道：“他在這段精神非常集中的時間內把我全然忘卻。他不知道，有一個年輕人激動地站在他的身後，像他的雕塑一樣一動不動，呼吸短促，而這個年輕人是他自己帶進創作室的。”
茨威格所感受到的這三點教益，乃是羅丹無言的偉大的啟示，我知道這對於一個思想者和寫作者是何等重要。為了避免忘卻，我特記錄於此。
人生的盛宴
還在北京的時候，我就見到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林語堂先生的散文集，書名為《人生的盛宴》，我忘了書名是編者加的，還是林語堂先生原有的文章名稱或集子名稱。而今天緬懷起林語堂先生，倒是覺得林先生的人生真可以稱得上“盛宴”：哈佛大學文學碩士，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務長和英文係主任，廈門大學文學院院長，外交部秘書，《人間世》、《論語》、《宇宙風》創辦者，新加坡南洋大學校長，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國際筆會副會長。卓越的散文家，傳記作家，小說家，翻譯家，學者，雙語寫作的高手，長達三百多萬字的《當代漢英詞典》的獨立編撰者，中文電子字碼機的創造者。一九八六年，台灣金蘭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林語堂經典名著》達三十五大卷，而卷外用英文寫作的長篇小說，又有八部之多。前幾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一部一部地閱讀林語堂先生的著作之後，便驚歎他的著作和人生的豐富，並想到他和胡適一樣是個巨大的文化存在，興師動眾對他進行抹煞，完全是徒勞的。
近日我讀林語堂先生的傑作《蘇東坡傳》，更覺得人生的豐富乃是他自覺的追求。他特別欽佩蘇東坡，也在於蘇東坡的人生極其豐富，人性與天才擴展到極為廣闊的領域。在《林語堂自傳》裏，他這樣概述：“蘇東坡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畫家，是偉大的書法家，是釀酒的實驗者，是工程師，是假道學的反對派，是瑜伽術的修煉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書，是飲酒成癖者，是心腸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詩人，是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可是這些也許還不足以勾繪出蘇東坡的全貌。我若說，一提到蘇東坡，在中國總會引起人親切敬佩的微笑，也許這話最能概括蘇東坡的一切了。”蘇東坡是個出色的文人，但更為重要的，他是一個非常豐富、非常精彩的人，他告知人們：人性可以豐富到何等程度，人的才華可以展示到何種可能性。
說到這裏，我又想起歌德。歌德追求的正是人性的可能，一個人的可能。宗白華先生在《歌德人生之啟示》一文中說，歌德對人生的啟示有幾層意義、幾種方麵。就人類全體講，他的人格與生活可謂極盡了人類的可能性。他同時是詩人、科學家、政治家、思想家，他也是近代泛神論信仰的一個偉大的代表。他表現了西方文明自強不息的精神，又同時具有東方樂天知命寧靜致遠的智慧。他是世界的一扇明窗，我們由他可以窺見生命永恒幽邃綺麗廣大的天空。宗先生的評論完全沒有溢美，隻要我們進入歌德的世界，就會感到他的無窮深邃，他的一萬兩千行的長詩《浮士德》就是一部偉大人性的象征與百科全書，我們在驚歎他的文學天才的時候，很難想象，他又是一個人類顎間骨的發現者，傑出的生物學家，更沒有想到，他到了八十歲還熱烈地愛戀著，對人生依然充滿渴望。他每涉及一個領域，就在那個領域放出光輝，留下美麗的故事，他全身心地傾注於人生的各個方麵，又在各個方麵都證明人性可能達到的深度，從而成為真正的人。一八〇八年，作為皇帝的拿破侖會晤了他，並對他說：“你是一個人。”歌德為此高興到靈魂深處。因為歌德理解這一評價的意思，許多人都隻是人的片段，人的初稿，但他是一個完成的人，一個在人格、生活、作品等方麵都贏得輝煌完成的人。
從林語堂想到蘇東坡、歌德，由歌德又想到接近一百卷的俄文版《托爾斯泰全集》，想到身兼哲學體係的開創者、科學家、神話詩人、國家設計者、宗教先知的柏拉圖和文字比他更為豐富的著作達數百部的亞裏士多德等等，想到了這一切，我便再次對
人獲得信念：人，真了不起，一個傑出的人真可能把自己的本質對象化為大海，對象化為星空，對象化為讓後人欣賞不盡的大世界。麵對人生的盛宴、人性的可能，我們會覺得自己還隻是人的初稿，遠未完成，千萬不要驕傲。
誰是中國最可憐的人
想想中國曆史的滄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個問題自問自答。問的是：“誰是最可憐的人？”答的是：“孔夫子。”最先把“可憐”二字送給孔子的是魯迅。他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說：“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後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子是什麼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且介亭雜文二集》） 被權勢者抬的時候、捧的時候已經“可憐得很”，更不用說被打、被罵、被聲討的時候。
一九八八年，我應瑞典文學院的邀請，在斯德哥爾摩大學作了一次題為“傳統和中國當代文學”的講座，就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倒黴的是孔夫子。因為拿他作文化革命運動的靶子，就把他判定為“孔家店”總頭目，吃人文化的總代表，讓他承擔數千年中國文化負麵的全部罪惡。在當時的文化改革者的筆下，中國的專製、壓迫、奴役，中國人奴性、獸性、羊性、家畜性，中國國民的世故、圓滑、虛偽、勢利、自大，中國婦女的裹小腳，中國男人的抽鴉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頭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潑了一身髒水。在講座中，我肯定“五四”兩大發現：一是發現故國傳統文化資源不足以麵對現代化的挑戰；二是發現理性、邏輯文化在中國的嚴重闕如。正視問題才能打開新局麵，所以“五四”的曆史合理性和曆史功勳不可抹殺。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說這位兩千多年前的老校長，確實是個大教育家，確實是個好人，權勢
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將他打入地獄也不妥，尤其是把什麼罪惡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為打倒了孔家店，中國就能得救，實在想得太簡單、太片麵。近年來，我在反省“五四”時曾想：要是新文化運動不選擇孔夫子為主要打擊對象，而選擇集權術陰謀之大成的《三國演義》和“造反有理”的《水滸傳》為主要批判對象，並以《紅樓夢》作為人文主義的旗幟，二十世紀中國的世道人心將會好得多。
