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海文存（精）-故鄉大森林的挽歌

漂亮並不等於美。長得漂亮的男子女子很多，但能稱得上美的並不多。王熙鳳長得漂亮，但不能算美。倘若不漂亮，賈瑞就不會那樣死追她。形貴神俗之人不能算美。所謂美，是形貴神也貴。林黛玉、晴雯顯得美，就是形神兼備。《紅樓夢》塑造了一群至情至性也至美的人，其外貌超群出眾，其內質又超凡脫俗，內外皆有熠熠光華，才、貌、性、情之優秀集於一身。兼美之名屬秦可卿，其實，黛玉、寶釵、湘雲、妙玉等女子都是稀有的兼美者，個個都結晶著大自然與大文明的精粹精華。最美的黛玉，不僅具有傾城之貌，而且擁有詩化的內心，她是至美的花魂，又是至真的詩魂，至潔的靈魂。王熙鳳缺少這種內在光彩，隻能稱作漂亮女人。

蘇東坡到了晚年，其達觀眼睛愈加明亮，在此宇宙的“天眼”下，“人”為何物也愈清楚。因此，便有“茫茫太倉中，一米誰雌雄”的詩句（寫於一○九七年）。此詩說，在茫茫大千世界茫茫宇宙中，人不過是微小的一粒米，不過是萬物萬有生生滅滅中的一粒沙子，在此語境下，決一雌雄爭一勝敗究竟有多少意義？蘇東坡的太倉境界到了《紅樓夢》發展到極點，成為小說的基本視角。

用洞察天地古今的“天眼”看世界日夜忙碌的人，一個個隻是天地一沙子，滄海一米粒，星際一塵埃。曹雪芹也把主人公界定為悠悠時空中的一石頭，而且是多餘的石頭，連補天的資格也沒有的石頭。因為有這一界定，所以他通靈幻化進入人間之後，雖然聰慧過人，但不與人爭，不與鬼爭，不與親者爭，不與仇者爭，不進入補天隊伍，也不加入反天隊伍，自然而生，欣然而活，坦然而為。

人類在生存壓力愈來愈重的時候，其生存技巧也隨之發達發展，而生命機能也會在對環境的適應中增長增進，王熙鳳的算計機能（機心）就生長得超群出眾。但《紅樓夢》的主人公賈寶玉，他自始至終沒有常人常有的一些生命機能，例如，他沒有嫉妒的機能，沒有恐懼的機能，沒有貪婪的機能，沒有虛榮的機能，沒有作假的機能，沒有撒謊的機能，沒有設計陰謀的機能，沒有結黨營私的機能，沒有奉迎拍馬的機能，沒有投機倒把的機能，甚至沒有訴苦叫疼和說人短處的機能。賈府上下的常人（黛玉例外）都笑他傻，笑他“呆”，笑的恐怕正是他的身心缺少這些機能。美國的大散文家愛默生說，個性比智力更高貴。賈寶玉的個性，天地間沒有第二例，也不可能出現第二次。他的個性是種心靈的本能，不必學、不必教而形成的至真至善的本能。《石頭記》中的石頭，是通靈的磁石，其磁力又是心靈的磁力，至真至善的磁力。因此，賈氏這座貴族府第中所有美麗的心靈都向他靠近。這種靠近不是世俗的對貴族榮華的攀援，也不是對翩翩公子形體的傾慕，而是被心靈的磁力所吸引。曹雪芹通過這部偉大小說所創造的心靈

磁場，不僅被書中的詩意生命所環繞，也被我們這些異代讀者所環繞，千萬年之後，人間美好的生命還會向它靠近。

柳湘蓮、蔣玉菡、馮紫英等，有的是戲子，有的是商客，有的是閑士，都是社會的“邊緣人”，人世間的浪子。在貴族豪紳眼裏，他們都是不可交往的三教九流之輩。可是，身處貴族社會中心位置的賈寶玉，不僅沒有瞧不起他們，反而和他們結成深厚的情誼，敬重他們，關懷他們，把他們引為知己。俗語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可是賈寶玉不接受權力操作下的分類，他不是“有教無類”，而是有情無類。真情所至，類別全消，完全打破中心人與邊緣人的界限，化解尊卑概念，心靈覆蓋全社會。這種“不二法門”與“不二情懷”被理解為“同性戀”，實在是對悲情與世情的褻瀆。

對曹雪芹，我總是心存感激。如果不是他的天才大手筆，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人間有賈寶玉這樣一種至善心靈，這樣一種至真品格，人的性情性靈之美可以抵達到這樣的水準。這是屬於宇宙最高層麵上的心靈與品格。無機謀的思想，無摻假的心性，無做戲的情感，無偏邪的目光，無虛妄的目的，無計較的頭腦，無嫉妒的胸懷，每一樣都找不到它的開始與結束，但可以見到它活生生的形態與光澤。人類無法理解和無法保存這種心靈和品格，說明世界有著巨大的缺陷。他的生身父親不知道他的價值，不知道他的出走是喪失一位怎樣高貴的兒子，而如果再把這種心靈與品格視為“廢物”與“孽障”，那更是人類世界的一種恥辱。

林黛玉、賈寶玉既是詩人，又是哲人；既有形而下生活，更有形而上思索。他們的生命富有詩意，正是基於此。他們與王熙鳳的生命質量之別，也在於此。這種抽象區別

如果用具象語言表述，便可以說，王熙鳳等隻知“味道”，不知“道味”；而林黛玉、賈寶玉則不知“味道”，而知“道味”，其精致的心靈對於“道味”有特殊的敏感。味道是色，是香味色味，是感官享受，是生存意識；道味則是空，是莊禪味，釋迦味，是存在意識。王熙鳳隻知輸輸贏贏，不知好好了了；而賈寶玉、林黛玉則不知浮浮沉沉，隻知空空無無。《金瓶梅》、《水滸傳》、《三國演義》中的人物，全是一些隻知“味道”不知“道味”的角色，這些小說沒有形而上維度。

賈寶玉與《卡拉瑪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的阿寥沙神形俱似，都極善良、單純、慈悲，都像少年基督。但是，其深層心靈的方向卻不同。東正教以苦難本身作為苦難的拯救，靈與肉絕對分開，其拯救便是通過肉的受罪達到靈魂的升華，或者說，是通過肉的淨化達到神的純化，從而在受難中得到崇高的體驗與純潔的體驗，因此，磨難也是快樂，苦也是甜蜜。賈寶玉則不承認苦難的合理性，更不是禁欲主義者。他愛少年女子，不僅愛她們的性情，也愛她們的身體，是靈肉的雙重欣賞者。他不斷追求新的精神境界，但不是通過肉的淨化，他自稱“淫人”，實際上又與世俗的淫蕩內涵相去萬裏。他是一種麵對“肉”而不肉化的奇特生命，也是一種把審美等同於宗教的地上“聖嬰”，從文學形象而言，阿寥沙顯得更為“崇高”，但賈寶玉比阿寥沙，顯得更有血有肉，而且也更富有人性的光彩。

賈寶玉本是天外的“神瑛侍者”，來到人間後，屬於天外來客。在天外，在雲層之外，他更靠近太陽，更靠近星辰，也被多重光明照耀得更加透明透亮。他沒有吃過蛇蟲爬過和被現代理念嫁接過的果實，沒有呼吸被塵土與功名汙染過的空氣，身上帶著宇宙本體的單純，因此，來到地球之後，他便給人一種完全清新的感覺。這種清新，是太極的明淨，是鴻蒙的質樸，是混沌初開的天真。老子所說的“複歸於樸”，“複歸於嬰兒”，在曹雪芹看來，便是複歸於類似賈寶玉這種天外來客的本真狀態。

賈寶玉的兼愛，是情，又是德，更是一種慈悲人格。他的高貴、高尚、高潔舉世無雙，但他並不要求自己和他人淨化生命或聖化生命。在他的潛意識裏，大約明白，要求淨化生命就是剝奪欲望的權利與生活的權利。所以當秦鍾與智能兒偷情被他“抓住”時，他沒有譴責，隻是開一個善意的玩笑而已。品格高尚的賈寶玉是一個至善者，但不是一個道德家，更不是道德法庭的判決者。應當尊重聖人，可惜中國太多高唱“存天理、滅人欲”的聖人，太多道德裁判者。在這些裁判者的眼中，情愛有罪，欲望有罪，生活有罪，而開設宗教、政治、道德法庭，剝奪生的權利與愛的權利，卻沒有罪。

古希臘時代的藝術家對人的完美形體有一種衷心的迷戀，所以才創造出維納斯、大衛等千古不朽的雕塑。賈寶玉也有希臘藝術家的慧目與情結，他對人的完美體態也有一種癡情的迷戀，所以才為秦可卿、秦鍾姐弟而傾倒。但他全身心投入與全身心迷戀的實際上是完美形體與完美性情和諧為一的青春之美。林黛玉、晴雯、鴛鴦便是這種和諧的化身。因此，當鴛鴦隨同祖母的逝世而自殺時，他真正痛惜並為之痛哭的是青春之美的喪失。因為有愛入骨髓的迷戀，才有痛徹肺腑的悲傷。

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是宮廷王子，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是貴族王子，兩者都有焦慮。哈姆雷特所焦慮的，一是複仇，二是重整乾坤。賈寶玉卻遠離這兩項焦慮，他從根本上不知複仇為何物，天生不知記恨與仇恨。他更沒有改造乾坤的念頭，完全拒絕“治國平天下”的立功立業抱負。但他也有高貴的焦慮，這就是個體生命為什麼屢遭摧殘？天大地大怎麼就保護不了那些弱小的美好生命？

晴雯被逐之後，寶玉發出痛徹肺腑的大提問：“我究竟不知道晴雯犯了什麼彌天大

罪？”這是寶玉發自靈魂深淵的“天問”，也是曹雪芹在整部《紅樓夢》中的最根本的焦慮：一個美麗、善良、率真的女子，一個在貴族府第裏服侍主人的整天忙忙碌碌的生命，她沒有傷害任何人，也沒有向社會謀求任何權力與功名，更沒有貪贓枉法或擾亂人間秩序，卻招引出如此無端的敵視，以致被剝奪愛的權利與生的權利，偌大的世界不給她半點立足之所，這是為什麼？寶玉的天問，是對人類世界的質疑與抗議。可惜，他是一個比哈姆雷特更猶豫更沒有行動能力的貴胄子弟，連哈姆雷特身上的佩劍都沒有。

專製，與其說是製度，不如說是毒菌。中國男人身上布滿這種毒菌，所以到處是專製人格。連反專製製度的戰士也帶著專製人格，於是一旦贏得權力，又是新一任暴君。甚至知識人與道德家也不例外，韓愈的文章寫得好，但他作為一個大儒，身上也有這種毒菌。佛教文化作為外來文化傳入中國，皇帝尚能接受，但他卻不能接受，刻意加以打擊排斥，比皇帝還專製。“五四”反舊道德，不得不拿韓愈開刀，因為他是文學家，又是道統專製者。曹雪芹塑造一個沒有任何專製毒菌的人格──賈寶玉人格。他是離專製最遠的靈河岸邊人，是連進入補天隊伍都沒有資格的大荒山人，是天生帶著天地青春氣息、黎明氣息的自然人。因此，哪怕對加害過他的趙姨娘，也從不說她一句壞話。寶玉疏遠趙姨娘和一些小人，是出於本能，不是仇恨。

老子說“大製不割”，大生命一定是完整的。人之美首先是完整美。即使形體有殘缺，但靈魂應是完整的。一旦戴上麵具，哪怕半副麵具，人格就會分裂。《三國演義》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劉備、曹操、孫權、司馬懿，都是極善於戴麵具的英雄或梟雄，都很會裝。裝得愈巧妙，成功率就愈高。連諸葛亮也戴麵具，也很會裝，他哭周瑜就裝得特別像，其謀略是完整的，其人格是破碎的。《紅樓夢》中的主要人物賈寶玉和林黛玉以及晴雯等，都是完整人，真實人，情愛雖失敗，但很美。

高級的文化是超越任何權力分割和世俗分類的文化。它高於政治文化與道德文化，

對人不作政治分類與道德分類，因此，它才徹底地打破紅與黑的界限和尊卑、貴賤、內外等區別。《紅樓夢》正是這樣一種文化，它致力於對生命整體的把握，拒絕對生命進行權力分割與權力運作，拒絕割裂生命“大製”的任何理由。

《紅樓夢》不僅有詩的無比精彩，還有人的無比精彩。宇宙雖大，物種雖多，最美的畢竟是人。可惜人類中精彩者太少。古今中外，有哪部著作像《紅樓夢》彙集這麼多精彩生命而構成燦爛的星座。黛玉、寶玉、晴雯、湘雲、寶釵、妙玉、元春、探春等等，哪一顆不輝煌？即使有黑點，哪一顆不燦爛？林黛玉之死，讓我們感到星辰隕落，山川減色；晴雯之死，讓我們感到人間已耗盡了幾個世紀真純的眼淚；尤三姐一劍自刎，又讓我們感到大地灑盡高貴的鮮血。在這些星光般的詩意生命之前，權力微不足道，財富微不足道，功名微不足道，賈赦等“世襲的蠢貨”更微不足道。

《三國演義》中的主要英雄一個個都有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一個個都覺得可以占地為王、奪冠為帝，全是一些高調的生命存在；《水滸傳》中的英雄，也都覺得自己不僅武藝超群，而且都在替天行道，連沒有文化的李逵也口口聲聲要奪皇帝的“鳥位”，充滿豪言壯語，也全是高調的生命存在。唯有《紅樓夢》的賈寶玉是低調的生命存在。他沒有任何立功立德的宣言，也沒有改天換地的呐喊，更沒有拯救世界的妄念。他隻想過自己喜歡過的生活，隻希望生活得有尊嚴有詩意。他沒有任何先驗性的生活設計和預設性的反叛。他對傳統理念的一些非議與質疑，都是生命的自然要求，他的言行挑戰了舊秩序，但他並不是反封建的戰士。

無論是在屋裏與小丫鬟廝混，還是在家中與姐妹們戲笑，還是在詩社中與才女們比

詩賽詩，或者在學堂裏打鬧，甚至在寺廟裏的一夜時光，賈寶玉都充分地享受生活，或者說，都活得很充分，很自在。似乎隻有他，才真正了解青春的短暫，生命的一次性與片刻性，才真正了解應當熱烈擁抱當下，擁抱生活。但是，和薛蟠、賈璉等兄弟哥兒們不同，他又不安於世俗的快樂。在他的意識或潛意識裏，大約知道僅僅滿足於吃喝玩樂，不過是高級動物的生活。人的生活確實離不開這一麵，但是，人也可以跳出這一麵，可以跳出物質的牽製，可以跳出財富、功名、色欲的限製，盡管常常跳不遠或跳出後又跌落，但有跳出的意識，才有別於動物，才有另一種質的生活。寶玉既快樂又苦惱，那苦惱的一麵便是想跳出而周圍又布滿障礙。