僅著眼於“五四”，說孔夫子是“最倒黴的人”恐怕沒有錯，但是如果著眼於整個二十世紀乃至今天，則應當用一個更準確的概念，這就是“最可憐的人”，在魯迅的“可憐”二字上再加個最字。我所定義“最可憐的人”，是任意被揉捏的人。更具體地說，是被任意宰割、任意定性、任意編排、任意驅使的人。二十世紀著名的思想家以賽亞·貝林（Issiah Berlin）批判斯大林的時候說：一個具有嚴酷製度的社會，無論其製度有多麼荒謬，例如要求每個人必須在三點鍾的時候，頭朝下站立，人們都會照樣去做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對斯大林來說，這還不夠。這樣做不能改變社會。斯大林必須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麵團，之後他可以隨意揉捏。貝林很善於用意象表述思想，他的狐狸型和刺蝟型兩種知識分子的劃分幾乎影響全球。而這一“麵團”意象，則最準確地定義和描述了世上最可憐的人（請參見《以賽亞·貝林對話錄》第二次談話“現代政治的誕生”）。不錯，最可憐的人並非被打倒、被打敗的人，而是像麵團一樣被任意揉捏的人。不幸，我們的孔夫子正是這樣的人。可憐這位“先師”，一會兒被捧殺，一會兒被扼殺，一會兒被追殺。揉來捏去，翻手為神，覆手為妖。時而是聖人，時而是罪人；時而是真君子，時而是“巧偽人”；時而是文曲星，時而是“落水狗”；時而是“王者師”，時而是“喪家犬”。“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那陣子，隻能直呼其名稱他為“孔丘”，其態度相當於對待魯迅筆下的“阿Q”。聲音相近，地位也差不多。跟著孔夫子倒黴的是《論語》與儒學，“半部就可治天下”的《論語》，也像麵團，一會兒被揉捏成“經典”，一會而被揉捏成“秕糠”（毛澤東詩“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一會兒是“精神鴉片”，一會兒是“心靈雞湯”。
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一再變形之後，其“功能”也變幻無窮。魯迅點破的功能是“敲門磚”，權力之門，功名之門，豪門，侯門，宮廷門，都可以敲進去。不讀孔子的書，怎可進身舉人進士狀元宰相？但魯迅看到的是孔子當聖人時的功能，未見到他倒黴而被定為罪人時的功能。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從“至聖先師”變成“反麵教
員”，其功能也是反麵的。先前要當進士得靠他，現在要當戰士也得靠他，誰把孔子批得最狠，誰才是最堅定忠誠的革命戰士。至於他的“徒子徒孫”，則必須反戈一擊，把他作為“落水狗”痛打痛罵，劃清界限，才得以自救。“文革”後期，孔夫子運交華蓋，成了頭號階級敵人，與反黨叛國集團頭目林彪齊名。因為林彪引用過“克己複禮”的話，鐵證如山，於是，孔夫子竟然和他一起被放在曆史的審判台上。這回與“五四”不同，“五四”時隻是一群知識分子寫寫文章，這次批孔則是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動用了整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不僅口誅筆伐，還給他踩上億萬隻腳。請注意，不是一萬隻腳，而是億萬隻腳。弄得史學家們也手忙腳亂，立即著手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中國通史》改為“以儒法鬥爭為綱”的通史新版。這個時候，中國文化翻開了最滑稽也是最黑暗的一頁。
“文革”後期，孔夫子被打到了穀底，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沒想到三十年後，孔夫子又是一條好漢，孔老二又變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爺子。他再次成為“摩登聖人”（ 魯迅語）。這一回，孔夫子是真摩登，他被現代技術、現代手段所揉捏。電台、電視台、電腦網絡，從裏到外，轟轟烈烈。古代的手段也沒閑著，立廟、燒香、拜祭全都洶湧而至。這次重新摩登，差不多又是把孔子當麵團，不同的是二十年前那一回把他踩下了地，這回則是捧上了天。揉捏時麵團裏放了不少發酵劑，於是格外膨脹，不僅《論語》被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連“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也千真萬確），而且孔子也變成超蘇格拉底、超耶穌的第一大聖，什麼先進文化都在他身上，孔老先生成了“萬物皆備於我”的大肚至飽先師。有此大聖在，還扯什麼五四精神，什麼德先生、賽先生，連聖誕節、元旦都是胡扯，都是有損於我大中華形象，應當用孟母節取代母親節，用孔子紀年代替公元紀年。這回孔夫子除了當“敲門磚”之外，還充當“擋箭牌”，起了掩蓋“問題”的奇妙作用。有此擋箭牌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然就該退避，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胡適、王國維、陳寅恪等等，就該統統靠邊站。
孔子被揉捏，首先是權勢者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捧或壓或打或拉，但大眾與知識人也有責任。什麼是大眾？大眾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時候，把你捧為偶像，不需要你的時候，則把你踩在腳下。一切均以現時利益為轉移。崇尚蘇格拉底的是他們，處死蘇格拉底的也是他們。既然以利益為準則，那麼對於孔夫子，或供奉，或消費；或叩頭，或玩玩；或做敲門磚，或做萬金油；或立孔廟與關帝廟並列，或辦孔氏牛肉店與妓院同街，
全都無關緊要，有用就好。而大眾中的精英，一部分知識人，對孔子並無誠心，名為追隨孔子，實則追求功名。魯迅說中國人對待宗教的態度是利用即“吃教”。對孔子也是食欲大於敬意。都是用口，講孔子和吃孔子界線常常分不清楚。當今吃孔子的方法很多，吃法不同，有的是小吃，有的是大吃，有時是單個吃，有時是集體吃，有時是熱炒吃，有時是泡湯吃。充當“心靈雞湯”時，放點西洋文化參摻和，有些變味，尚有新鮮感，最怕是大規模集體炒作，讓人又浮起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的噩夢。總之，孔子雖然重新摩登起來，卻仍然很可憐：八十年前五四運動時，他被視為“吃人”文化的總代表，現在變成“被吃”文化的總代表。