第三十九回的回目叫做“村姥姥是信口開合，情哥哥偏尋根究底”，說的就是寶玉的認真勁兒。劉姥姥胡謅一個在雪地裏抽柴的標致姑娘的故事，還說祠堂裏為她塑了像。他聽了之後竟信以為真，按劉姥姥說的地點去找祠廟，想見見這個小姐，結果隻見到一尊青臉紅發的瘟神。賈寶玉沒有泛泛的戀情，泛泛的悲情，也沒有泛泛的世情。他有真切的情愛感，真切的友誼感，真切的生活感，而且還有真切的關懷。他知道泛泛之情，口蜜心疏，便是世故。

真的性情總是認真的，並非泛泛。哪怕對一個不熟悉的小丫鬟，哪怕隻有一次偶然的相逢，他也不會敷衍。他知道敷衍便是作假。

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探春、李紈還有賈寶玉，他們組織海棠社，作詩寫詩，都是為詩而詩，即隻有詩的動機，沒有非詩的目的與企圖。這些詩人們寫詩全都如同春蠶吐絲，除了抽絲的本能之外沒有非絲的絲外功夫。詩的動機及做詩進入非功利的遊戲狀態，這正是天才狀態，也正是康德所說的“不合目的的合目的性”。海棠社的詩人們給後人留下啟迪：詩意生活和詩意寫作，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有詩的動因。有詩的動因，有蠶的純粹，才有做詩的大快樂。

王熙鳳是《紅樓夢》世界裏的第一女強人。她的強是因為她具有男人性。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陳腐舊套”）特別穿插一個小情節，讓兩位女說書人講了一個金陵男生赴考遇佳人的故事，此生的名字也叫做“王熙鳳”。說故事時鳳姐也在場，但她並沒有不高興。強勢性格與超人才幹使她扮演雄性角色，這本無可非議，但她卻因此陷入男人的泥濁世界，相應的，便進入你爭我奪的絞肉機，絞殺別人，也絞殺自己。

在男人的泥濁世界裏，女子要占上風，必定要比男人更用心機，因此，不可能用原心靈去生活，隻能用尖嘴尖牙尖爪去拚搏。婚後她第一次變性，成了“死珠”（賈寶玉語），掌權後第二次變性，成了狼蛇。變性後的女強人比男強人更凶狠更惡毒，這是宿命。她的鐵爪殺死了賈瑞與尤二姐。所以瀟湘館鬧鬼時最害怕的是她——女強人在機關算盡之後變成最膽小的人，這也是宿命。

中國女人，尤其是中國的世俗女人，可以麵對薛寶釵，但不敢麵對林黛玉。薛寶釵世故，善於應付各種關係，又可以贏得賢惠的美名。麵對她，不僅不會感到壓力，反而會感到欣慰。而林黛玉卻純粹真實得令人不安，尤其是她心靈巨大的文化含量和她背後深刻的精神性，更是靈魂水平的坐標。麵對她，等於麵對魂的高尚，情的高潔，詩的高峰。麵對她，不免要感到生命的蒼白、庸俗和生存技巧的醜陋。所謂“高處不勝寒”，在這裏也可以解釋為麵對精神高山不免要產生羞愧感與恐懼感。

賈環為賭輸了錢而哭，作為兄長的寶玉如此教訓他：“大正月裏，哭什麼？這裏不好，到別處玩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哪一件好，就舍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著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要取樂兒，倒招的自己

煩惱，還不快去呢！”

禪講自性、自救，要緊的是自明，即不要自己陷入無謂的煩惱中。寶玉開導賈環，一席平常話，卻是至深的佛理禪理：世界那麼大，那麼廣闊，任你行走，任你選擇，條條大路通羅馬，這路不通那路通，南方不明北方明，沒有什麼力量能堵死你。天地的寬窄，道路的有無，完全取決於自己，人生的苦樂也取決於自己，煩惱都是自尋的。

賈寶玉作為“人”活在人間之後，一直帶有“天使”的特點（他本就是天使，隨身而銜著的寶玉就是物證）。所以他不食人間煙火，不知天下大事，完全沒有人間生物的生存技巧和策略，也不懂得說那些人們滾瓜爛熟的謊話、大話、套話、廢話和髒話，更不知人們追逐的權力、財富、功名的重要。他唯一敏感的是生命之美與性情之美，是靈魂天空中那種種綺麗的如同天外雲霞的景觀。更有意思的是，他有一種超人間的天賦價值尺度，這一尺度打破了世俗的等級之分，凡是生命，凡是美，他都一律尊重與欣賞。其他一切尊卑標準、成敗標準、得失標準全都進入不了他的眼睛與心胸。

賈寶玉厭惡任何關於仕途經濟、求取功名的勸誡，哪怕這種勸誡是最溫柔的聲音，是來自才貌雙全的少女薛寶釵之口。他不能容忍自己走到發著臭味酸味腐味的科舉場裏去鬼混，去在那裏裝模作樣地做著沒有靈氣的文章，然後又用這些文章去換取一頂無價值的烏紗帽。他比誰都清楚，這將導致生命在垃圾堆裏被活埋的災難。這位來自靈河岸邊的貴族子弟，習慣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氣和少年生命的青春氣息，來到人間走一回，當然不會愚蠢地爭奪一頂八股編製而成的虛假桂冠。《紅樓夢》續作者最大的敗筆是讓寶玉走進了科場，還莫名其妙地中了舉。

《紅樓夢》第九回寫賈寶玉忽然上書房，其父賈政竟火上心頭，冷嘲熱諷起自己的兒子：“你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看仔細站醃臢了我這個地，靠臢了我這個門。”說得很絕，罵得很尖刻徹底。

賈寶玉有善根，有慧根，有靈性，有悟性，既聰明又善良，什麼問題都沒有。但在賈政看來，他的問題很大很嚴重。隻知詩詞，不知文章，隻重自由，不愛事功，完全沒有豪門遺風。因此不僅處處看不順眼，而且還把他往絕處罵，往死裏打。賈寶玉，一向與世無爭，於國無涉，於人無傷，卻變成巨大的“問題人物”，難以生存。明明是人類精英，在一部分人眼裏，卻是廢物蠢物，這正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巨大荒誕現象。

孔子喜歡“剛毅木訥”性格的人（如顏回），而不喜歡“巧言令色”之徒。然而，“剛毅”與“木訥”二者兼而有之卻不容易。《紅樓夢》中的迎春十分木訥，可是剛毅全無，結果成了賈府第一懦弱者。探春卻剛毅有餘而木訥不足。她是興利除弊的幹才，鋒芒畢露，但也未免過於精細，性情中缺少一點必要的“渾沌”。惜春貌似剛毅木訥，可是她的木訥不是憨厚，而是冷漠。賈府中人物數百，真正能稱得上剛毅木訥者的，隻有賈寶玉一人。他木訥得讓人稱作呆子，自始至終不失憨厚。而他的剛毅不是形剛而是神剛，其絕對不入國賊祿鬼之流的人生信念植根於心底，一點也不動搖，但因為形態太柔，常被人誤解，以為他是個弱者。

任何典籍經書，都是人寫的，而不是神作的。即使是佛經、聖經也是人寫的。把釋迦基督的原始話語變成人的記錄，這中間至少要削弱原創思想的一半；而從記錄到整理成籍，可能又丟失其半；再從印度傳到中國，從梵文譯成中文，其原意可能又減其半。

所以讀經典，無須尋章摘句，隻要捕捉典籍的基本信息。因此禪不僅要破我執，去我相，而且要破法執，去法相，掃法塵。賈寶玉厭惡經書教條，其實是天然地拒絕法執，把八股文章、陳腐說教視為遮蔽心性的法塵。第八一回寶玉對黛玉說：“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惡這些道學語。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誆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還罷了，還有一種更可笑的，肚子裏原沒有什麼東西，東扯西扯，弄得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這哪裏是闡發聖賢的道理？”寶玉在他“看破紅塵”之前，就“看破法塵”。讀書能看破書塵法塵，才算真能讀書。

在大觀園裏負責買辦花草、年已十八歲的賈芸，是個乖覺的伶俐人。比他小四五歲的寶玉，見到他長得出挑，就說了句“倒像我兒子”的笑話，賈芸敏銳地抓住這句話順杆而爬，居然要拜認寶玉為幹爹。為了往豪門門縫裏鑽，竟如此縮小自己與矮化自己。對於賈芸這種行徑，常人隻會覺得惡心。寶玉也知道他的心思，雖未應允但也不傷害賈芸，隻說“閑著隻管來找我”。此時寶玉本可以嘔吐訓斥，本可以得意揚揚，但他卻以平常心看待這一世相。不驚也不喜，不寵也不拒，既不引為親信，也不踢上一腳。沒有眾生相，也沒有貴族相，隻有大悲憫之心。菩薩難當，便是麵對君子容易，麵對小人（遠小人）很難。賈寶玉的慈悲人格是理解一切人性弱點的菩薩心腸。

寶玉的困境可視為現代基督、現代釋迦的困境。他擁有絕對的善，善根慧根植於內心最深處，卻被視為禍根。他愛父親，但父親不愛他；他愛兄弟，但兄弟（賈環等）不愛他；他愛作為奴隸的少女們（丫鬟），但被他所愛的都跟著倒黴；他沒有任何邪念，但被視為色鬼淫人。至善被視為“孽障”，至慧被視為“呆子”，至情被視為“至淫”。如果有十字架，首先想把他送上十字架的是他的父親、兄弟和姨娘。他誰也不得罪，卻無端得罪許多人。他在晴雯被逐後，發出“晴雯到底犯了什麼滔天大罪”這一悲天之問，那也是他自己心靈困境的呐喊。

當今世界縱橫複雜的人際關係，被更加膨脹的欲望變成無所不在的絞刑十字架，想關懷人間的現代基督，一旦進入關係網絡，不僅救不了他人，反而會變成他人眼中的孽障和絞殺的對象。這就是現代基督的困境。

賈寶玉到地球上來一回，對人間滿意不滿意？如果返回青埂峰下靈河岸邊，如果讓他再來人間走一回，肯不肯？實際他已作了回答。第三十六回中，他說：“自此不再托生為人了。死了隨風化去，了無痕跡，死時隻求有些女人的眼淚的送別。”

黛玉去世前，賈寶玉就決定不再托生，更不必說黛玉去世之後。到“地球”來一回，對於寶玉來說，也許正是到“地獄”來一回。地獄中固然有少女們呈現的天堂之光，讓他享受了生活，但他也看到，這個人間，豪門不得安生（他親眼看到父母府第裏一個接一個的死亡），寒門不得安生（他到過晴雯家，連那個嫂嫂也使他害怕），佛門不得安生（妙玉的下場就是鐵證），還有那個讓人向往讓人削尖腦殼往裏鑽的宮廷大門，也不得安生（元春就說那不是人的去處）。地球雖大，但安生無門。原來，這個有山有水的大地並非門門通向天堂，而是門門為地獄敞開。

寶玉隨祖母到寧國府，在秦可卿臥室裏，於唐伯虎《海棠春睡圖》畫下眼餳骨軟，入睡入夢。這是《紅樓夢》的夢中之夢，可謂大夢中的小夢，但又是極重要的夢。在夢中寶玉見到警幻仙境。寶玉和秦可卿這一節情事，在俗人眼裏簡直是不堪的偷情。但在曹雪芹筆下，卻寫成寶玉邂逅仙子，詩意綿綿，有如曹子建的《洛神賦》，是詩人與女神的邂逅。這裏除了具有想象力之外，在審美形式上又是化腐朽為神奇，化俗為雅，以最典雅的筆觸去駕馭最世俗的情節。無論讀者如何好奇地猜想世俗場景，但都無法破壞這幅生命相逢的至美圖畫。這幅圖景，不宜用“心比天高”去描述，卻可用“情如天高”去形容，是《紅樓夢》情感宇宙化的一個極好例證。

在賈寶玉的主體感覺中，宇宙的存在隻是為了滿足人類愛美的天性，而少女的存在，即宇宙精華的存在，又隻是為了確認美的真實和滿足他愛美的眼睛。於是，太虛幻境、大觀園便是他的宇宙，他的審美共和國。黛玉、寶釵、晴雯、湘雲等女子就是他的星空、黎明與雲彩。他生來沒有世俗的焦慮，唯一焦慮隻是星空的崩塌，黎明的消失，雲霞的潰散。因此，每一個少女每一個姐妹的死亡出嫁都會讓他傷心至極，不知所措。他的癡情，既是細微的人間之情，又是博大的宇宙天性；他的審美觀，既是生命觀，又是宇宙觀。

寶玉和妙玉都是人之極品。但寶玉比妙玉更可愛，這是因為妙玉身為極品而有極品相，而寶玉雖為極品卻無極品相。妙玉雲空而具空相，寶玉言空而無空相。一有一無，一個有佛的姿態而無佛的情懷，一個有佛的情懷而無佛的姿態，境界全然不同。

妙玉與黛玉都氣質非凡，都脫俗。不同的是黛玉脫俗而自然，而妙玉雖脫俗卻又脫自然，言語行為都有些造作。因此，她雖在庵中修道，卻不如黛玉未修而得道。“率性謂之道”，果然不假，真正得道的還是率性的黛玉，而不是善作極品姿態的妙玉。

《紅樓夢》中的少男少女，多數是“熱人”，極少“冷人”。其中第一號熱心人當然是賈寶玉。而薛寶釵卻被視為“冷人”（第一百一十五回），其實，她的骨子裏是熱的，內心是熱的，但她竭力掩蓋熱，竭力壓抑熱，隻好常吃“冷香丸”。林黛玉也吃藥，但絕對不會吞服冷香丸，即便心灰意冷，也掩蓋不住身內的熱腸憂思。黛玉任性而亡是悲劇，寶釵壓抑性情而冷化自己也是悲劇，甚至是更深的悲劇。《紅樓夢》中真正可稱為“冷人”的，恐怕隻有“惜春”。她過早看破紅塵，過早在自己心中設置防線。尤氏稱

她：“可知你是個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她也不否認，隻回答說：“不作恨心人，難得自了漢。”如果說，薛寶釵是“裝冷”，那麼，惜春倒是“真冷”，徹頭徹尾、徹裏徹外的冷。所以她的心，隻有煙塵，隻有灰燼，沒有光焰，沒有和暖氣息。而薛寶釵雖然有時也冒出煙塵與灰燼，但畢竟還有冷香丸控製不住的生命亮光，所以才能“任是無情也動人”。

林黛玉與王熙鳳都是極端聰明的人，但林黛玉的聰明呈現為智慧，而王熙鳳的聰明則呈現為機謀（“機關算盡”）。如果說王熙鳳兼得三才：幫忙、幫閑、幫凶；那麼，林黛玉則兼有三絕：學問、思想、文釆。也可說是史、思、詩三者兼備。王熙鳳沒有學問，也無文釆，一輩子就寫過一句詩（“昨夜北風起”）。至於思想，更是了無蹤影。心機、主意、權術等雖多思慮，卻非思想。要是讓她與林黛玉談曆史、談禪、談詩，她隻能是一個白癡。所以盡管機關算盡、聰明絕頂，處處盛氣淩人，卻不敢麵對林黛玉豐富無比的內心。林黛玉是大觀園詩國裏的首席詩人，文采第一，而其學問，與“通人”薛寶釵不相上下。寶釵特別擅長於畫，黛玉則特別擅長於琴。至於思想，其深度則無人可及，也不是寶釵可及的。有此三絕，再加上她性情上的癡絕，便構成最美最深邃的生命景觀。

探春是寶玉姐妹中最有才幹的人，但寶玉對探春的“改革”（整頓大觀園）卻頗有微詞。他說：“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幾件事，單拿我和鳳姐姐作筏子禁別人。最是心裏有算計的人，豈隻乖而已。”（第六十二回）寶玉極少發泄不滿，這裏的不滿是美和功利的衝突。探春隻想到花草的“經濟價值”，想到稱斤論兩賣園裏的花草可以賺錢。寶玉則把花草視為“美”，視為可以觀賞之物。一個想到“利”，一個想到“美”。所謂“美”，乃是超功利，難怪寶玉要對探春進行批評了。寶玉與探春的區別是他完全沒有探春式的算計性思維，或者說，“算計”二字是寶玉最大的

闕如。他一輩子都不開竅，便是一輩子都不知“算計”，一輩子都不知何為“吃虧”，何為“便宜”，何為“合算不合算”，難怪聰明人要稱他為“呆子”、“傻子”。探春要稱他為“鹵人”（第八十一回）。但是，不可以對春玉之爭作善惡、是非、好壞的價值判斷，不能說探春“不對”，因為她要持家齊家，肩上有責任，而寶玉則純粹是“富貴閑人”。不過，文學藝術世界天然是屬於賈寶玉。這個世界是心靈活動的世界，它不追求功利，隻審視功利。

盡管寶玉與探春性情有很大差別，盡管寶玉也知道探春的缺點，但是探春遠嫁時，他還是傷心傷情，大哭一場。第一百回寫道：“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那裏講究探春出嫁之事，寶玉聽了，啊呀的一聲，哭倒在炕上。唬得寶釵襲人都來扶起說：‘怎麼了？’寶玉早哭的說不出來，定了一回子神，說道：‘這日子過不得了，我姐妹們都一個一個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了。大姐姐已經死了，這也罷了，沒天天在一塊。二姐姐呢，碰著了一個溷帳不堪的東西。三妹妹又要遠嫁，總不得見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哪裏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這些姐姐妹妹，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裏，單留我做甚麼。’”在寶玉的情感係統裏，戀情大於親情，但兩者都是真的。戀情是真的，親情也是真的。秦可卿、晴雯、鴛鴦之死讓他痛哭，姐姐妹妹的分別也讓他痛哭。寶玉的人性是最完整的人性。連悲情也很完整。有真性情難，有完整的真性情更難。賈寶玉既不仕，也不隱，沒有中國傳統男人的生存目的和人生框架。情、生命個體的存在與快樂，就是他的目的，他的框架。他厭惡“仕途”，反感儒家意識形態，但傷別探春的親情，骨子裏卻是儒家深層的心理態度。賈寶玉非常特別，所以無論是儒是易是道還是釋，哪一家文化理念都不能完全涵蓋他。

王熙鳳與妙玉相比，精神氣質差異很大。王熙鳳可以成為秦可卿的知己，卻很難成為妙玉的知己。一個是俗世界的頂尖人物，一個是雅世界的雲端人物。在精神層麵上，

妙玉自然要比王熙鳳高尚高貴得多。但是，在人性底層，其複雜多姿卻不是雅俗二字可以概括的。俗人也往往有雅人所不及之處，這不是指王熙鳳比妙玉能幹百倍千倍，而是說，即使在心靈層麵，王熙鳳也並非一無可取，例如對社會底層的鄉村老太太劉姥姥，就沒有淨染之辯，沒有勢利之心。她熱情地確認這門窮親戚，並引見給賈母。而妙玉卻從心底裏把這個農家老婦視為髒人。她對賈母那麼殷勤，卻把劉姥姥喝過的杯子視為髒物，立即扔掉。清高中不免顯得勢利。可見，王熙鳳的人性底層並不全黑，妙玉並不全白。人的豐富往往在這種細部上顯現。對待劉姥姥一事，令人反感的不是王熙鳳，而是人之極品妙玉。

一個心愛生命的死亡，對另一個生命造成的打擊是如何沉重，用語言很難表達。晴雯之死，對賈寶玉的打擊何等沉重，難以表達。賈寶玉盡管寫出《芙蓉女兒誄》，也隻能表達傷痛之萬一。語言很難抵達終極的真實，也很難抵達情感最後的真實，所以林黛玉才說“無立足境，方是幹淨”。對於林黛玉的死亡，賈寶玉就無法再用語言表達了。高鶚沒有讓寶玉寫挽歌是聰明的選擇。此時的至哀至痛隻有無言才是至言。隻有“無”才能抵達“有”的最深處，或者說，隻有無聲的行為語言才是表達傷痛的最深邃語言。賈寶玉最後的出走，是比《芙蓉女兒誄》更深更重的哀挽。正如他第一次見到林黛玉時，便認定為靈魂早已相逢，至情無法言傳，隻有把與生俱來的玉石砸在地上，以此行為語言表達自己與黛玉無分無別。行為語言是“無”，又是“大有”。

寶玉有一種特別的記憶，其“忘”與“不忘”皆不同凡俗。他被父親打得頭破血流，幾乎置於死地，但沒有怨恨，依然孝順父母，至死不忘父母之恩之情。最後離家出走，還不忘在雲空中對父母深深鞠了一躬。

“恩”不可忘，“怨”卻不可不忘。這是寶玉的記憶特點。人生坎坎坷坷，恩恩怨怨，腦中的黏液隻有粘住美好情感的功能，沒有粘住仇恨的功能，這是寶玉的記性與忘

性。有這種記憶特性，才有大愛與大慈悲，也才有內心的大空曠與大遼闊。

寶玉敬重黛玉，把她視為先知先覺者，所以黛玉悟道所及之處他雖尚未抵達，卻不會因此而抱愧。第二十二回寶玉回答不了黛玉的問題後獨自沉思：“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煩惱。”黛玉問他：“寶玉，至貴者是‘寶’，至堅者是‘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答不出來，黛玉隻開玩笑，並不替寶玉回答，但她以自己有始有終的愛情和人生證明自己是至貴者與至堅者。她比寶玉不幸，但比寶玉更高貴更有力量。她的行為語言回答了人的至貴至堅並非來自門第，也非來自財富、功名、權力，而是來自心靈的自我徹悟，即自貴自堅。高貴與否完全取決於自身。是貴是賤，操之在我；為玉為泥，也操之在我。在賈府裏，最高貴最有力量的人並非貴族王夫人、薛姨媽等，而是女奴隸晴雯與鴛鴦，她們正是寶玉心目中的“寶玉”。晴雯、鴛鴦等卑賤者最終變成至貴至堅者，也是取決於她們自己。

《雙典批判》三十則

阿根廷的詩人作家博爾赫斯曾批評美國作家愛倫·坡的作品過分渲染悲痛。愛倫·坡自己說：“恐怖不是來自德國，而是來自靈魂。”博爾赫斯認為，他沒有必要從德國浪漫派的作品中尋找恐怖。（《博爾赫斯談話錄》第一〇一頁，上海譯文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可是愛倫·坡卻為我說出一項真理：恐怖往往來自兩部文學經典。從少年時代開

始，《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就開始不斷襲擊我的靈魂。李逵刀砍四歲嬰兒小衙內，武鬆刀殺嫂又殺小丫鬟，張青夫婦開人肉飯店，劉安殺妻招待劉備，曹操殺王垕以安軍心，還有三國六十年戰爭中那種說不盡的詭術、騙術、權術，一樁一樁全是噩夢。我對雙典的批判，便是借此走出噩夢，走出恐怖，走出人性恐怖圖像給自己投下的陰影。

終於意識到和《水滸傳》的邏輯（凡造反使用什麼手段都合理）劃清界限，和《三國演義》的邏輯（偽裝得愈好，成功率越高）劃清界限，才有靈魂的健康。無論是對於自己還是自己出生的民族，都是如此。水滸英雄們大塊吃肉、大碗喝酒，身體是健康的，強壯的，但靈魂多不健康。樂於“排頭砍去”的靈魂是有病的，把潘金蓮的人頭拿來當祭物的靈魂是有病的。三國的豪強們爭奪天下，激情燃燒，身體也是健康，強壯的，但頭腦布滿權術，心中全是殺機，哭也假，笑也假，靈魂更不健康。愈向雙典靠近，靈魂愈是布滿病毒。

《水滸傳》與《三國演義》是壓在中國人身上心上的大山。這兩座大山不推翻，中國婦女在精神上就永世不得翻身。這兩座山屹立著，中國婦女就難以擺脫“尤物”、“禍水”、“狐狸精”等罪名。同樣是追求生活的婚外戀者，同樣是一個潘金蓮，在《紅樓夢》中，秦可卿被送入天堂（夢幻仙境）；在《金瓶梅》中，潘金蓮被放入人間（無善無惡）；在《水滸傳》中則被投入地獄（死於武鬆的刀下）。婦女在《水滸傳》中是被殺戮對象，在《三國演義》中是被利用對象。前者為刀俎之物，後者為政治動物。中國人從皇帝到平民，從將軍到士兵，從知識人到工人、農人，全被這兩座山壓著，統治著。大山壓著，神經變得麻木，以為造反有理，以為欲望有罪，以為女人是禍水，以為權術是智慧，以為團夥結義是道德。於是，天天背著畸形的道德法庭，替天行道的政治法庭，不得解脫，不能翻身。近幾百年，中國的表麵是帝王、軍閥、總統統治著，其實從上到下都是這兩座大山統治著，主宰著，從意識世界一直統治、主宰到潛意識世界。

《水滸傳》和《三國演義》讀來有趣。其中有精彩故事，有神奇人物，有超人智慧，有英雄氣概，但是，缺少一樣東西，這就是人性，最普通、最基本、最要緊的人性。雙典中著名的英雄（後來成為中國人的偶像）缺少一點覺悟，不知每一個生命個體，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個體，都有其生命權利與存在價值，大刀大斧不可指向這些無辜的生命。張青、孫二娘的菜園子（人肉飯店）原則是三種人不吃，其他的皆不放過，可是人有千種萬種，每一種都應尊重，都有活著的權利。人之所以成為人（區別於禽獸）就是人不忍殺他人、吃他人和傷害他人。

劉劭的《人物誌》把“流業”分為十二家：清節家、法家、術家、國體、器能、臧否、伎倆、智意、文章、儒學、口辯、雄傑。

觀《三國演義》此十二家都有。其中有許多人身兼數家數能，如諸葛亮，他就兼有法家、術家、器能、臧否、智意、文章、儒學、口辯、雄傑。但三國中人，就其“角色”而言，最多的是術家，即權術家、心術家。雖然都是術家，但又有很大差別，有的善儒術，如劉備；有的善法術，如曹操；有的善陰陽術，如司馬懿。而就其功能上而言，《三國》的器能、臧否、口辯都極發達，魏、蜀、吳三方的謀士集團中均有一流的辯才，一流的批判家（臧否），一流的“秘書”。然而，最發達的是“伎倆”。三國時代將中國的政治伎倆和其他生存伎倆推向了高峰。連智慧也變成伎倆。無所不在的伎倆，前無未有的伎倆，才是《三國》大人物的特色。

魏晉創造了一種文化性格，魯迅稱之為“魏晉風骨”。牟宗三先生稱之為“名士人格”。這種人格乃是“唯顯一逸氣而無所成”，屬於集天地之逸氣，卻是天地之棄才。牟

先生認為曹雪芹所塑造的人物賈寶玉，就是此種人格形態。他說了一段很精辟的話：曹雪芹著《紅樓夢》，著意要鑄造此種人格型態。其讚賈寶玉曰：“迂拙不通庶務，冥頑怕讀文章，富貴不知樂業，貧賤難耐淒涼。”此種四不著邊，任何處掛搭不上之生命即為典型之名士人格。曹雪芹可謂能通生命情性之玄微矣。此種人格是生命上之天定的。普通論魏晉人物，多注意其外緣，認為時代政治環境使之不得不然。好像假定外緣不如此，他們亦可以不如此。此似可說，而亦不可說。外緣對於此種生命並無決定的作用，而隻有引發的作用。假定其生命中無此獨特之才性，任何外緣亦不能使之有如此之表現。即虛偽地表現之，亦無生命上之本質的意義，亦不能有精神境界上之創辟性。魏晉名士人格，外在地說，當然是由時代而逼出，內在地說，亦是生命之獨特。人之內在生命之獨特的機括在某一時代之特殊情境中迸發出此一特殊之姿態。故名士人格確有其生命上之本質的意義。非可盡由外緣所能解析。曹雪芹甚能意識及此種生命之本質的意義，故能於文學上開辟一獨特之境界，而成就一偉大之作品。此境界亦即為魏晉名士人格所開辟所代表。

牟先生這一論斷無可爭議，但他提出《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雖非名士卻有逸氣的見解，則值得討論。諸葛亮在日理萬機之中，卻有一種他人無可比擬的從容與風流，羽扇綸巾中神露智顯。可惜他的這種狀態隻能裝給司馬懿等敵人看，實際上自己卻力勞心歇，不得喘息，五十多歲就鞠躬盡瘁，疲憊而死。因為他已進入政治、軍事的中心漩渦地帶，完全沒有逸的可能即沒有清言、清談的可能，他發出的聲音均是指令、計謀，其中不僅有重言，而且有濁言，如改“二橋”為“二喬”以煽動周瑜反曹等等。身在政治較量漩渦之中，其逸很難逸之真切，像諸葛亮，出山之後的逸態，多半是偽態。

如果說《紅樓夢》是一種名士文化，那麼《水滸傳》則是一種鬥士文化，而《三國演義》，似可稱為謀士文化。

《紅樓夢》中的史湘雲，鮮明地折射名士文化。她不拘形骸，恃才放達，逸得很真很純。她的外祖母（賈母），也很有名士風度。而最大的逸士是賈寶玉，他的身上集中了名士文化的全部特點。《水滸傳》雖屬戰士文化，可惜太多戰士的偽形。像魯智深，

可稱真戰士，他英勇善戰，但不濫殺無辜，始終守持戰士的人性邊界，而李逵、武鬆等，則殺人如麻，刀斧的指向一片混亂。《三國演義》從文化上說，比的不是力量，而是計謀。於戰爭中，表麵上看是靠將士，從深層看是靠謀士。諸葛亮是爭奪各方的第一謀士，他代表著三國最深層的文化。

曹操確實愛才如命。他對關羽、趙雲之愛的故事確實感人。趙雲在曹軍的重重包圍之中，如果不是他慕其英勇、下了一道“勿傷害”的命令，趙雲哪能衝出一條生路、救出阿鬥？但是，曹操所以愛才還是因為“才”能為我所用，一旦發現才不附我順我，他也不容“才”立足於天下。荀彧為他立了那麼大的功勞，還是被他所“不容”，更勿論楊修、彌（禰）衡了。可惜可惜，即使像曹操這樣“愛才如命”的統帥，也走不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猛人定律。