說了這麼多，不是說孔子有問題，而是說對待孔子有問題。孔子確實是個巨大的思想存在，確實是人類社會的重大精神坐標，確實值得我們充分尊重、敬重。但是，二十世紀以來，問題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真敬重，或者說，恰恰是不給孔子應有的尊嚴。不管是對待孔子還是對待其他大思想家，第一態度應當是尊重，然後才去理解。如果隻給孔子戴高帽子，把他當作傀儡和稻草人，那還談得上什麼理解，還有什麼好研究的？餘英時先生說，對待孔子和儒家經典，應當冷讀，不應熱炒，便是應當坐下來以嚴肅冷靜的態度，把孔子以及儒學當作一個豐富、複雜的巨大思想存在，充分尊重，認真研究。在此前提下，再進入思想體係的內裏，把握其深層內涵，這樣倒可以還原一個可敬的孔子形象。
但願孔夫子在二十一世紀的命運會好一些。二〇〇八年新春之際讓我們祝他老人家好運和重新贏得思想家的尊嚴。
人類的集體變質
近十幾年，地球上相繼出現的新現象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現象”，乃是人類的集體變質，即人類正在變成另一種生物，這種生物可稱為“金錢動物”。此生物在北
美發出的聲音是“money、money”，在歐洲是“克朗、克朗”或“歐元、歐元”，在中國則是“人民幣、人民幣”。聲音有別，口裏發出的聲響不同，心裏追求的卻是同樣的東西，這就是金錢。
與此相應，地球上又出現了一種泛宗教，即超越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儒教（半宗教）等既有宗教的共同信仰，這便是“金錢拜物教”。許多中國人在寺廟裏燒香，表麵上崇仰的是釋迦牟尼，口裏叨念的是“阿彌陀佛”，實際上拜求的是錢財，心裏渴望的全是財神爺多賜金銀財寶。魯迅生前嘲笑中國人一聽說某紳士“有田三百畝”，就佩服得不得了。現在要是聽說某大款“有錢三十億”，更是崇拜得五體投地，有些漂亮的女子，心甘情願充當“小三”，原因是她們隻認錢，即隻認錢局，不認人格。有錢便喜笑顏開，不知其他價值。居然有位女大學生宣稱，倘若她是白毛女就嫁給黃世仁，黃氏除了年紀大些，沒什麼不好。此學生也是隻認錢不認人。以往中國民間有句趣語叫做“有錢可使鬼推磨”，現在居然有人揚言“有錢可使黨推磨”，說隻要有錢就可以讓黨官黨吏為其服務，聽其使喚。中國“入世”這十年，經濟迅猛發展，建設成就的確十分輝煌，可惜，在人們胸中“燃燒”的卻隻是金錢，並非心靈。中國人的靈魂正在被金錢緊緊抓住，“人為物役”已具體化成“人為錢死”，這便是變質。軀殼還是“人”，但內裏（神經）卻是“金錢動物”。
“神經被金錢所抓住”，這不僅是中國現象，也是普世現象。西方多數國家本就是資本主義製度，以“資本”為命脈，以金錢為綱。而資本的本性乃是無休止地牟利，哪裏有錢可賺、有利可圖，就往哪裏鑽。中國有廉價勞動力，有廣闊的市場，他們就往中國鑽，錢也往中國流。所謂“投資”，其實就是“投機”。金錢動物與本真人類相比，它有一種特別敏銳的嗅覺，就是能夠聞到“銅臭味”並立即能把銅臭味轉化為“金香味”、“銀香味”，絕不像書生們那樣清高，隻知“銅臭味”而不會轉化。資本家的抱負本就是追求“金滿箱、銀滿箱”，其神經不對金銀有高度的敏感怎麼行？法國偉大作家巴爾紮克麵對“葛朗台”這類金錢動物早就預言：世界將變成一部金錢開動的機器。真不幸而言中了。當下世界便是這樣一部機器。國為“機器”國，民為“機器”民，一切都圍繞金錢轉。現在地球上最強大的美國，被“金融海嘯”衝擊之後仍然還支撐著，便是它得天獨厚：全世界通用美元，尤其是“能源”等主要工業部門全是使用美元。於是，它便開動所有的金錢機器，拚命印鈔票。當今華爾街的大亨們正是一流的高級金錢動物，其
股票市場便是他們的隱形黑手。這種巨大的黑手一夜之間就可以讓千家萬戶傾家蕩產。如今股市的起落全是數百億、上千億的天文數字，可是誰在操控這些天文數字卻全然看不見，但可斷定，這全是高級金錢動物的吸血把戲。美國企圖“占領華爾街”的尚未變成金錢動物的赤子們，即使占領華爾街又有何用？華爾街背後那些高級金錢動物的隱形黑手，你永遠看不見。
據說掌控華爾街的老板、經理們，乃是一批具有高級文憑、畢業於尖端財經研究院的精英。我由此而認定：人類變成金錢動物的“人種變異”或稱“物種變異”現象乃是從“精英”開始發生的。華爾街的精英充當金錢動物的先鋒，緊跟先鋒而蛻變的是各公司、各行業的大小老板。更可怕的是不僅經濟精英變異，而且政治精英也變異。現在好些總統出國訪問，帶了一大批財政幕僚，實際上是去談生意。總統變成高級大經理高級大老板。更荒謬的是知識部門、藝術部門的精英也發生變異。現在許多畫家、收藏家、古玩家和拍賣行相結合而變成了市場的要角，他們炒起“藝術品”的瘋狂勁兒令人驚心動魄。齊白石的畫被炒至四億多人民幣，如果齊老在世，他能不懷疑炒家們乃是金錢動物而非人類嗎？而在西方，不僅拍賣行，連網球場、足球場、籃球場、拳擊場、賽馬場等，全都變成賭場。千百萬觀眾狂熱歡呼，並非為精彩表演，而是因為押寶押對了，賭注下對了，贏了一大筆錢了。管它什麼球星手折腿斷，管它什麼拳擊手鼻青臉腫，管它什麼洪水滔天，能賺到錢就好，就歡呼。你死我活的比賽場中散發出來的是一片金錢動物的銅臭氣，這是當今世界最真實最普遍的景觀。
體育明星成了搖錢樹。電影明星更是搖錢樹。各類明星本身也都在競相抬高自己的價碼。美國的一級籃球明星簽下的合同一年可達數千萬美元、上億美元，難怪窮一點的州市，其球隊也不行。因為他們養不起胃口很大的“球獅子”、“球大象”。舉世矚目的美國籃球比賽在把球員提升為球星的同時也把球員變成超級金錢動物。
體育明星的身價日益膨脹，電影明星的身價也日益膨脹。孩子們在把電影明星當作自己的“偶像”時全然不知道他們已變成美麗的金錢動物。這些漂亮生物把自己身上的一切全都用金錢加以估量。曾經獲得兩次奧斯卡金像獎的著名女演員伊麗莎白·泰勒，深知自己有一雙迷人的眼睛，深知這雙眼睛可以吸收無數觀眾並且可以獲得無數錢財，所以她特別為這雙眼睛買了一百萬美元的保險。如今保險額愈來愈高，目前最受熱捧的好萊塢影星兼歌星詹妮弗·洛佩茲，其頭發投保達五千萬美元，據說她還為自己的腿買
了一億美元、為臀部買下兩億五千萬美元的保險。美國的其他影星們為自己的單眼皮、為自己的臉、為自己的腿買保險的事例多得很。她們不僅全部神經被錢抓住，而且每一根頭發、每一顆牙齒、每一片指甲也都被錢抓住。十八年前我寫過“肉人論”，說人類正在肉人化。所謂肉人，是指隻有肉沒有靈的人。文子把人分成二十五等，最後一等是“小人”，倒數第二等便是“肉人”。先前隻知妓女是肉人，後來才知道肉人已普及到人類各部門。十八年後的今天，覺得“肉人”概念不足以描述人類的“進化”狀況，還是用“金錢動物”這一概念更為準確。此物有尖牙利齒，有心機心術，有投資投機本領，有謀財奪利等多種功能，比“肉人”更富有衝擊力。因此，與其說人類“肉人化”，不如說人類“金錢動物化”。
說人類正在集體變質、集體從人變成金錢動物，並非聳人聽聞。我國的聖人孟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指出，人類與禽獸的區別也就是人與動物的區別隻有一點點，《離婁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也就是說，人與動物的區別很小。他警告說，人是很容易變成禽獸的。人如果沒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等“四端”就會蛻化為動物（參見《孟子·公孫醜上》）。孟子的著述與思想十分豐富，但簡化起來隻有三辯，即人禽之辯、義利之辯、王霸之辯。當下人類似乎都在顛倒三辯的次序和輕重，在義利之辯中以利為先，見利忘義；在王霸之辯中以霸為重，隻講力量不講仁慈，隻愛專製不愛自由；而在人禽之辯中，則為了達到謀取金錢的目的而不顧做人的基本道德，全然沒有不忍之心與羞恥之心，臉皮愈來愈厚，良心愈來愈薄，這不就愈來愈不像“人”而愈來愈像“禽”嗎？