牟宗三先生認為從才性的角度上說，英雄與聖賢的區別在於前者“順”，而後者則有“逆覺”。也就是說，英雄總是順其天性而為，缺少“超越理性”，而聖人雖也有先天的才性，但又能超越自己的才性去就範天理。

牟先生所說的“逆覺”，用今天的語言表述，便是“反思”、“反觀”、“反省”，即能把自己作為審視對象，有自知之明，能自我克服。孔子所說的“克己複禮”，大約也是這個意思。《三國演義》中的英雄，如曹操、劉備、孫權、關羽等都缺少這種“逆覺能力”，個個自以為是。關羽也如此，他最後的失敗正是失之缺少自知之明，對自己估計過高，對敵方估計過低。“三國”中唯一具有逆覺能力的是諸葛亮，所以他才會揮淚斬馬謖，才會在戰敗後自我處分（降三級），同此，他是“三國”中唯一的“英雄”兼聖人的人。可惜因為戰爭環境極為險惡，他的智慧常常化作心機權術，也戴麵具，與真正的聖賢又不能同日而語。無論如何，聖賢是不可搞陰謀詭計的。

曹操煮酒與劉備論的是英雄，不是聖賢。英雄、聖賢兩者都需要智慧，除此之外，英雄的主要特征是“膽力”，而聖賢的主要特征則是“道德”。曹操知道自己如天上蛟龍，擁有膽力，但他的“寧負天下人”，則離聖賢十萬八千裏。他不能做“內聖外王”之王，隻能做“內雄外王”之王。劉備滿口仁義道德，卻滿腹“宇宙之機”，離聖賢也很遠。曹操稱他為英雄時，他嚇得手足無措，乃是曹操實際上道破他也是膽力過人、能縮能伸的野心家。中國的曆史，在秦之後，漢初崇儒，算崇尚聖人，漢末進入亂世，則崇尚英雄。之後，時而崇英雄、時而尊聖賢。宋代是崇尚聖賢的高峰，國勢變得很弱，沒有力量。清則兩者都尊。五四運動的劃時代意義，是結束英雄崇拜與聖賢崇拜的時代，進入凡人生活的時代。雖然之後還有反複（乃有英雄崇拜），但凡人與英雄、聖賢平等的時代開始了。用黑格爾的語言說，史詩時代結束了，進入的是散文時代。

《紅樓夢》的夢是個性的，每個人的夢和每個人物的“夢中人”都不同。《三國演義》的夢是共性的，曹操、劉備、孫權，也包括袁術、袁紹等在戰場中打得你死我活，回到帷幄之中和睡床之上，夢的是相同的一樣東西，這就是頭上的那一頂綴滿珍珠寶石可以號令天下的王冠。為了爭奪那一個曾經落到孫策手裏的玉璽，沙場上就打得血流成河。《紅樓夢》的夢，是帶淚的夢；《三國演義》的夢，是帶血的夢。

《紅樓夢》用很大的篇幅寫兒童的故事。賈寶玉一周歲時，父親便要試他將來的誌向，將那世上之物擺了無數，讓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隻取脂粉釵環。七八歲光景時，就童言無忌，說出“女兒水作”、“男人泥作”的驚人之語，黛玉第一次見麵時就給黛玉取別名，發了一番讀書議論等。但在《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中看不到兒童的故

事，隻見四歲小衙內，被李逵砍成兩段；二是阿鬥，被劉備扔到地上；三是童年時代的曹操，尚未涉世，就在家裏搞陰謀詭計加害親叔叔。

可作一假設：如果李逵活在清代，而且造反成功，梁山隊伍打到北京城，進入了賈氏的榮國府與寧國府，那麼，他的大斧照樣會排頭砍去，肯定會殺盡丫鬟小姐，恐怕連賈寶玉與林黛玉也不會放過。他是否會重演狄公莊那場抓住“狗男女”來剁殺的慘劇也未可知。中國農民革命的曆史性悲劇，正是流血成河以後隻是更換了權力主體，更換了新貴，以新的暴君取代舊的暴君。曆史為什麼老是重複，想想李逵就明白。

讀了《紅樓夢》與《三國演義》，明白一個做人“大方向”：可以做大觀園中人，不可做三國中人。大觀園有競賽，但無爭奪。在詩意的競賽中，賈寶玉為勝利者鼓掌（李紈宣布比賽結果：瀟湘妃子第一，怡紅公子最後一名），他雖被評為最差，但稱讚評判者公道。三國中人的爭奪，則是你死我活，為了戰勝對手，不惜踐踏無辜的生命和用盡黑暗的陰謀詭計。大觀園中人不知何為心機，所以王熙鳳等不可居住園中。三國中人，則布滿心術權術。可惜世界上太多三國式的權術較量，太少大觀園式的詩意棲居。

《紅樓夢》給中國人提供了心靈體係，而《三國演義》卻提供權術體係。《紅樓夢》中也有王熙鳳式的權術，但作者說她“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基本點是蔑視與批判的。這種權術與整個優秀的心靈體係背道而馳。而“三國”對權術則一路欣賞過去。曹操、劉備、孫權都是機關算盡，但他們一點也不耽誤性命，反而把性命推向權力的尖峰。

人的差別之大，人性的差別之大，大得無法估量與言說。有的人的人性單純得極為純粹，具有純粹的徹底性，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完全沒有心機、心計、心術，以至像個傻子。人世間的一些天才藝術家如凡·高、莫紮特、弗吉尼亞·沃爾夫、搖滾樂王麥克爾·傑克遜等都單純到極點。在藝術王國裏，他們充滿靈魂活力，光芒萬丈，在世俗世界裏，他們什麼都不懂，更不知怎麼與人交往。但有的人卻極為複雜，其人性是一個布滿機謀與算計的世界。《三國演義》中的三國中人，如曹操、劉備、孫權等都是深不可測的人。

《三國演義》有偉大的智慧，但無偉大的心靈。諸葛亮的《隆中對》有曆史的洞見、現實的把握還有未來的預設，其戰略智慧可謂大矣。可惜三國智囊，包括諸葛亮的智囊，隻切入大腦，卻未切入心靈。由於智囊缺乏偉大心靈的支撐，所以其智囊均是分裂的，常常發生變質，化作權術與機謀。與《三國》相比，《紅樓夢》不僅具有偉大的智慧，而且具有偉大的心靈。其主人公賈寶玉與林黛玉的心靈是完整的，他們的智慧是建構詩意生活的想象。

讀了《紅樓夢》，再讀《三國演義》，便知道人類各自的追求真不相同。一部分愛詩歌，愛繪畫，愛音樂，愛自然，愛真情，另一部分則愛權力，愛皇冠，愛財富，愛功名。兩部分人都遊戲，前者玩的是詩，是歌，是燈謎，後者玩的是血，是刀，是人頭。同一片土地，同一片天空，可是天下地上人們的向往、憧憬、焦慮多麼不同。哪一部分人更可愛？更久遠？應當是前者，不是後者。

堂·吉訶德的征途是獨立支撐的征途，中國缺少這種傳統，所以需要仰仗兄弟之盟，仰仗集團，崇尚“義”的紐帶。《三國演義》的桃園之“義”，實際上是一種盟約即組織原則。個體靈魂如果屹立獨立不起來，“義”字就一定會盛行。存在主義草創者薩特關於“存在先於本質”的命題宣示：自身對自身的把握先於被後天的社會關係所規定的總和，當然也先於被團夥所規定的本質。因為自身未能完全把握自身，就需要“義”來幫助把握。

個體對自身的認知與把握應當先於被關係所規定的總和（本質）。自知其無知，首先認識你自己，然後才被他人所認識。他人對“我”的評語，例如偉大作家、學者等，不要在乎，不要被他者的評語動搖你的本真存在，剝奪你的自由。

中西方文化有一重大差別：西方重思辨藝術，中國重生存智慧。不仰仗上帝，而靠自己的生存能力與生存智慧自強不息，本是好事，但因為生存環境過於險惡，智慧便發生變質，化作權術與詭術。於是，當西方的思辨藝術發展為形而上學的哲學體係時，中國的生存技巧也發展為成熟的權術體係。《三國演義》就是權術體係的形象展示，中國文化重生存智慧的基本優點變成基本缺點；生存智慧變成生存伎倆。

如果說，心靈是《紅樓夢》的第一主角（賈寶玉、林黛玉等都是心靈的載體），那麼，權術則是《三國演義》的第一主角。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等，全是權術的載體。三國時代，心靈銷聲匿跡，連女子的心靈也看不見。曆史隻給某些女子（如孫夫人、貂蟬）提供政治舞台，但不提供內在世界。三國時代的領袖，會欣賞頭腦，欣賞才幹，但不會欣賞心靈，欣賞性情。這是一個心靈被遺忘的時代。

在《紅樓夢》中，林黛玉作《五美吟》，薛寶琴作《懷古十絕》。女子在解說世界，解說曆史，女子有自己的靈魂。《三國演義》、《水滸傳》中沒有一個婦女能對曆史作出解說，她們都是男人的工具，男人的附屬物。西方中世紀宗教統治時期，曾討論婦女有沒有靈魂。倘若讓“三國”、“水滸”的英雄們作答，他們一定要一致地認定：婦女沒有靈魂。

讀《紅樓夢》，讀到的是童心；讀《三國演義》，讀到的是野心。曹雪芹暗示，所謂童心，就是不戴任何麵具。而《三國》中人，尤其是《三國》中之英雄，則個個都戴麵具。《紅樓夢》所作的夢是太虛幻境的孩子夢，《三國演義》所作的夢是玉璽到手的皇帝夢。《紅樓夢》是眼淚之書，《三國演義》是鐵血之書。《紅樓》的淚是真的，《三國》的淚是假的。是走向“紅樓”，還是走向“三國”，倒真正是心靈大方向的選擇。

教育的第一目的，對於中國的學子來說，也許可以表述為：不要做“三國”中人，不要做“水滸”中人。也就是在複雜的社會生活中要純化自己，守持本真的心性，而不是長滿心機，長滿暴力趣味。離“三國”、“水滸”愈遠，心性就愈加美好。健康優秀的人性便是拒絕心機，拒絕暴力，拒絕爭奪財富、權力的品格。

對於中國的世道人心，危害最大的不是孔夫子，而是《三國演義》與《水滸傳》。四五百年來，造成中國國民性之黑暗的，不是前者，而是後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大

失誤，是把前者作為主要打擊對象，而未把後者作為主要批判對象。放過了劉備、李逵、武鬆，抓住了孔夫子，放過了張青、孫二娘的人肉飯店，抓住了儒家的“孔家店”。批孔未必能推動新人性的產生，批《三國》、《水滸》卻可以產生正常品格。

五百年來，中國人的民族文化性格一直被《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兩部書所塑造。小說文本中可以看到梁山造反首領對盧俊義、秦明、朱仝等的強行改造，而小說於文本之中，對中國社會世道人心的塑造更是廣泛而規模巨大，可是看不見，不易發覺。中國人把《三國》中人捧為神，把《水滸》中人捧為“天人”（金聖歎對武鬆的評語），其心靈就開始被關羽、武鬆、李逵所塑造。魯迅的《阿Q正傳》寫中國人熱衷於品賞暴力趣味，觀看死刑觀看砍頭才覺得有趣，槍斃便覺得乏味。《水滸傳》的李逵正是玩賞這種血腥趣味的先鋒，他在用斧頭剁起人肉時，生命才享受最高的快感。

三國時代，每一個兵士、校尉、將軍、文人都殫精竭慮，努力去做一個英雄，但都沒有想到努力做一個人。一個英雄必須膽力過人，一個人則必須有善良、正直、誠實的心靈。英雄必須為自己殺出一條血路，必須踏著別人的屍體前進，而一個真正的人則不能隨便傷害另一個人，更不能在他人的血泊中建構自己的事業和贏得人生的光榮。在那個時代，當一個不玩心術權術而守持生命本真的人，比當一個英雄更難。

中國進入“三國對峙”，很像西方進入“古羅馬”，即真正進入了一個英雄崇拜的時代。“煮酒論英雄”不是一時興致。那個時代，英雄就是曆史主角，曆史主題。這個時代延伸到唐。直至南宋，二程及朱熹們才改變時代的文化基調，把英雄崇拜變為聖人崇拜。孔孟再次成為曆史主角。英雄講究立功，聖人講究立德，宋代雖然也出現嶽飛、文

天祥，但對他們的崇敬是後世的事，當時他們死得很慘。聖人崇拜一直沿襲到清末，曾國藩雖為三軍統帥，但他隻期待自己為聖人，並不希望自己是英雄，因此，一旦戰勝太平軍，便立即交出軍權。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宣布“打倒孔家店”才結束聖人崇拜而進入了平民時代。這又很像西方的文藝複興，結束了一個中世紀的神聖崇拜，確立了以人為中心的時代基調，宣布的是每一個人，每一個生命個體都是重要的。靈魂主權不僅屬於英雄，屬於聖人，也屬於每一個有血有肉的老百姓，凡生命都應受到尊重，受到崇拜。以五四新人文主義為參照係去觀看《三國演義》，就明白它隻把英雄當作人，不把普通人（尤其是婦女）當作人。整個時代闕如的不是英雄性，而是人性。

英雄時代講究立功，聖人時代講究立德，凡人時代講究立人。《三國演義》所展示的英雄時代，其主角們個個都想建功立業，但都遺忘甚至鄙視聖人的教導。戰爭太殘酷，老是想到聖人的仁義之論，就會打敗仗。因此，像劉備這種既想當英雄又想當聖人的首領，便常常露出“偽裝”的尾巴。

英雄們立功心切，不把聖人當回事，更不把“凡人”、“普通人”當回事。所以三國時代便蛻變為最不講道德的時代，又是普通人最不值錢的時代。

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認定英雄為“使君與曹耳”，天下英雄非他倆莫屬。

按照劉劭《人物誌》的英雄定義，英雄乃是“明”與“膽”二者兼備之人，即“英”與“雄”兼而有之，他說：“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牙則須，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若一人立身兼英雄，則能長世。”英雄必須聰明過人和膽力過人。曹操和劉備雖多權術，但這兩個條件還是具備，所以曹操的判斷可以成立。《三國》中的諸葛亮、周瑜也“英”與“雄”兼備，無愧英雄稱號；呂布這個人，雖膽力、體力有餘，但聰明不足，難以稱為英雄。按照劉劭的定義，趙雲的英雄性比關羽、張飛更強。這就難怪筆者家鄉的香火要獻給趙

公元帥趙子龍。

辛棄疾詩雲：“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一方麵確認曹操、劉備為英雄，另一方麵又確認能與天下英雄鼎足而立的孫權也是英雄。我國《山海經》中的女媧、精衛、誇父，其英雄特點也是敢於選擇“天”、“大海”、“太陽”等最強大對手，膽力可以和天地齊觀。

用劉劭的“明”、“膽”兩把尺衡量《水滸》主要人物，可知魯智深是真英雄，而李逵、武鬆雖膽力超群卻毫無“英明”可言，因此，選擇他倆作為崇拜對象，並非準確的英雄崇拜。

論我所熱愛的那個世界

論德謨克利特之井

論大器存於海底

論人生分期

論快樂的巔峰

論性格的詩意

論慧根與善根

論拒絕世故

論羅素的三激情

LIANGDISHUXIN

讀

文

海

存

論我所熱愛的那個世界

爸爸：

你寄來的三本《西尋故鄉》已經收到。我留了一本，另兩本已交給了夏誌清老師和王德威老師。

周末，我把每篇文章都細細讀了一遍，讀後心癢癢的，也很想寫散文。散文能把自己所熱愛的一切都自由地表現出來。我能想象你寫完“漂流手記”三集後，心裏有多美。

在你的散文裏，除了聶紺弩、馬思聰、傅雷、孫冶方、施光南是你最心愛的名字之外，我和妹妹，還有媽媽也是主角。你在中國時，總是被社會上無數“重要的”事務纏身，無暇顧及我們。我常覺得家裏門庭若市，人來人往，像個旅店而不像個家；爸爸好像離我們很遙遠。自從一九八九年你到了異鄉後，倒是對我們念念不忘。雖然你遠離了祖國，可是我和妹妹卻重新得到了自己的父親。你的漂流對我們來說，反而是件可喜可賀的事——我們這個家因你從公共空間走回私人空間變得更完整了。

不過，你在書中把我說得太理性了，其實我常常被情緒所左右。我確實有點莊禪味，把名利看得很淡，覺得在名利高牆上爬動的人生肯定是失敗的，但我有時又很想“出類拔萃”，爭取人生的光榮。這很像魯迅所說的，中了莊周的毒，因此有時很隨便，

有時又很峻急。人真的難以完美。說人不完美才是真理。不過，我知道你是在勉勵我，勉勵我往更好的地方走去。

你在這部新的集子中，重新定義“故鄉”，重新定義“祖國”，這是很有意義的。這幾年你一直在對國家進行分解，然後在文學上揚棄（放逐）權力意義上的國家，而追尋情感意義上的國家。這種分解與重新定義，使你的散文打破了“鄉愁”的模式。我國文學自屈原始，一直就有鄉愁的模式。他和他之後的許多作家詩人創造了許多“鄉愁”的動人詩篇。現代和當代文學更是著迷於“感時憂國”（夏誌清語）和“涕淚飄零”（劉紹銘語）的主題。這種揮之不去的永恒的眷戀，當然與中國傳統文化心理有關。你刻意反“鄉愁”，而且反得很自然，溶入了自己的個人經驗，對這一文化母題進行反思，我覺得很有意思。這是發前人所未發。在中國作家筆下，故鄉常常被理想化和浪漫化。其實，故鄉不是一塊永遠不變的土地，故鄉有時很明亮，有時又很黑暗。即使把故鄉視為美麗而遙遠的夢幻，也應把這種夢幻視為流動狀態才好。故鄉跟著人流動，這故鄉才是活的，而且才有更豐富的內涵。我記得托馬斯·曼（你在“漂流手記”的開篇就提到他）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我走到哪裏，哪裏就是德國。”德國是托馬斯·曼的祖國，但是當德國被法西斯主宰的時候，他就拒絕承認希特勒的政權是自己的祖國，而認定自己那顆蘊含著德國優秀文化的心靈才是祖國。他就是背著這一意義上的祖國流亡到美國的。當時，像他這樣選擇流亡的，還有愛因斯坦和布萊希特等世界第一流的頭腦。我相信他們也有這樣的祖國觀念。所以，我覺得你重新定義祖國並不唐突。我希望你繼續深化對故鄉、國家的思考，我也會留心這一題目。

你雖然著意打破“鄉愁”的模式，但我又感到你有另一種鄉愁，也可以說是另一種眷戀。我一時也說不清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感，你有空談談嗎？

小梅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日夜

小梅：

你的畢業論文已接近尾聲，應一鼓作氣把它寫完，散文以後再好好寫。散文寫作雖如說話那麼自然，但畢竟蘊含著生命的激情。如果一麵進入理性邏輯，一麵又讓生命的

波浪翻卷不已，可能會太累。不過，你如果真的不吐不快，可以在周末給我寫信。書信也是散文，你這次寫給我的信就是一篇不錯的散文。

我很喜歡你在信中所說的一句話：散文可以表現我所熱愛的那一切。我的散文也是這樣。我用我的筆雕塑心靈，並展示我熱愛的那個世界。每個人、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熱愛的世界。你，妹妹，還有在我散文中常常提起的聶紺弩、馬思聰、傅雷等名字，就屬於我熱愛的那個世界。《百年孤獨》的作者，我們熟悉的大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名滿天下之後聽到各種讚辭，但隻有一九八一年法國總統密特朗說的一句話使他最為感動，以至使他禁不住熱淚盈眶。這句話就是：“你屬於我所熱愛的那個世界。”這是密特朗在愛麗舍宮頒發給馬爾克斯榮譽騎士勳章時說的，我一直記在心裏。每次想起這句話，我心中便會湧起不可抑製的情感。

我所熱愛的那個世界是什麼？它在哪裏？它是一個國度還是一個部落？它是黃花地還是百草園？它在此岸還是在彼岸？我既說不清也無法命名。也許老子的“名可名，非常名”，在此倒可為我辯解。你發現我在打破地理意義上的“鄉愁”模式之後仿佛又產生另一種鄉愁，另一種眷戀，這是真的。我的眷戀就是對於“我所熱愛的那個世界”的眷戀，我的鄉愁也正是對於“我所熱愛的那個世界”的沉思、鍾情與向往。這一令我時時縈繞心頭的世界，就是我的良知故鄉和情感故鄉，因此，我的依稀可覺的鄉愁，可說是一種良知的鄉愁和情感的鄉愁。說到這裏，你大約已經理解，我的“西尋故鄉”，尋找的正是“我所熱愛的那個世界”。

每個真的詩人作家，都會有一個他們所熱愛的世界。這個世界不屬於現實，不屬於公眾，它隻屬於自己。這是詩人作家自己構造的理想國即精神王國。這是人間的權勢、錢勢、氣勢不可侵犯的王國。這個世界是“空”的，因為它排除了現實的一切妄念和欲念，但正因為這樣，這個世界便騰出最廣闊的空間，可以容納你真心喜愛的一切，可以容納你的憧憬、向往、期待，可以容納你生命的本真。這是一個赤子之心可以縱情微笑、漫遊、言說的地方，是一個形而上思索可以展開自由雙翼的地方。人隻有現實體驗是不夠的，人還需要有神秘體驗，需要有夢境。我所熱愛的世界，也可以說就是夢境，但這種夢境，有自己的秩序、尺度和眼睛。我常用夢境中的眼睛看著你，把你看作和我一起從另一超驗世界來到地球上的小伴侶。除了你，還有許多其他的一些伴侶，即我精神上的友人、戀人與兄弟姐妹，他們不僅在中國，也不一定都呼吸在我看得見的地方。

但他們都屬於我所熱愛的那個世界。

你有幸從事文學，生活在精神深層之中。你一定也可以逐步構築一個屬於自己所熱愛的世界，把無價值的東西排除在這個世界之外。倘若尚未形成這個世界，你也可以先尋找你真摯熱愛的世界。例如我現在就非常清楚地知道今生今世自己最愛的世界是莎士比亞、曹雪芹、歌德、托爾斯泰創造的世界。他們的世界也屬於我——屬於我用整個心靈去體驗和領悟的美麗星空。如果你尋找到甚至已經構築了一個很美的、由衷熱愛的世界，你將找到永恒的幸福與靈感的源頭。

爸爸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論德謨克利特之井

爸爸：

來到馬裏蘭大學已兩個月了。這個學期我隻需要教兩門課，一門中國詩歌翻譯，一門中國現代文學史。其他時間我都用在讀書研究，繼續提高、豐富我的畢業論文，爭取早些完成我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最近我把第三章改完，心裏一陣輕鬆，並想到，時間真的太重要，有時間讓我沉下心來，好好讀書思考，就會有心得、有收獲。

在舊金山州立大學時，那裏的同事和學生都很好，我很喜歡他們，此刻也很想念他們，可惜每個學期要教四門課，天天忙於教學。我去舊金山前，夏誌清先生曾叮囑我要好好教書，他說將來桃李滿天下該多有意思。我個人也很喜歡教學，可能是繼承了媽媽的教學基因，從小就“好為人師”。我的學生們都很喜歡我，每個學期結束時，我都收到許多鮮花和禮物，真是蠻有成就感的。有幾位美國男學生還寄了卡片給我，上麵寫著：“老師，我們愛死你了。”真是有趣得很。不過，我發現，過於沉浸在教學中，整天

忙著備課、講課、批改作業，長此以往，可能一輩子要生活在文學常識的層麵，隻是輸出自己以往所學的常識，而沒有多少時間來接受新的知識。我有些恐慌，所以最後還是狠心選擇馬裏蘭大學。馬大屬於研究性大學，想在此拿到終身教職，不僅要教學好，更重要的是要有研究成果，所以這個地方除了時間多壓力也大。壓力可把人往深處推進，雖然苦些，但有好處。我生性懶惰，有壓力才好。

我的同一代人和比我年長十歲左右的大哥大姐們，有傑出者，但也有許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染上“破字當頭”的壞脾氣，或多或少都在自己身上留下紅衛兵“造反有理”的遺風。這種脾氣和遺風又形成一種古怪的文化性格，就是不願意坐下來做艱苦的建設性的研究，而想“一破定天下”，即靠打倒權威而“暴得大名”，結果愈“破”愈淺。這種“破字當頭”的策略能取得短期效應，但時代風氣一變，就不行了。我已警覺到這種策略的虛幻與危險。我不會走這種路。既然有幸贏得一個從容讀書思考的機會，就要從這種集體性格中走出來，避免時代病。隻是走出來之後應當走向何處，有時也會迷惘。不過，近日我已想清楚，應當一步一步走向深處。你說對嗎？

小梅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

小梅：

你選擇到馬裏蘭大學恐怕沒有錯，這不在於這個學校名聲大、“級別高”，我們不必有這種世俗的念頭，不必去爭此虛榮。重要的是在這種研究性大學的確可以贏得時間，真正的無形之寶與無價之寶就是時間。除了時間，壓力也是好的。把你推向深處的壓力，對於你這種懶人是絕對必須的。

中國人喜歡講“人往高處走”，這一世俗的觀念容易誤導人們往名利的階梯上作無休止的爬行。其實，作為學人，應當感興趣的是“人往深處走”。我一直用這句話勉勵自己。你往深處走的條件比我更好，環境、基礎、語言都可以幫助你。你能意識到時代病，感到須沉下心來，這是很要緊的。沉下去，才擁有大海。這種“深處意識”將使你受益無窮。

說到這裏，我想起“德謨克利特之井”這個意象。你知道，德謨克利特（約公元前

四六〇—公元前三七〇年）是古希臘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原子說的創始人之一，其著作達七十三種，可惜隻留下少數的一些片斷。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事實真相在井底”。因有這句名言，人們後來就把儲藏秘密、儲藏真理的深處稱為“德謨克利特之井”。我們應當走向德謨克利特之井。

不知道你喜歡不喜歡愛倫·坡的小說。他就用過德謨克利特之井這個意象。他寫的短篇《幽會》裏說過一句話：“寶藏隻會在深淵裏。”這句話我讀過便忘不了，現在雖已爛熟於心，但從未失去它的新鮮感。記得《幽會》裏曾描寫道：有許多強壯的遊泳者跳入水中，尋找他們想找的寶藏。但是，他們不敢進入深淵，所以尋找也隻能是“徒勞”。我們做學問，正是以尋找精神寶藏為職業的人，可是，這寶藏在浮淺的表麵是找不到的，這就決定了我們一生必須不畏艱辛地工作，不怕勞苦地往深處下沉。任何捷徑都是表層之路，它不可能通向深淵。你今年三十一歲，徹底打掉心存僥幸的念頭，下決心一輩子往深淵靠近，這將形成你的一種境界與抱負。

猶太人有句諺語：“不要靠近深淵。”我不喜歡這種太聰明的告誡。在《獨語天涯》中，我特寫了一小節隨想錄批評這一格言。我喜歡的是馬克思的“科學的門口如同地獄門口”的話，從事科學就不怕有墮入地獄、墮入深淵的危險。科學上有成就的人都是敢於獻身於科學的人，即抱著“我不入地獄誰來入”、“我不靠近深淵誰靠近”的決心與信念從事自己的事業。最後贏得“寶藏”的人都是這些獻身者。走入德謨克利特井底去發現真理的人，也正是這些獻身者。

在《幽會》這篇小說的前邊，引述了小說敘述者奇切斯特教區主教亨利·金在其妻子的葬禮上所說的一句話：“為我待在那裏！我一定會在那空穀裏同你相會。”這個“你”，我們不妨把它設想為獨居在德謨克利特深井裏和其他深淵中的“真理”，我們也應當對它呼喚：請你待在那裏，我一定在深淵中與你相會。

爸爸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

論大器存於海底

爸爸：

你來信中贈給我“德謨克利特之井”這一意象，真是好禮物。昨天晚上想了好久，覺得記住這一意象，對我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人其實很容易變成“浮遊生物”，老是在江湖的表層漂動。你那天問我，人是“少年得誌”好還是“晚成大器”好，我一時竟答不出來，因為心裏雖然明白晚成大器好，但總有及早成名的念頭在心底作祟，便猶豫起來。昨晚我至少想清了一點，就是知道“少年得誌”可能帶來一種危險，即會變成“浮遊生物”。一旦得誌，便會滿足於表麵的名聲，生活在虛幻中，不容易深下去。這才記起你以前提醒我的錢鍾書先生說的那句話：“大器從來晚成。”（《錢鍾書散文選》）他的意思是說大器晚成才是學者生長的規律，不可在少年時就急於求成、陷入浮躁。昨天想起這句話時，便想到人間大器都在德謨克利特井底，或者說，大器都在海底。

悟出這個道理已不容易，而實行起來恐怕百倍千倍的不容易。錢先生不僅知道這一道理，而且找到“管錐”這一深挖井底的辦法，幾十年如一日地深錐下去，不管世事如何變遷，憂患如何騷擾，就是不放手中之“管”，一直往深處探索。這種精神要學到就很難，我擔心自己將來會讓你和媽媽失望。如果失望，要究其原因，恐怕就是我缺少管錐不止的韌性，不過，此時既然有這點自知之明，我當然會盡可能努力。

除了必須戰勝自己的懶性之外，還得戰勝虛榮心，這一點也是昨晚想到的。今天早晨，我把這一醒悟告訴黃剛，他說：這太對了，你昨晚的思考真有成果。確乎如此，我想到，在井底海底是寂寞的，井底海底的默默行走誰看得見，誰給你鮮花與掌聲？當同齡人已在商場上變成千萬、億萬富翁，在官場上變成塔尖明星，在文壇上變成風雲人物的時候，你卻還在井底海底一錐一錐地開鑿，人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以為你是傻子，