指出人類正在集體變質，並不是說每個人都變質，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好人仍然有的是，守持本真本然本色的男女老少還都健在，但是，應當看到，人類整體愈來愈貪婪，相當多的聰明人、機靈人尤其是精英們，正在領著大眾走向金錢動物世界。長此以往，再過些年頭，說不定地球就要變成金錢動物園。
第二人生的心靈走向
（一）
一九八九年我的生命產生了一次裂變。以這一年為分界點，我把此前在國內的生活，視為第一人生，把此後在海外的生活視為第二人生。到地球來一回，能贏得兩次人生，多了一次人生體驗，是很幸福的。
從第一人生到第二人生，整整七十年，我的角色經曆了三個階段的變遷：第一角色是中國的學生與學人；第二角色是中國的流亡者；第三角色即現在的角色是世界公民，或者說，是全人間的遊覽遊思者。第二人生包括第二與第三種角色。說起角色，容易讓人想起表演，而我的人生恰恰拒絕表演，它的價值恰恰在於真實，在於全是自身可靠的體驗。
第二人生已經經曆了二十二個年頭。回想海外這段生活，我並不後悔。盡管開始時我經受過致命的孤獨，經曆過生命斷裂的窒息感，但經曆了危機之後，生命又重新獲得生機。現在總結一下，覺得第二人生獲得三樣在第一人生中所沒有的東西：（1）獲得自由時間。即時間屬於自己所掌握，不再被行政與世俗交往所割裂；（2）獲得自由表述。這是思想自由，這種自由具有無量的價值。這是我至今擁有靈魂活力的原因；（3）獲得完整人格。即不必會上說一套，會下說一套，在任何場合我都隻說情願說的話，不說不情願的話。因為贏得這三樣東西，所以我現在可以說，第二人生的生命全屬於我自己。近日，加州有一中文電台訪問我，讓我說說“幸福密碼”，我引用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話：幸福在於自身之中，而不在他人的喜歡中。中國文化講“知命”與“立命”兩大命題。知命與“認命”相對立，它確認命運是可以自己去掌握的。自己可以掌握自己，這
就是幸福。自己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去追求、去實踐、去創造，也就是“立命”，這是更大的幸福。“認命”不知這個道理，隻好聽天由命。
（二）
在今天的半個小時裏，我無法細說第二人生的種種感受，隻能說說第二人生的心靈走向。我一直認為，一個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裏，而是心在哪裏，也可以說，重要的不是身往哪裏走，而是心往哪裏走，心往哪個方向走。如果用立命這一概念來表述，那麼立命的根本點就在於“立心”。我沒有為天地立心的妄念，但有為自己立心的自覺。
此時我要用一句短語來表述我的心靈方向，這就是“反向努力”。也就是說，這二十多年我的心靈走向不是沿著人們通常理解的那種方向去追求更大功名、更大權力、更多財富，而是朝相反的方向去努力，即向後方、向童年、向童心這一“反”方向去努力。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說，回歸童心，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凱旋。我甚至給自己規定很明晰的人生目標，確認第一人生是從“無知”走向“有知”，即通過上學、讀書、受教育、做學問以從一個蒙昧的孩子變成一個有知識、有學問的人。而第二人生正好相反，我要努力做一個人，努力從“有知”變成“無知”。所謂“無知”是指“不知”，即變成一個像嬰兒那樣不知算計、不知功過、不知得失、不知恩恩怨怨的人，也就是回到莊子所說的不開竅的“混沌”。莊子所講的“混沌”，乃是天地之初、人生之初的本真本然。
這就是我的“反向努力”，第二人生的心靈走向。我曾借用希臘偉大史詩的意象來描述這種努力。希臘史詩包括《伊利亞特》與《奧德賽》。這兩部史詩概說了人生的兩大基本經驗，《伊利亞特》象征著出擊、出征；《奧德賽》象征著回歸、複歸。人們通常認為出征難，回歸易，其實不然。回歸其實是最難的，回歸的路上充滿艱難險阻、妖魔鬼怪。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有兩點重要的體會：（1）回歸包括身的回歸與心的回歸，而心的回歸比身的回歸更難，但人生境界的提升，其關鍵是心的回歸。（2）多數人可以實現身的回歸，但實現不了心的回歸。也就是說，多數人在有了功名、權力、財富之後就回不去了，回不到童年時代那一片天真天籟了。去年四月，我的母校（廈門大學）舉行建校九十周年的校慶紀念活動，校長朱崇實請我回去當演講嘉賓。我在演講一開始就感謝朱崇實校長幫助我完成“奧德賽之旅”。不過，這隻是身的奧德賽之旅，至於心的
奧德賽之旅，則隻有我自己明白。我知道內心的奧德賽之旅可不是買了機票、坐上飛機向東飛行那麼簡單，它需要修煉，需要放下，需要經受內心的掙紮與痛苦的抉擇。
我們這個時代，是欲望燃燒的時代。對於中國來說，是國家最強盛的時代，但也是功名心最盛的時代。中國的唐代也如此，既是國力強盛的時代，又是功名心膨脹的時代。在今天這種時代裏，知識分子要放下功名很難。對於世界來說，人類則是進入貪婪欲最瘋狂的時代。全人類正在發生集體變質，變成另一種生物即“金錢動物”，並共同崇拜一種宗教，這就是“金錢拜物教”。在這樣的曆史場合中，人們的神經被金錢所抓住，心裏充塞著金錢數字，因此，有力量放下物質欲望而回歸生命本真本然更不容易。
（三）
我的心靈能夠選擇反向努力，應當感謝一個人，一個偉大的先賢，這就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經》中第一次提出“反者，道之動”的哲學理念和“複歸”的偉大思想，即“複歸於樸”、“複歸於嬰兒”、“複歸於無極”等觀念。這種複歸思想從根本上啟迪了我，讓我明白在人生的晚年要及時地注意“反向努力”。幸虧有他老人家的指示，我才確定了心靈的大方向。我一再對朋友們說，老子的“複歸於樸”、“複歸於嬰兒”，均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句句是我們應當牢牢記住的生命密碼、幸福密碼。我在香港、台灣開“閱讀老三經”的課程，去年回國又作了十幾場演講，在廈門大學、汕頭大學、四川大學、泉州師範學院也作了同一題目的演講，在講述中，我對“複歸於樸”作了三個層麵的解說，通常人們隻講“回到質樸的生活”這一層麵，這當然沒有錯。告別奢侈，回到樸素的生活，這確實重要。但還要第二個層麵，這就是回到“質樸的內心”。我認為，一個人最難的是當他擁有功名、財富、權力之後能夠回到質樸的內心。功名愈大、權力愈大、財富愈多，要回到質樸的內心就愈難。我們能看到幾個皇帝、國王、總統、億萬富翁回到質樸的內心？倒是有些作家、詩人、藝術家，他們永遠擁有童心、擁有質樸的內心，像曹雪芹、歌德、托爾斯泰等都是這樣的人，至死都持有這樣的內心，這是最值得他們驕傲的。“複歸於樸”還講了第三個層麵，這就是“回歸質樸的語言”。“文化大革命”中，我國的語言發生了變質，出現了大量的大話、廢話、謊話，甚至出現了“語言暴力”。“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層麵上結束了，但在語言層麵並沒有結