是笨伯，是呆鳥，連愛自己的親人與朋友都等得不耐煩，這種時候，倘若虛榮心未減，就難免要動搖。虛榮的欲望真的最難戰勝。能不怕寂寞、數十年不倦地研究深思，是需要心靈力量的。在美國，吃得不錯，也許體力還可支撐，但這種心力即意誌力與精神力是否足夠，我卻不敢打保票。

謝謝你，爸爸，從今天起，“德謨克利特之井”的意象將會常常讓我想起。

小梅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小梅：

接到你的信，真使我高興。你醒悟到的道理，對於你未來是多麼重要！沉下去，管錐下去，你雖寂寞，但一定會有大快樂。

你的信還使我想到應當尋找一下“德謨克利特之井”的形式和內涵。在喧囂的大街和欲望沸騰的社會中固然找不到“德謨克利特之井”，在校園與講壇上，“德謨克利特之井”也未必就會自動向你展現。恐怕每個作家與詩人都應當自己去尋找、去發現。陶淵明在人們羨慕的官場中發現人生的迷途，那是一片精神的荒原，於是，他回到茅屋農舍中，在那裏發現生活，也發現了“德謨克利特之井”。這個井，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無限之美和無限詩意。就從這裏挖掘下去，沉下去，這裏有一個美麗的大海，人們視而不見的大海。但丁找到的“德謨克利特之井”則是那個一層又一層的地獄，地獄的門上寫著：“你們走進來的，把一切希望拋在後頭吧。”門內便是地獄的深淵，這是人性惡的深淵，是罪孽的深淵。但丁通過對地獄的描述把人的靈魂一層一層地剝開，剝得如此深邃與令人驚心動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的“德謨克利特之井”，該是他的“地下室”，這是一個異常寂寞的地方，但就從這個地方出發，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步一步地向靈魂的深處挺進。在人類的文學史上，很難找到第二個作家像他這樣深刻地剖析人們的靈魂。靈魂也是個大海，人的全部豐富、複雜與精彩就在這個海底。《卡拉瑪佐夫兄弟》展現的正是這一大海的奇觀。我所以要談文學的懺悔意識，正是希望自己不要當一個社會表層的法官或審判者，而應當以罪人的身份潛入人類靈魂的海底，在那裏發現汙濁中的清白、清白中的汙濁，即發現靈魂的雙音與複調。我寫《性格組合論》，也是為了使文學

邁入人性的深海與靈魂的深海。

對於我國的文學，最值得我們驕傲又最值得我們學習的是《紅樓夢》，曹雪芹是一個偉大的人性論者。他找到的“德謨克利特之井”是人的真性情，是情感的深井與大海。而引導人們在大海中航行的，不是中國人所崇尚的聖書典籍，而是那些未嫁的少女，是林黛玉、晴雯、尤三姐等未被世俗塵埃所汙染的女神。在曹雪芹眼中，少女便是天地精英，便是本來就存在於天地間的大自然。世上最有價值的，就是這些美麗的、拒絕名韁利鎖的生命自然，她們的天性是一個被曙光所照射的原始海洋與原始宇宙。在海洋的深處與宇宙的深處，站立著她們洞察人間全部齷齪的眼睛與性靈。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開掘的是精神的深度，那麼可以說，曹雪芹開掘的是性情的深度。他們兩人都是在大海之底行進並擁有大海之美的先驅者。

爸爸

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日

論人生分期

爸爸：

昨天收到你的生日賀卡，謝謝你。在三十歲的時候，我通過博士資格考試並找到工作，這也可以算是三十而立了。你在賀卡中寫道：“你三十而立，乃是自立而非他立，此後的人生也應是自立的人生，仰仗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走下去。”

在這個生活的江津渡口上，我想到人的生命分期和一些思想家的說法。首先自然是想到大家都知道的孔子的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耳順如此之難，我尚不能理解，隻是偶爾也覺得自己聽起讚揚話心裏就美滋滋，而一聽到批評話就不高興。這恐怕也可證明自己現在還遠離耳順。你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尼采把

人生分為“駱駝階段、獅子階段、嬰兒階段”，我也注意到了。對這三個階段，可以用存在主義的哲學語言闡釋一大篇，但我還是簡單地想到自己已經結束了駱駝階段，該進入獅子階段了，該結束學生生活進入另一場拚搏了。人生的創造期，應當在這個階段。駱駝是堅忍的象征，獅子卻是力量的象征。我意識到這個階段，更需要力量，更需要探索、嚐試、奮鬥的活力。我是一個女性，這種活力當然完全是內在的精神創造力，而不是外在的那種叱吒風雲的樣子。我可能永遠當不了那種從內到外都像獅子的“強者”。去年你讓我讀幾本洛夫先生的詩，我讀了之後注意到他用“石、火、雪”三個大意象來概述人的曆史。世界本來沒有人，就像賈寶玉原來隻是一塊頑石，但是經過無數年代的進化，石頭有了靈性，終於變成人。人在世界上站立起來之後，最重要的是發現火，自己的生命也像火一樣燃燒。燃燒過後，生命冷卻，像雪一樣飄落並化入大地，歸於“石室”即墓地。任洪淵叔叔在《洛夫的詩與現代創世紀的悲劇》論文中對此作了精彩的闡釋，他說：“如果換一種體驗方式，我們也可以把洛夫詩世界的‘石 / 血 / 雪’三原型，看作‘黑色 / 血色 / 白色’三原色。‘黑色’是無色無形無我無物的終極的空無。中間，瞬息即逝的，是有色、有形、有我、有物的‘血色’的生命。”我把這種對人的曆史的詩意概括帶入人生的思考，覺得自己正好要踏入有色、有形、有我、有物的“血色”生命創造時期，這個時期，生命是需要燃燒的，熱情是必要的。這點我總算是意識到了。

此時給你寫信，我又想到愛默生的分法。他說，人生可分為希臘時期、浪漫時期和反省時期。在愛默生的辭典裏，希臘就是人類的童年，指的是讀書成長即理性生長的時期。對於我來說，這個希臘時期實在太長了，它侵犯了我浪漫時期應當享受的許多快樂。按照他的劃分，我現在才真正進入浪漫時期。愛默生為什麼用“浪漫”來概括人生的主要階段，我開始覺得奇怪。後來才慢慢悟到這是一個從本本中跳出，開始用生命大自然即靈魂的活力自由探索的時期。沒有框框，沒有拘束，沒有偏見，敢想敢說敢寫，自由地創造，自由地表達，這也可以說是浪漫。而且這才是大浪漫。談點戀愛，發點傷感，敘點悲歡，這隻是小浪漫。中國當代文學中似乎小浪漫太多，缺少莎士比亞、雨果似的大浪漫。缺少想象力、創造力，缺少天馬行空的大精神，就是缺少大浪漫。愛默生的分期法啟發了我：進入人生的中期階段，一麵要腳踏實地，一麵則要讓生命充分燃燒，始終保持靈魂的活力。

爸爸，你的浪漫時期似乎不夠長，在我的記憶中，你出國之後已進入了反省時期，

而且反省出許多果實。

小梅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小梅：

你一進入三十歲，就進入人生分期的形而上思索，這可以把眼光放遠一些。我也注意到你提及的孔子、尼采、愛默生、洛夫等人的思想，並覺得無論是哪一位，他們都有可啟迪我們的地方。愛默生的“希臘、浪漫、反省”三期，說得十分精彩。你把浪漫分解為大浪漫與小浪漫對我也很有啟發。其實，人類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品，如《伊利亞特》、《奧德賽》、《神曲》、《羅密歐與朱麗葉》、《浮士德》、《唐璜》、《堂·吉訶德》、《安娜·卡列尼娜》、《卡拉瑪佐夫兄弟》、《尤利西斯》、《洛麗塔》哪一部不是大浪漫？我國的《紅樓夢》也是大浪漫，大浪漫中有大真實、大性情、大關懷，這才能成其偉大作品。有些作家以為小說中加點“性作料”，放點做愛場麵，便是浪漫主義，其實這是小浪漫。人的抱負、理想、雄心、夢，也往往包含著大浪漫。世界大同的理想，也是一種大浪漫。即便是學問家，他們企圖為天地立心，為曆史立魂，也是大浪漫，雖然做不到，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就是一種大精神。莊子的扶搖直上九萬裏，也是大浪漫。人進入社會拚搏，有點這種鯤鵬之誌才好，即使立誌做生意，也要如鯤鵬去當個企業家，別隻想當小商小販。人的心理的確不可太庸俗、太猥瑣、太勢利。愛默生用浪漫來概括人生主要階段的內容，說明他心思不凡，想得浩浩蕩蕩。

浪漫的對立麵其實不是現實，而是世故與勢利。世故的人，失去對人類的信賴，也失去生命的激情，並不幸福。世故者當然也聰明，可惜往往隻有精明而無大智慧。對於孔夫子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曾受其鼓舞，但對“五十而知天命”，則始終懷疑。我覺得天命永遠不可知。好學的人，愈是追求知識，愈是感到宇宙的難知，天命的難知。倘若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天命，人也容易變得世故。我寧可承認自己的無知，要不斷嚐試，不斷叩問，不斷冒險，這也許也可算作浪漫。

浪漫之後確實需要反省，這一點尼采想不到，或者是根本就拒絕反省。然而，他認為人最後要回到嬰兒狀態，卻是極為精彩的思想，我們不妨把這種回歸視為廣義上的反

省。愛默生的三階段其實是不夠完整的，如果他能在反省階段之後再補充一個“二度希臘時代”就更好。反省可使人深化對世界的認識，反省之後頭腦一定會更清醒，對人生一定會看得更透。但是，如果不能在具有洞察力與穿透力之後返回孩子狀態，那麼，他可能就會變得過於冷漠、冷峻。我常和朋友開玩笑說，倘若看穿世界之後而不回歸嬰兒，他就會成精成妖成怪，渾身冷颼颼，絕不可愛。我認為張愛玲最後就回不到孩子狀態，她並未“成精”，但太冷了，這顯然影響她晚年的成就，其實，隻有回到孩子狀態，生命能量才能充分釋放出來。洛夫先生的“石、火、雪”三意象與三階段，也很精彩。而雪的象征意蘊是“空無”。空無不是消沉、頹廢，而是放下一切功利的寧靜，是對現存之“有”和“色”的叩問與告別。隻有赤子，才能悟到空，才能悟到無。像葛朗台那樣的錢癡錢迷，像朱元璋那種極權帝王，他們到死亡前夕的最後一刻都想緊緊抓住黃金與皇冠，怎能悟到空無。所以，雪既是空無的象征，也是赤子情懷的象征。洛夫晚年所作的《走向王維》的詩寫道：“……前些日子，有人問起：你哪首詩最具禪機？ / 你閑閑答曰： / 不就是從《積雨輞川莊作》第三句中 / 漠漠飛去的 / 那隻白鷺 ”人走到最後時節，能像一隻漠漠飛去的白鷺，這是隻有赤子才能贏得的幸運。

如果我們對“浪漫”有另一境界的理解，那麼，第二人生時期除了讀書研究之外，還應當好好看看世界。康·帕烏斯托夫斯基在他的散文中曾提到波斯詩人薩迪把人的一生分為這樣的三段。這位詩人與尼采所主張的人應“及時而死”（最好的四十歲就死）相反，他主張活到九十歲以上。倘若活到九十，那麼，第一個三十年應當獲得知識，第二個三十年應當漫遊天下，最後三十年才從事創作，以便把自己“心靈的壓模”留給子孫後代。能否活到九十歲先不討論，但薩迪把“漫遊天下”看得如此重要，對我們應當有所啟迪。你對創作躍躍欲試時，我所以並不熱心支持，心裏就想到薩迪的話，覺得你雖然有了第一個三十年的完成，獲得了許多書本知識，但缺了“漫遊天下”這一大經曆。杜甫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道理與薩迪相通，你還不能算是“行萬裏路”。漫遊天下是讀天地間活的大書，用德裏達的話說，是“眼睛致命的張開”，即打開視野。視野一廣闊，人就全然不同，你在第一個三十年所學到的知識也會奇怪地獲得生命。作家靈魂的活火全是在與“天下”的撞擊中才燃燒起來。八十年代我國文學中新崛起的作家，雖然第一時期讀書的時間不長，但他們上山下鄉，在底層社會滾打，也等於漫遊了半個天下，所以他們的作品，便有生氣。天才必須經過苦難的磨煉，才能放出光

澤。我這十年，命運把我帶到西方，又把我帶到亞洲、歐洲許多地方漫遊，生命能量贏得一次大釋放，這使我的內在生命真正伸延了，尤其是目光伸延了。我的“漂流手記”就是生命伸延後的“壓模”。當然，我們不必真的需要用三十年的時間專事漫遊，但生命曆經的第二階段需要擁抱天下則是無可爭議。擁抱之後，你生產出來的“心靈的壓模”才是堅實的。

爸爸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論快樂的巔峰

爸爸：

最近我和幾位朋友聚會，大家都談起你，他們說，在海外漂流的知識分子中，你的心靈狀態是最好的。要是用世俗的眼睛來看，你丟失的東西是最多的，但你並不在乎。你從“山頂”掉入“穀底”，但你依然在“穀底”裏思索，而且思索的鋒芒又從穀底射向山頂和山頂之外。你不是沒有孤獨與憂傷，但你又把這些孤獨與憂傷加以“玄化”，把“被孤獨所窒息”的感覺變成“占有孤獨”的感覺。你在形而下的層麵遭到挫折，卻在形而上的層麵上收獲這挫折，從挫折中領悟到更深刻的道理。因此，你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抓住這段豐富的人生旅程努力工作與寫作，一篇篇、一本本地問世，尤其可貴的是這些文字不卑不亢，不迎合、不媚俗、不自欺。你既對著自己的朋友、親人訴說，也對未來無數年月的知音訴說。該說的話就盡興地說，不願意說的話一句也不說，從而使你的天真猶如一束芬芳。我的幾位朋友都說，你的確是個心理上的強者。內心世界藏匿著非常堅韌的東西，隻是我們說不太清楚這種東西是什麼，是理想？是信仰？是性格？是氣質？是意誌？我好像缺少這個東西，要不，我怎麼老想偷懶？我雖然也熱愛我

們這一行，可我怎麼沒有你那種不斷工作的歡樂？你仿佛從不倦怠，奇怪。

作為你的女兒，我也想作為你的一個知音，至少是半個，即對上述問題能有所了解。這十年來，我們比在國內，相互交談的機會多了，但畢竟不住在一起，而且各忙各的，因此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談談你的“內心秘密”。將來有一天，我要來“解構”你的心靈狀態，也許抓不住要領，你會感到失望，所以今天，我把我們幾位朋友交談的信息告訴你，請你給我一個回應。

小梅

一九九七年八月五日

小梅：

讀了你的信，知道你和你的幾位朋友對我的評論，十分高興。我並不是喜歡人家捧場的人，但是中肯、準確的描述，我是高興的。例如你說我是個心理的強者，應當說是準確的。有人說，你們這一代大陸的知識分子，經過政治運動和勞動改造的千錘百煉，神經自然是堅韌的。其實未必。勞動場所，政治場所，包括牛棚、牢房等，並非注定會養育堅強的心理，這些場所也可能粉碎人的意誌。集中營的效應是雙重的，從集中營走出來的人，有的堅強得像鋼鐵，有的則從此失去人格的勇氣。關鍵還是在於自身。作為一個寫作者，經曆過苦難也不一定就能寫出好作品。有經曆，還要有感覺，而且感覺是關鍵。把苦難反映到文字中來並非就是文學，但是，如果能夠從多種視角來審視苦難，並能對苦難進行形而上思索，就很有意思，這些苦難經曆就可以化作無盡的思想與情感的資源。

在海外這十年，我的確很少怨天尤人，相反，我常常對“天”與“人”心存感激。經曆過一次瀕臨死亡的體驗，我對這個世界更加依戀。此次大體驗，猶如一次雷霆的震撼，讓我“驚醒”，而“醒”的內涵竟是如此簡單：這個地球，是宇宙中最美的所在，是蓄滿鮮花、青草、森林、河流的土地，我以前把它忽略了。因為太忙，眼睛難以從書本移向書外更加遼闊的天空與大地。如果那一年死了，我給另一世界帶去的印象就太偏窄了，而對這一世界的認識也太膚淺了。總之，那次大體驗之後，總的結果是讓我更加熱愛生活。一個熱愛生活的人也會遇到生活的各種挑釁，但他不會因此而埋怨生活。

這個世紀科學技術發展得太快，快得使我們缺少時間對現狀進行思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迅猛發展，市場席卷一切。中國現在也是如此。物質潮流的洶湧澎湃帶來精神的萎縮，這是一個事實。在這種時代空氣之下，道德是一個被普遍嘲笑的對象。在中國文學界，以往又以道德法庭代替審美法庭，一些偽道德的說教敗壞了人們的胃口，這樣，一講起道德就更加被嘲笑。在探討曆史、社會問題時，確實不能以倫理主義取代曆史主義，確實不能以道德評價取代曆史評價，這一點我和李澤厚的對話錄裏已講得很多。但是，當我們在談論個體人生的時候，我們是不能不把道德視為最重要的精神本體的。你是我的女兒，我不能不用徹底的語言告訴你：道德不僅決定著你的成就，而且還將決定你的這一生是否擁有深厚的、真正的幸福。在海外十年，我的一切快樂的源泉都是來自內心反潮流的道德感。我覺得我所做的一切都問心無愧，我覺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沒有違背良善的本性，於是，我便贏得坦然，贏得自在，贏得說話的理直氣壯。康德把地上的道德律與天上的星辰相提並論，這是一個偉大哲學家對宇宙、曆史、人生最重要的感悟。這一感悟給我的啟迪不是逼使我寫出《論文學的主體性》，而是讓我知道，什麼才是人生的精彩，什麼才是幸福取之不盡的源泉。

十幾年前，我在閱讀康德與寫作《論文學的主體性》時，又很榮幸地讀到一部讓我永世難忘的好書，這就是英國學者威廉·葛德文所著的《政治正義論》。這本書使我把從小就開始的一種追求變成自覺。十幾年前，我和你一樣，覺得自己內心有一種特別的東西，這種東西使我的生命老是燃燒著，光明的部分總是壓倒黑暗的部分。無論經曆怎樣的困難、不幸和苦痛，總是能感悟到生的價值與生的愉快。生活中一麵熱烈地愛戀著，一麵也憎惡著，無論如何總是不能與品行卑劣的人沆瀣一氣或為虎作倀。你說這是什麼原因？是性格原因還是命運原因？我也不清楚。但讀了這本書之後，其主題告訴我，那是因為你有一種天生的對於善良道德的熱愛和傾慕。這一點決定了你是一個幸福的人，即使陷入劫難之中也不會失去驕傲與快樂。這本書的一些啟悟性論述的語言至今還一直在鼓舞著我。我隨手引述幾段給你看看。威廉·葛德文說：“道德是人類最好的天賦。”“隻有道德是配得上被看作是導向真正的幸福的，導向最實在、最持久的幸福。”“個人愉快的持久程度、情操的優美程度，是同他的道德成正比例的。”“善心是一個永不枯竭的源泉……豐碩的成就肯定在某種程度上是同磊落的節操相聯係的。”“在思想中經常充滿莊嚴的想法的人，不太可能墮落到甘心去追求為一大部分人類所熱衷的那些低級的事

情。”

《政治正義論》第一卷第四篇《見解在社會和個人中間的作用》分析了世間幾類被視為幸福的人，這些人包括擁有財富過著豪奢生活的人、擁有風雅過著“瀟灑”生活的人，但是，隻會享受的人並非是真正快樂的人。真正的快樂是一種被善所推動的公正無私的快樂。他說：“完成過一件寬仁厚愛的行為的人知道：沒有一種肉體的或精神上的感覺能夠同這個相比。為了整個民族受益而鬥爭的人超越了機械的交易和交換的觀念，他們不要求感激。看到他們得到好處，或者相信他們將要得到好處，是他自己的獎賞。他登上了人類快樂的高峰——公正無私的快樂。他享受人類所有的一切的善以及他所看到為他們保留的一切可能的善。沒有人像忘記個人利益的人那樣真正增進了他自己的利益。沒有像隻考慮別人的快樂的人那樣收獲到如此豐饒的快樂。”

我所以不厭其煩地引述這部著作中的話，是想讓你知道，為什麼我漂流海外之後仍然享有豐饒的快樂。你一定會相信，當我在自由表達對人類的信賴和為苦難的靈魂申訴的時候，我的確走上了人類快樂的巔峰。當我的心靈無所欺瞞、無所顧忌、無所算計的時候，我才真正明白“幸福”二字。引述威廉·葛德文的話，不僅為了我，也為了你，我希望你永久地擁有幸福，常常生活在幸福的巔峰中。物質享受與顯示風雅，對你來說太容易了，但常常生活在高境界的快樂中卻不容易，進入這一境界的人是需要艱苦跋涉與心靈洗禮的。這些人要有偉大的同情心，而且要有記憶，他們不會忘記天底下到處都有惡意、冷酷與殘暴，這個住著各種生物的地球到處都有邪惡，對地球的依戀是不能放棄與這些邪惡進行抗爭的。然而，抗爭中不是擴大仇恨，而是以悲憫去化解仇恨。

爸爸

一九九七年八月八日

論性格的詩意

爸爸：

你對人的性格似乎很敏感，常聽你說“性格導致命運”。你認為歌德說“性格決定命運”可能說得太重、太絕對，還是用“導致”準確一些。我也朦朧地覺得性格確實可以導致命運。你還研究過文學中的人物性格，寫了《性格組合論》，你是不是覺得在創作中也應當注意性格與命運的因果關係？

有些叔叔跟我開玩笑，說爸爸你偏愛妹妹。其實，你對我們倆都一樣愛，即使有些偏，我也能理解。妹妹小我十歲，總得給予更多的關懷，隻是你和媽媽別把她寵壞了。妹妹的性格和我的性格不太相同，她似乎更浪漫一些，更愛“玩”，但她天真、爽朗，不知計較，的確是非常可愛的。我似乎更執著一些，也許我小時候吃過苦，所以也實際一些。我喜歡把房子收拾得幹幹淨淨，即你所說的“有板有眼”，這是和浪漫不同的理性，當教師，是需要理性的。理性之中，有時便太嚴正，好批評，“好為人師”。不過，我覺得自己又很脆弱，批評別人可以，讓別人批評就不舒服，心理承受力很差。隻是我不會記恨而已。妹妹恐怕也是如此，我一批評多了，她就反感。當然，對少年和孩子，還是要多激揚其優秀之處。我對學生倒注意了這一點。

我和朋友、同學相處得相當好，老師對我都很好，一個真誠的朋友圈子、師長圈子使我感到這個家庭之外的人間很不錯。這其實也是命運。能生活在人際的溫帶中，而不是生活在酷冷酷熱的寒帶與熱帶中，這就是幸福。而這種幸運似乎也與性格有關。盡管我沒有妹妹那麼多的熱情，但對朋友還是真誠的，他們比我強時，我不嫉妒，他們比我“差”時我不覺得“差”。強與弱，成功與失敗，常有世俗的尺度，如果超越了世俗的目光，如你常說的，看人最要緊的是看其心靈狀態，那麼，失敗者與弱者，心靈常常比成功者與強者更美。許多成功的“大人物”都很卑劣，而許多失敗的“小人物”都很高

貴，不過，這裏也包含著對“性格決定命運”這一論斷的質疑。有的女子性格很健康可愛，本該有幸福的命運，卻偏受冷漠、打擊，非常悲慘，《紅樓夢》中的晴雯就是這樣的人。她的性格多麼真純，但是，邪惡的環境容不了這種真純。壞環境吃掉好性格的例子很多，因此，說“性格導致命運”，似乎又需要有個“正常環境”的前提，也就是說，惡劣的環境不能強大到壓倒一切，以致性格完全無能為力。當然，性格也可反抗環境，但環境一旦強大到如泰山壓頂，這種反抗也就無能為力。晴雯不是不反抗，而是黑暗太龐大。這樣想，你覺得對嗎？

小梅

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

小梅：

要說清性格與命運的關係，可能需要寫一本書，至少需要一篇論文，這兩者的關係，並不是那麼簡單的直線因果關係，這其中也有你所說的環境因素以及你未提到的時間因素（機緣等）。所以我不願意搬用歌德的決定論，但又接受歌德的提醒，把性格視為導致命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體因素。所謂性格悲劇，就是性格導致命運的悲劇。《哈姆雷特》、《奧賽羅》、《麥克白》、《李爾王》都是性格的悲劇。在這些悲劇中，我們看到悲劇主角的性格衝突，也看到這種衝突（特別是衝突中的性格弱項）怎樣導致他們的命運。我的《性格組合論》，強調的是對於文學中的人物性格，不可“本質主義”地用好、壞、善、惡去概括。一旦本質化就會簡單化。性格總是包含著衝突、對立，包含著悖論。絕對壞（或說絕對惡）的性格不能構成性格悲劇，麥克白暗殺信賴自己的國王，背信棄義，但莎士比亞並未把他寫成絕對的壞人，他的性格充滿矛盾。其性格方向中的二律背反，才構成精彩的悲劇。黑格爾的《美學》一書，其中論及悲劇時就講到這一點，值得認真讀讀。（朱光潛先生翻譯的文字極好，讀起來像讀散文。）悲劇主角在性格衝突中最後必須作一選擇，這種選擇便導致命運。選擇得太久、太猶豫，如哈姆雷特，也導致命運。極其豐富的性格導致極為曲折的命運，文學如果能展示這種過程，就會顯得十分精彩。

今天，我不想和你多談美學，而想和你談談現實性格。你所描述的自己和妹妹的性

格都是準確的。我不太承認自己的“偏愛”。愛有不同形式，我對你的愛與對你妹妹的愛，其形式有點不同。為了推動你成為學者，自然要嚴一些。不過，我得承認，我很喜歡你妹妹的性格，這是一種非常健康、非常美麗的性格。每次想到你和妹妹，我就會想到性格的詩意。你那種看淡名利、無嫉無猜、看到朋友比你強而不嫉妒的性格就有詩意。而你妹妹，至少是青春時期的妹妹，其性格更明顯地富有詩意。曹雪芹說少女屬於水世界，從妹妹身上，你便可確信這一點。她的性格的詩意就是她的清泉般的天真，這是真正的無猜無嫉無爭無垢的天真。在很小的時候，她就不許我們說半句奶奶的缺點，是奶奶的絕對“保皇黨”，長大之後，她的這種情緒又移向她的同學、朋友、老師，她絕對不許我們說他們的缺點。在她的絕對裏，有一種對人類的絕對信賴。她的成績那麼優異，但絕對不會瞧不起成績差的同學，有一次我取笑她的一位兩科不及格的同學，她就不高興，說：“你也不看看她家裏多窮，回家還得抱弟弟。”她對待什麼都很真，在美國的籃球比賽中，完全站在邁克爾·喬丹一邊。有次喬丹被打敗，她受不了，跑到房裏哭。她的這種淚水真會柔化許多頑石鐵石。林黛玉的眼淚就柔化了賈寶玉這塊頑石，所以他沒有陷入濁泥世界之中。林黛玉的眼淚便是詩。

我們不能要求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性格都有詩意。然而，一部大作品中應當塑造某些富有詩意的性格。莎士比亞、曹雪芹和托爾斯泰筆下的人物，其性格帶有詩意的很多。這種詩意的性格很難描述，不像故事那麼容易複述。然而，詩意性格可以感受到，我們可以感受到林黛玉性格的詩意，但很難感受到《金瓶梅》中潘金蓮性格的詩意。不過，文學作品中許多塑造得很成功的形象，其性格並無詩意，像薛蟠、賈璉、賈雨村等，就一點詩意也沒有，但不能說寫得不成功。他的成功，或者說他的詩意是在作者對他的諷刺或幽默的筆調上。薛寶釵就其人物性格，也刻畫得十分精彩成功，對她的描寫也富有詩意，但她的性格不是真正具有詩意的性格。她太世故，太練達，似真人，又似假人。世故是天真的大敵。世故會毀滅天真和毀滅性格的詩意。人一旦進入官場、商場、名利場，性格的詩意就會蕩然無存。在政治場合中，政客的性格沒有詩意，但富有原創性的政治家性格則富有詩意，華盛頓、傑弗遜、林肯以及甘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都有詩意。拿破侖的性格也很有詩意，他帶著《少年維特之煩惱》上戰場，把戰爭看得像文學，不太在乎成敗，就很有詩意。薛寶釵當然不是處於官場、商場，但她處於爭奪地位的關係中，因太會做人也失去了天真。

性格的詩意與天真密切相關，但詩意的性格不僅僅表現在天真上。有些非天真的雄偉性格、崇高性格、剛毅性格，也很有詩意。像愷撒、唐太宗、彼得大帝都很有詩意。這是一種力的詩意，如同獅虎鷹鷲，屬於壯美的詩意。雄偉的性格，包含著很高的智慧，但這種智慧不是心機。心機沒有詩意。在中國近代人物中，就其性格而言，我除了特別喜歡王國維之外，還比較喜歡梁啟超與章太炎，這兩人都敢於直言，敢說該說的話，很有智慧，但沒有心機。尤其是章太炎，學問很大，政治資格也老，但常常像孩子，他痛罵稱帝的袁世凱，袁世凱也拿他沒有什麼辦法。袁世凱與章太炎的關係，是一個毫無詩意的野心家與一個富有詩意的學者的戲劇。隻要是頭腦與人性健康的人都隻會愛章太炎而不會愛袁世凱。