束，現在仍然有“語言暴力”現象，連教授也講粗話，罵娘，失去語言的質樸與文明。
老子的《道德經》，曾被誤讀為“反智論”（“智慧出，有大偽”）、“反知論”，但我把老子的“反智”論述放在第二人生的從“有知”到“無知”的過程中去理解，倒是獲得不知得失的兒童心境。當然，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孩子誤認為不要讀書、不要知識。他們需要的是從“無知”到 “有知”的正向努力。我們要告訴他們注意分清人生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人生目標。
（四）
第二人生的“反向努力”，除了對於我個人的生命產生巨大的良性影響之外，還幫助我進入《紅樓夢》以及《水滸傳》、《三國演義》的內容深處。二〇〇五年和二〇〇六年我在香港三聯與北京三聯出版了《紅樓夢悟》，之後出版了《共悟紅樓》、《紅樓人三十種解讀》、《紅樓哲學筆記》，通稱“紅樓四書”。我不是把《紅樓夢》作為研究對象，而是作為生命體認對象即心靈感悟對象。這兩種方法很不相同。作為研究對象，主體與客體是分離的，所謂研究，便是主體對客體的把握。而作為心靈感悟對象，則主客一體，“心心相印”。這是以我自己的心靈去感悟《紅樓夢》人物尤其是主人公賈寶玉的心靈。因為我回歸於本真之心，所以才能發現和理解賈寶玉那顆最純粹最質樸的心靈，才能發現《紅樓夢》是王陽明之後的一部最偉大的“心學”（不過，它不是思辨性心學，而是意象性心學），也才能發現《紅樓夢》的哲學要點之一是“心靈本體論”。賈寶玉是一顆心，其文學形象是心靈載體。賈寶玉的內心是一個無比光明的“嬰兒宇宙”，它蘊含著人類心靈最美好的一切，不僅具有充分的人性，而且具有出汙泥而不染的神性。這顆心靈沒有世俗生命的仇恨功能、嫉妒功能、算計功能等等，唯有審美功能。他處於榮華富貴之中而不知榮華富貴，身為貴族公子而不知貴族公子。他有一顆“平常心”，連身為王妃的姐姐回家省親，個個驚喜萬狀時他也還是一顆平常心。他受寵不驚，受辱也不驚，被父親打得半死沒有一句怨言。他就是那樣一顆心，但要真正讀懂這顆心並不容易，需要讀者也有接近這顆心的質樸心靈。所以我除了感謝老子的幫助之外，還感謝慧能、馬祖道一等禪宗大師的幫助。他們幫助我認識了所謂道正是平常心（“平常心是道”）。有了平常心，才有內心的質樸與自由，才會在苦難麵前不驚不怖，在成就麵前
不驕不傲。我們的心靈方向，應當走向賈寶玉，而不是走向賈雨村，也不是走向賈政。
我所以寫作《雙典批判》，對《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展開毫不含糊的批判，也正是感到這兩部小說的精神指向和自己的心靈方向完全相反。《三國演義》作為中國心機、心術的大全，它給人心以根本性破壞。可是中國人常以三國中人為楷模去爭取英雄事業，我的心靈反向努力，正是反“三國演義”的方向。《水滸傳》雖沒有太多機心，卻有可怕的凶心，李逵殺嬰兒（殺四歲的小衙內），這是一個巨大的象征，這對我的心靈產生極大的刺激和打擊，我的心靈走向，也要告別李逵，朝著他的相反方向走。老子說“反者，道之動也”，我的反向努力，符合道德運動的規律，並非別出心裁。
二〇一二年二月四日於美國
讀
文
海
存
最後一縷絲
錢鍾書先生紀事
施光南紀事
海德格爾激情
RENWUJISHI
最後一縷絲
聶紺弩於一九八六年三月去世。他生前以深摯的愛和深邃的思想，在我身上注入了他的一部分靈魂。每次想到他的名字，我就在心中增添一些潔淨的陽光和抹掉一些無價值的陰影。
聶老作為一個傑出的左翼作家，在一九四九年之後還經曆了那麼沉重的痛苦和艱險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他有奇才，才能既是他的成功之源，也是他的痛苦之源。他既不懂得掩蓋才能的鋒芒，也不懂得掩蓋良知的鋒芒。每次政治運動，他都要說真話，真話不一定就是真理，但它是通往真理的起點。愛講真話，這就決定他要吃虧，反“胡風”時，他當了“胡風分子”；反“右派”時，他當了“右派分子”；反“走資派”時，他又因為說了輕蔑江青的話而當了“現行反革命分子”。最後這一次非同小可，被判了無期徒刑送進監獄，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才釋放回北京。
我和聶老真是有緣。他出獄後不久，我們便成了近鄰，同住在北京市的勁鬆區。十年之間，我們成了忘年之交。我數不清到過他家多少回，不過，每一次見到的幾乎都是同一種情景：他靠在小床背上，手裏拿著夾紙板和筆，想著寫著。我一到那裏，就悄悄地坐在他的小床對麵的另一張小床上，呆呆地看著他想著寫著，等著他放下筆轉過頭來和我說話。聽他說話的時刻，是我最快樂的時刻。
一日複一日，一年複一年，都是如此。隻是慢慢覺得他的露出被單的雙腳愈來愈細，最後細得和他的手臂一樣，隻剩下皮和骨，絕對沒有肉。
屋裏是絕對的安靜，他的心跳也是絕對的平靜。人世間的一切苦楚都品嚐過了，和死神也打了幾回交道，此時，死神對他已無可奈何，他對死神也滿不在乎了，至於別的：貧窮、榮譽、名號、財富、反自由化，那就更不在乎了，然而，他還在乎一點，就是寫作。天天寫，決不浪費一分一秒幸存的生命。他的身體已被摧殘得沒有多少氣力了，但他還是用殘存的氣力去提起那一支圓珠筆。他贈給我的詩說：“彩雲易散琉璃碎，唯有文章最久堅。”他相信一切都會消失，唯有藝術是永存的。對於被迫害，對於坐牢，他唯一感到遺憾的是，失去了許多時間，少寫了很多文字。我相信，隻要有紙和筆，他坐一輩子牢也會滿不在乎的。
他的雙腳不能動了，自然到不了圖書館，因此，也隻能利用家裏有限的藏書，把精力放在古代幾部長篇小說的研究上。他自嘲說：“自笑餘生吃遺產，聊齋水滸又紅樓。”他沒想到自己在七十三四歲之後，還有“吃遺產”的機會，他真是傾心、迷醉於“遺產”。從最痛苦的地獄黑暗中走出來，能贏得一個機會，靠在小床上，欣賞自己心愛的藝術，感悟祖先的智慧與天才，這不正是天堂嗎？昨天夢中的天堂不就是眼下這張小床和這些文字嗎？
一九八五年夏天，他處於病危之中，發燒，昏迷，發脾氣，我一見到這情景就非常著急：“為什麼還不送醫院？”他的夫人周穎老太太說：“他就是不肯走，早晨好幾位朋友要他上擔架，他卻用手死死地抓住小床，就是不肯走。他就是這麼強。”我們隻好幹著急，不知道怎麼辦。他的夫人和朋友都走出屋了，我還站著呆看著。突然，他張開眼睛對我說：“隻要讓我把《論賈寶玉》這篇文章寫出來，你們要把我送到哪裏都可以，怎麼處置都行，送到閻王殿也可以。”我一下子全明白了。我知道他最後的牽掛，至死都放不下的牽掛是什麼。
他的最後的生命脈搏全部連著《紅樓夢》，這些思考凝聚著他對宇宙人生和文學藝術的種種見解。這是他最後最真實的心願。就像一隻蠶，他必須吐出最後的也是最美麗的一縷絲，才心甘情願死去。隻有最後一縷絲吐出來，才可以死而瞑目，這個九死一生的學人與詩人，其人生的最後希望已變得非常具體，具體到吐出一條可以稱作“賈寶玉論”的絲。
聶老去世之後，我常常想起他最後的心願和最後的遺憾，想到他抓住床架不肯離開這個世界僅僅為了吐出最後一縷絲，真有無限的感觸。這是他對我最後的教導，最後的呼喚。想到這裏，我就更懂得珍惜，懂得該珍惜那些最該珍惜的東西。同時，我也不能不感慨，人與人的差別實在太大了，那麼多人最後眷戀的，是金錢，地位，或者一頂戴得太久的桂冠。他們也像聶老抓住床沿一樣緊緊地抓住自己的桂冠，然而，這是多麼不同的眷戀嗬。
聶老臨終前，留給我許多非常寶貴的東西，包括他在監牢裏讀過的《資本論》和書中的數千張小批條，還有九箱線裝書，但是，朋友們不一定知道，他還留給我這價值無量的最後的一縷絲。
錢鍾書先生紀事
1
錢鍾書先生去世已經十年。這十年裏，我常常緬懷著，也常與朋友講述他對我的關懷，可是一直沒有著筆寫下紀念他的文字，僅在一九九九年四月間寫了一篇千字短文，題為《錢鍾書先生的囑托》。寫作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說明了我沉默與難以沉默的理由，這也是我今天寫作時需要說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節抄錄於下：
盡管我和錢鍾書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後，我還是盡可能避免說話。我知道錢先生的脾氣。在《圍城》中他就說過：“文人最喜歡有人死，可以有題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殯儀館隻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會向一年，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陳死人身上生發。”錢先生的逝世，也難免落入讓人生發的悲劇。不過，人生本就是一
幕無可逃遁的悲劇，死後再充當一回悲劇角色也沒關係。我今天並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錢鍾書先生生前讓我告訴學術文化界年輕朋友的一句話。
這句話他對我說過多次，還在信中鄭重地寫過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後不久，我受所裏年輕朋友的委托，請求他和所裏的研究生見一次麵，但他謝絕了，不過，他讓我有機會應告訴年輕朋友，萬萬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緊的是自己下工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實之名。一九八七年，我到廣東養病，他又來信囑托我：
請對年輕人說：錢某名不副實，萬萬不要迷信。這就是幫了我的大忙。不實之名，就像不義之財，會招來惡根的。（一九八七年四月二日）
作為中國卓越學者的錢先生說自己“名不副實”，自然是謙虛，而說“萬萬不要迷信”包括對他的迷信則是真誠的告誡。迷信，不管是迷信什麼人，都是一種陷阱，一種走向蒙昧的起始。錢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權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後他也不讓別人迷信他，因為他期待著新的峰巒。在不要迷信的告誡之後是不是虛名的更重要的告誡，我今天不能不鄭重地轉達給故國的年輕朋友。
2
錢鍾書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師鄭朝宗先生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給我的信中說：“《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並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確乎如此，但錢先生在《圍城》中所批評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卻也反映他內心的一種真實：不喜歡他人議論他、評論他，包括讚揚他的文章。錢先生對我極好、極信賴（下文再細說），唯獨有一次生氣了。那是一九八七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於好意要辦《錢鍾書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來找我，讓我也充當一名編委，我看到名單上有鄭朝宗、舒展等（別的我忘記了），就立即答應。沒想到，過了些時候，我接到他的電話，說有急事，讓我馬上到他家。他還特地讓他的專車司機葛殿卿來載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氣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讓我坐下就開門見山地批評我：“你也當什麼《錢鍾書研究》的編委？你也瞎摻乎？沒有這個刊物，我還能坐得住，這個刊物一辦，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說我就
明白了。盡管我為刊物辯護，證之“好意”，他還是不容分辯地說：“趕快把名字拿下來。”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後會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親，路經廈門時特別去拜訪鄭朝宗老師，見麵時，他告訴我，錢先生也寫信批評他。鄭老師笑著對我說：“這回他著實生氣了。不過，他對我們兩個都極好，你永遠不要離開這個巨人。”最後這句話鄭老師對我說過多次，還特別在信中寫過一次。八六年我擔任研究所所長後，他在給我的信上說：
你現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讀書》第一、二期上發表的文章氣魄很大，可見進步之速。但你仍須繼續爭取錢默存先生的幫助。錢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師友，不僅才學蓋世，人品之高亦為以大師自居者所望塵莫及，能得他的賞識與支持實為莫大幸福。他未曾輕許別人，因此有些人認為他尖刻，但他可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我與他交遊數十年，從他身上得到溫暖最多。一九五七年我墮入泥潭，他對我一無懷疑，六○年摘帽後來信並寄詩安慰我者也以他為最早。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並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應該緊緊抓住這個巨人，時時向他求教。
鄭朝宗老師是錢先生的知音摯友，對我又愛護之至。《管錐編》出版之後，他一再叮囑我要“天天讀”。我果然不忘老師教誨，二三十年從未間斷過對《管錐編》的閱讀，也終於明白鄭老師所說的“巨人”二字是什麼意思。錢鍾書先生絕對是中華民族空前絕後的學術巨人，是出現於二十世紀的人類社會的學問奇觀。如此博學博識，真前不見古人，後也恐怕難見來者。盡管我對錢先生的學問高山仰止，但對《圍城》卻並不特別喜愛，對此，我請教鄭老師：我的審美感覺不知對否？鄭老師回答說：平心而論，他的主要成就是學問，不是創作。
錢先生對《錢鍾書研究》一事如此認真的態度，絕非矯情。他的不喜別人臧否的態度是一貫的，他自嘲說：我這個人“不識抬舉”（參見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寫給鄭朝宗的信），這也非虛言。一生渴求高潔、安寧，確實是他的真情真性。隻是求之太真太切，往往就對“抬舉”之事怒不可遏，言語過於激憤。一九九六年，我聽到法國的友人王魯（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部編輯）說，他看到國內報刊有一消息，說李希凡等人聯
名寫了呼籲信，要求製止江蘇無錫把錢先生的祖居舊址夷為商場，以保護國寶文物。知道此事後，他就致函楊絳先生，詢問此事是否需要聲援一下。楊先生在回函中傳達了錢先生的話：“我是一塊臭肉，所有的蒼蠅都想來叮著。”一聽到這句話，我就相信這是錢先生的語言，別人說不出如此犀利透徹的話。難怪人家要說他“尖刻”。然而，這句話也說明他為了保衛自己的安寧與高潔是怎樣的不留情麵。
3
錢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報》就約請我寫悼念文章。他們知道我與錢先生的關係非同一般。但我沒有答應。錢先生去世十年了，我還是沒有寫。沒有提筆的原因，除了深知錢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要寫出真實的錢鍾書實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錢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個人都不是那麼簡單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豐富複雜，具有多方麵的脾氣。我接觸交往的人很多，但沒有見到一個像錢先生這樣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對身處的環境、身處的社會並不信任，顯然覺得人世太險惡（這可能是錢先生最真實的內心）。因為把社會看得太險惡，所以就太多防範。他對我說：“我們的頭發，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這句話，因為我是一個不設防的人，一個對“緊繃階級鬥爭一根弦”的理念極為反感的人。但是這句話出自我敬仰的錢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後來證明，我不聽錢先生的提醒，頭發確實一再被魔鬼抓住。口無遮攔，該說就說，結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難幸免。出國之後，年年都想起錢先生這句話，但秉性難改，總是相信世上隻有人，沒有魔鬼。
不過，出國之後，我悟出“頭發一根也不能給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錢先生世界的一把鑰匙。他不喜歡見人，不喜歡社交，不參加任何會議，他是政協委員，但一天也沒有參加過政協會。我們研究所有八個全國政協委員，唯有他是絕對不到會的委員。他是作家協會的理事，但他從未參加過作協召開的會議也不把作協當一回事。有許多研究學會要聘請他擔任顧問、委員等，他一概拒絕。不介入俗事，不進入俗流，除了潔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對“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有人要陷害他，
貼出一張大字報，揭發“錢鍾書有一次看到他的辦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選，竟說：拿走，拿走，別弄髒我的書桌”。錢先生立即貼出一張大字報鄭重澄清：“我絕對沒有說過這句喪心病狂的話。”在當時極端險惡的“革命形勢”下，如果錢先生不及時用最明確的語言澄清事實，給魔鬼一擊，將會發生怎樣的災難呢？
隻有了解錢先生的防範之心，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管錐編》為什麼選擇這種文體，為什麼像構築堡壘似的建構他的學術堂奧。既然社會這等險惡，就必須生活在堡壘之中。魯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險惡，所以其文也如“壕塹”，自稱其行為乃是“壕塹戰”，不做許褚那種“赤膊上陣”的蠢事。我讀《管錐編》，就知道這是在進入堡壘、進入壕塹、深入深淵，要慢慢讀，慢慢品，慢慢悟。書中絕不僅僅是如山如海的知識之庫，而且還有如日如月的心靈光芒。而對“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說，但書中“口戕口”的彙集與曲說，則讓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惡從來如此。而對“萬物皆備於我”的闡釋，一讀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現確實集獅子之凶猛、狐狸之狡猾、毒蛇之陰毒、家狗之卑賤等萬物的特性。倘若再讀下“幾”、“鬼國”等詞的疏解，更會進入中國哲學關於“度”、關於臨界點的深邃思索。有人說，《管錐編》是知識的堆積，將來電腦可替代，這完全是無稽之談。電腦可集中概念，但絕不可能有像錢先生在彙集中外概念知識的同時，通過組合和擊中要害的評點而讓思想光芒直逼社會現實與世道人心。有人貶抑說《管錐編》是散錢失串，這也不是真知明鑒。不錯，從微觀上看，會覺得《管錐編》的每一章節，都沒有一個時文必具的那種思想主題，那種進入問題討論問題的邏輯鏈條（串），但是，《管錐編》卻有一個貫穿整部巨著的大鏈條，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內在大動脈。我在海外的學術講座中，告訴學生，你要了解《詩經》，讀讀《管錐編》的第二冊第十三節就可以了。我在講解老子《道德經》時，隻講一個“反”字。此字是全經的文眼，一通百通。而能抓住這個字，就得益於《管錐編》，正是它首先抓住這個字，並集中了曆來各種注本對“反”字的解釋，真了不得。因為走進去了，才看到《管錐編》這一深淵的美妙。學問真是太美了！深淵真是太迷人了！一旦進入，一定會流連忘返。但應當承認，這確實是深淵，是堡壘。錢先生大約知道，能進入之人無須防，未能進入之人必須防。能進入的人一定會高山仰止，當然也一定不忍加害於造山之人；不能進入的人，或無知，或偏見，或傲慢，或嫉妒，幹脆就在他們麵前築一堵牆，一道壕塹，由他們說去吧。
錢先生的防範與警惕，表現在學術上，也表現在工作上。他當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隻管一點外事。說是“一點”，是指他並非真管院裏的全部外事。真管的還是趙複三和李慎之這兩位副院長。隻有一些外國學者，特別是文學研究方麵的學者，特別要求要見他的，或者院部領導人認為他必須出麵的，他才不得不見。我擔任所長後，文學方麵的來客真不少。有幾次院部擬定錢先生必須出麵，他應允後竟對外事局說：你們不要派人來，再複來就可以了，他不會英文，我可以當翻譯。說到做到，他真的不讓院裏所裏的外事人員陪同，由我們兩個單獨會見。錢先生不讓別人參加，就是有所提防。對於我，他則絕對放心，我多次有幸聽到他在外賓麵前暢所欲言。他批評丁玲是“毛澤東主義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麼多苦頭之後還是依然故我。說完哈哈大笑。他又表揚魏明倫嘲諷姚雪垠的文言雜文（發表於《人民日報》）寫得好，說當代作家能寫出這樣的文言文不容易。敞開心胸的錢先生真可愛，拆除堡壘的錢先生，其言笑真讓人聞之難忘。
4
真正敞開心胸的錢鍾書，其實是年輕時期的錢鍾書。盡管我敬愛整個錢鍾書，但就個體生命狀態而言，我更喜歡青年錢鍾書。青年錢鍾書心中沒有一根弦，天真活潑，才華橫溢，其文章全是率性而談，直言無忌。這個青年錢鍾書凝聚在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錢鍾書散文》一書的前半部中。此書搜集的三十年代錢先生所寫的散文，即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九年也就是《圍城》問世之前的散文。這些散文篇篇有性情有思想，智慧之語全無文言的包裹，讓人讀後覺得作者不僅是才子，而且是赤子。例如寫於一九二二年的短文《大衛·休謨》，評介的是四百三十六頁的英文版《大衛·休謨傳》，講述了英國大哲學家休謨的思想與故事，但錢先生以年輕學人的幽默與刁頑，把休謨自己概說十六項特性摘譯數項於文中，實在很有趣。休謨如此自畫：一、好人而以做壞事為目的；三、非常用功，但是無補於人亦無益於己；八、非常“怕難為情”，頗謙虛，而絕不卑遜；十一、雖離群索居而善於應酬；十三、有熱誠而不信宗教，講哲學而不求真理；十四、雖講道德，然不信理智而信本能；十五、好與女子調情，而決不使未嫁的姑娘的母親發急，或已嫁的姑娘的丈夫拈酸。筆者所以要提這篇散文而且注意錢先生在十六條中選擇這七條，是覺得青年錢鍾書很像青年休謨：坦率、頑皮、風趣，情感中放入理
性，與眾不同。這七條簡直是青年錢先生的自白。晚年錢鍾書就不完全是這樣了，他很理智，很負責，很警覺，顯得有點世故，能靠近他的人很少了。
因為錢先生的這種個性，他常被誤解為尖刻的冷人。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室的一位比我年輕的學子，有一次竟告訴我一條“信息”，說他的博士生導師（在古代文學研究界甚有名聲）這樣評論：劉再複徹頭徹尾、徹裏徹外都是熱的，而錢鍾書則徹頭徹尾、徹裏徹外都是冷的。我聽了此話，頓時冒出冷汗（不是熱汗），並說一聲“你們對錢先生誤解了”。有此誤解的，不僅是文學所。
然而，我要說，錢先生是個外冷內熱的人。鄭朝宗老師說“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絕非妄言。對錢先生的評說各種各樣，但我相信自己親身體驗的才最可靠。
我和錢先生、楊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說話是在一九七三年社會科學院從五七幹校搬回北京之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那時我住在社會科學院的單身漢宿舍樓（八號樓），錢先生夫婦則住在與這座樓平行並排（隻隔十幾米遠）的文學所圖書館樓。因為是鄰居的方便，我竟多次冒昧地闖到他的居室去看他。他們不僅不感到突然，而且要我坐下來和他們說話，那種和藹可親，一下子就讓我感到溫暖。“四人幫”垮台之後，社會空氣和人的心情變好了，我們這些住在學部大院裏的人，傍晚總是沿街散步，於是我常常碰到錢先生和楊先生，一見麵，他們總是停下來和我說陣話。那時我日以繼夜寫批判“四人幫”的文章，寫得很有點名氣。見麵時我們更有話可說。一九七九年我調入文學所，又寫學術論著，又寫散文詩。一九八四年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決定出我的散文詩集（《潔白的燈心草》），我就想請錢先生寫書名。因此就寫了一封短信並附上在天津百花文藝社出版的《太陽·土地·人》散文詩集寄到三裏河南沙溝錢先生的寓所。沒想到，過了三天就接到他的回信和題簽。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再複同誌：
來書敬悉。尊集重翻一過，如“他鄉遇故知”，醰醰有味。惡書題簽，深恐佛頭著穢，然不敢違命，寫就如別紙呈裁。匆布，即頌
日祺
錢鍾書上二十日
收到信與題簽後我光是高興，把他的“墨寶”寄出後，又進入《性格組合論》的寫作，竟忘了告訴錢先生一聲。而錢先生卻掛念著，又來一信問：“前遵命為大集題署送上，想應畢覽。”我才匆匆回了電話，連說抱歉。而他卻笑著說：“收到就好。”香港把書推出之後，我立即給他和楊先生送上一本，他又立即響應，寫了一信給我：
再複同誌：
賜散文詩集款式精致，不負足下文筆之美感堯堯，當與內人共咀味之，先此道謝。拙著談藝錄新本上市將呈雅教而結墨緣，即頌
日祺
錢鍾書 楊絳同候
對於我的一本小詩集，錢先生竟如此愛護，如此扶持，一點也不敷衍。那時我除了感激之外，心裏想到：中國文化講一個“誠”字，錢先生對一個年輕學子這麼真誠，中國文化的精髓不僅在他的書裏，也在他的身上。生活的細節最能真實地呈現一個人的真品格，為我題寫書名一事，就足以讓人感到錢先生是何等溫厚。
更讓我感激的是我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後，他對我的學術探討和行政工作都給予了充滿溫馨的支持。文學所有二百六十個編製，連同退休的研究人員和幹部，大約三百人左右。那時我還算年輕，毫無行政工作準備。而且我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論文學主體性”、“思維方法變革”等理念又麵臨著挑戰。盡管自己的心靈狀態還好，但畢竟困難重重。在所有的老先生中（全所有俞平伯、吳世昌、孫楷第、唐弢、蔡儀、餘冠英等十幾位著名老學者，其中有八位全國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錢先生最理解我，也最切實地幫助我。他數十年一再逃避各種會議，但是我召開的三次最重要的會議，請他參加，他都答應。
第一次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紀念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誕辰八十五周年的會議。這是我擔任所長後做的第一件重要事，而且牽扯到眾所周知的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紅樓夢》研究的是非問題。我在所長的就職演說中聲明一定要貫徹“學術自由、學術尊嚴”的方針，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有成就，有貢獻，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