爸爸

一九九五年九月五日

論慧根與善根

爸爸：

錢鍾書先生有一觀點，就是學士不如文人。他說“文人慧悟逾於學士窮研”。類似的觀念在《管錐編》一再出現。這才使我想到許多詩人作家確實比學者聰明。

我很喜歡“慧悟”二字。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所說的“妙悟”，我也喜歡。但慧悟卻使我知道妙悟並非憑空而來，它需要有智慧的助力。你在《散文與悟道》一文中說，寫一篇散文總是先有所悟才下筆。有所悟，便有所得。所得的便是思想或者說是屬於你自己特殊的情思。藝術發現恐怕就在這瞬間的頓悟之中。

不過，籠統說學士不如作家似乎也不妥。錢先生所說的學士，是指中國傳統的經士、注家、學究，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思想家、哲學家、史學家這類學者。這類學者

的大慧悟常常會“驚天動地”。柏拉圖、尼采、康德、馬克思等，就可說是驚天動地。學者之中，有的是學大於識，有的則是識大於學。有的則是學識兼備。飽覽詩書之後，如果未能慧悟，恐怕就難以有識。像我這種所謂“博士”，多半隻是如錢先生所說的“窮研”與“學究”，將來也隻能算是個“書櫥”。天底下努力讀書的人處處都能找到，但真正具有“詩識”、“文識”、“史識”、“器識”的人卻很少。尼采的許多思想觀念，我並不讚成；但讀他的書，卻不能不承認他才華過人，思想的激浪一直追拍著你。而這位洋溢著識見的思想家，並不是一個向書本討生活的人，他甚至主張要丟開書本。他的學說主要是靠慧悟。我當然不可能走尼采這種路，但我非常羨慕他的慧悟能力。所謂天才，恐怕就是一種具有高度慧悟能力的人。

小梅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

小梅：

“慧悟”一詞確實可以讓我們想得很多。你說得對，“頓悟”、“妙悟”背後得有智慧的助力。有知識不一定能悟，知識變成力量也不一定能悟，知識隻有升華為智慧才能算是悟。知識與智慧是不同的，知識隻有當它融入生命並化作對生命的一種觀照能力時，它才會變成智慧。因此，智慧總是與內在生命和內在視野有關，知識則未必。

因為你提起“慧悟”，我便想到“慧根”。“慧根”與“慧悟”都是佛學的術語。我是佛學的門外漢，但對佛學中的“慧根”、“善根”這兩個概念非常喜愛，當八十年代我國作家在“尋根”的時候，我暗自也在尋根，但尋找的是自己身上的慧根與善根，覺得可以去發現和培育這兩種根蒂。除了在自己身上尋找、發現與培育之外，還可以在書本、朋友以及社會中尋找。具有慧根和具有善根的人都可以作為朋友，兩者兼得的則可以建立很深的友情。我相信你有善根，你總是對人抱有信賴，不會算計，不知嫉妒，不會看輕比你弱的人，也不會嫉妒比你強的人，做錯了事會感到不安，這正是善根在起作用。在我心目中，善根是蒼天的偉大賜予，它是真正的無價之寶。人世間的誠實、正直、善良、仁厚、慈悲、同情心、獻身精神及各種類型的偉大情懷，都是善根所生。善根紮在生命的最深處。人類史上的大師，他們所創造的不朽的精神森林，都與其生命深

處埋藏著的善根有關。

大善不一定就是大智，但它能導致大智。他們以大悲憫的情懷感受世界，結果感悟到許多聰明人感悟不到的大真理，走到別人難以企及的精神境界。

你讀了整整二十五年書，算是掌握了一些專業知識，但這些知識，隻有當它轉化為觀照萬物萬有尤其是觀照人的生命才華，才有價值。所謂天才，就是把知識、感受轉化為大智慧和創造形式的特殊能力。而實現這種轉化全靠身心中的慧根。所謂慧悟，就是紮在生命深處的慧根在某一瞬間推動生命達到對宇宙萬物或社會人生的一種本真觀照和特殊發現。精神價值創造者的靈感、靈性、發明、創造、“筆下生花”等等，全都是慧根派生出來的。

慧根與善根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生長出來的，這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按照孟子“人之初性本善”的說法，人一生下來就有善根，但他沒有說人一生下來就有慧根。而按照基督教的“原罪說”，則認為人一生下來就有惡根，但它也沒有回答人生下來之後是否帶著慧根。我一直把這兩種說法視為一對悖論，確認人生下來均有微弱的善根，也確認有微弱的慧根。在做這種形而上的假設之後，我覺得重要的是對善根與慧根的開拓與培育，沒有培育，這兩種根都不可能壯大。微弱的善根與慧根沒有意義。正是需要培育，所以我覺得“修煉”是必要的。修煉包括讀書、思索、反省、實踐等等。兩種根都需要苦汁與汗水的灌溉，我至今還想不出有用蜜糖水澆灌出來的強大的慧根。慧根與善根都沒有成熟之日，它的強大是沒有邊界的。

那麼，慧根與善根是生長在腦子裏還是心裏？我覺得主要是長在心裏。有人用腦子寫作，有人用心靈寫作。作家所以往往勝於學究，原因就在他們不僅用腦子，更重要的是用心靈。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都是用心靈寫作的人，他們完全不必頭腦化、學者化。如果學者化，上帝一定會發笑。

爸爸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論拒絕世故

爸爸：

在《今天》雜誌上讀到你的“童心說”，你寫道：“回歸童心，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凱旋”，“我的凱旋是對生命之真與世界之真的重新擁有。”這兩句話使我想得很多。

自己的父親把“回歸童心”當作人生最大的凱旋，而我總不能在年僅三十歲的時候就失去童心，就學習一套人生的技巧和策略，開始世故起來。從教我寫文章如何“起承轉合”起，二十幾年中你既是我的父親又是我的老師。黃剛有句話說得很對，他說：“你比我更幸運之處是你有一個父親作為你的心靈導師。”然而，許多人都不知道，你對我最大的影響，並非在“作文”，而是在做人。作文難，做人更難，但你不是刻意去做人，變成“很會做人”的人，而是向做假人的各種策略與技巧挑戰，即“向世故挑戰”。

我還想到，人生的凱旋最重要的應當是心靈的凱旋。你常對我說，不要太計較一時的得失、一時的成功與失敗，但對心靈的優劣要有敏感。由此我想到休謨所說的人性的高貴與卑劣的區分，是必須守住的一種心靈邊界。我偶爾也會感到一種心靈的勝利，例如當我看到同一輩朋友，當了作家贏得名聲，我也會在刹那間產生一種不健康的情感，心裏嘀咕說，這沒什麼了不起。但過後我卻反省，覺得這是一種人性劣質的表現，於是，又懷著欣喜和正常的心情去欣賞同輩朋友的成果。此時，我便覺得自己獲得一次心靈的勝利，是戰勝虛榮的勝利。我在這種勝利後，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快樂。

我把你的數十則“童心說”都仔細讀了，讀後我真的感到你獲得了心靈的勝利，你的回歸童心，意味著你放下世俗的許多精神重擔，意味著你撕毀社會逼迫你曾戴上的各種“麵具”和緊繃在你心中防範他人的“弦”與“堡壘”，意味著你放下往昔的是非恩怨隻麵對自己的良知和你感悟到的真理和光明。回歸童心，真的是一種大解脫與大自

由，我能想象你的內心具有怎樣的快樂，隻是我不知道用什麼語言來祝賀你。

小梅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日

小梅：

你能看到我的回歸童心的內涵，真使我非常高興。這說明你並沒有死讀書。你能夠看到天真與世故的對立，知道回歸童心之所以是人生的凱旋——心靈的勝利，乃是對世故的拒絕，這真使我高興。許多閱曆豐富的人，包括金錢上富有與知識上富有的人，最後都走入世故，被世故所征服，完全喪失赤子之心，我們能看到這點，然後盡量地保住正直與天真，便是一種勝利。許多偉大的思想家與作家，敢於向世故挑戰，所以到了晚年仍然像孩子一樣單純，這是很值得我們誠心誠意去學習的。我所以喜歡托爾斯泰，就是覺得他直到晚年，還像一個孩子，一點世故都沒有。他的出走，是孩子的行為語言，而不是老人的行為語言。是心的語言，而不是腦的語言。這種語言包含著他的全部天真。盡管是孩子的語言，它卻向世界宣告：我拒絕世故。每次想到托爾斯泰的“出走”，我都激動不已。

我在美國多年，可以說，相當喜歡美國人。這原因就是美國人較為天真，一般都沒有世故。美國文化從總體上說，沒有歐洲文化的深刻，也沒有中國文化的成熟，在許多方麵甚至讓我覺得相當膚淺。但是，美國文化的膚淺中有天真，沒有世故。他們甚至很看不起世故。一個人如果顯得事事洞明，很有心機，美國人是不喜歡結交為朋友的。因為沒有世故，所以就坦誠、直率、誠實，不說假話與敷衍的話，不會做“今天天氣哈哈哈”這種應付場麵的圓滑相，也因此，他們最憎恨撒謊，你一旦撒謊，他們就會認為你無價值。克林頓的白宮私情被揭露後，美國人不是不能原諒他的私情，而是不能原諒他的撒謊。克林頓是比較年輕的總統，美國人本來喜歡他具有較多的平民氣息而較少世故，而一旦撒謊，就暴露出內裏的世故來了。膚淺而有天真的文化是可愛的文化，膚淺而又世故的文化，則一定不可愛。我在大陸、香港、台灣，都看到一些膚淺而又世故的文化人，學識不多，卻擺出一副姿態，精明得很，我不喜歡這種人。

在《紅樓夢》中，我不喜歡薛寶釵、襲人這種人，並非像某些紅學家那樣，是因為她

們代表著封建思想傳統，而是因為她們太世故。尤其是薛寶釵，她有太多的生存技巧與做人技巧，所說的話往往不是從心靈中流出來的，而是從利害關係的考慮中說出來的，不像林黛玉那樣直抒胸臆，敢說敢罵敢於歌哭。她的真性情完全被世故所扼殺。在中國學術界中，有許多薛寶釵似的人物，非常聰明，但沒有天真與真性情。我也害怕與他們接觸，他們的世故大於學問，大於思想，和這種人在一起，很難交流由衷之言，很累又沒有意思。

你理解得很對，回歸童心，就是征服世故、戰勝世故。人的經驗、知識多，可能讓人變得很有智慧，也可能讓人變得非常世故，如同老狐狸。人首先需要擁抱知識，但擁抱之後，還得用生命去穿透知識、升華知識，讓知識變成活潑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知識當作資本，當作敲門磚，當作麵具；如果這樣，就會變得世故起來。拒絕世故，拒絕成為薛寶釵，這是我給你的贈言。

爸爸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論羅素的三激情

爸爸：

讀了你的《羅丹的啟迪》，我真的受到啟迪了。茨威格這個作家不僅才華洋溢，而且非常單純、謙虛，這種人格在現時的中國比較難以找到。生活中和文學生涯中還是要有自己的楷模，你竭力推崇的茨威格應當是我的一個楷模。你說過，有才華已很難，有才華而有思想就更難，而有才華有思想又有品格，三者兼而有之，就更是難上加難。茨威格大約就屬於這三者兼備的作家了。最後這一點的難處我沒有太多體驗，而且常常不太在意。

茨威格說，他從羅丹身上得到三點啟示：一是偉大人物的心地總是最好的，二是偉大人物的生活總是簡單儉樸的，三是偉大人物的工作總是聚精會神的。每一點說起來都

容易，但做起來很難。例如說，心地要好，就得對比自己強的人不嫉妒，對比自己弱的人不擺架子，對自己犯下的過錯和欠下的心債要有負疚感，對弱者與殘疾人要有同情心等等，這都不是很容易的。心地肉眼看不見，但能感覺到。不可視的東西往往更重要。聚精會神也不容易，尤其是踏入社會之後更不容易。我剛剛踏入社會，總覺得社會在與我搶時間，各種關係都讓你難以精神集中。除了社會，自己的意誌薄弱也是個原因，我總是經不起誘惑，放不下許多瑣事。前些時，我對自己這種缺點有所警惕，特把加繆的一句話寫在桌邊的筆記本上，加繆說：

心的貞潔——不要讓你的欲望四溢，不要讓你的思想四散。（《加繆劄記》）

小梅

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

小梅：

那天我告訴你茨威格關於羅丹的三點啟迪，是想告訴你，你要注意采集世上一些最美好的情思以造就你自己。你真的留心了，而且有所領悟，這很使我高興。人活在世上本就不容易，倘若要活得更像人樣，要使人生有些光輝，就更不容易。曾國藩的“八本”，茨威格的三點啟迪，都能幫助我們努力做好一個人。當然，每一個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我們不必機械地理解，而應對其精髓進行吸收。也正是從這一意思出發，我還要你注意一下羅素的三種激情。羅素說：“三種單純然而極其強烈的激情支配著我的一生，那就是對於愛情的渴望，對於知識的尋求，以及對於人類苦難痛徹肺腑的憐憫。”他解釋說，他所以追求愛情是為了減輕孤獨，“還因為愛的結合使我在一種神秘的縮影中提前看到了聖者和詩人曾經想象過的天堂”。而他又以追求愛情“同樣的熱情”追求知識，因為“我想理解人類的心靈。我想了解星辰為何燦爛。我還試圖弄懂畢達哥拉斯學說的力量，是這種力量使我在無常之上高居主宰地位”。最使我感動的是他的第三種激情，這就是同情弱者的人道激情。他說：“愛情和知識隻要存在，總是向上導往天堂。但是，憐憫又總是把我帶回人間。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響、回蕩。孩子們受饑荒煎熬，無辜的被壓迫折磨，孤弱無助的老人在自己眼中變成可惡的累贅，以及世

上觸目皆是的孤獨、貧困和痛苦——這些都是反對人類應該過的生活。”

我所以要把羅素的這一思想告訴你，是因為我覺得這三者的結合是完整的生命激情，是一個真正的人的生命組合。許多人的人生有婚姻但未必有愛的激情，且這種激情畢竟比較容易，僅有這種激情的人生有快樂但未必精彩，也未必有大幸福。具有大幸福的人應當對於知識和對於弱者投以生命的激情。愈來愈多的人正在把知識當作商品當作獵取名利的手段，並未把追求知識化作一種生命的激情。如果我們與這種半學人半商人區別開來，而在追求知識中把生命放進去燃燒，那麼我們的人生境界就會大不相同。好的學者與好的作家應當退出市場的道理就在這裏，一進入市場與名利場，就難以保持生命純然的激情。

第三種激情也是人生的一種強大動力，在中國能深切感受到這一點的人不一定很多。中國的當代學人往往鄙視人道激情，以為這是膚淺的。但對人道激情恐怕隻能用“有無”去衡量，而不能用“深淺”去苛求。把人當人，是至淺的道理，又是至深的道理。人道主義的理論雖不能算深刻，但要說明人道主義為什麼總是無法在中國生下根來，人道激情總是與高深而冰冷的學者無緣，卻是一個相當深的問題。這涉及中國學者“世故大於學問”的問題，涉及中國格外成熟的勢利、虛偽、狡猾等性格問題。羅素是一個卓越的思想家，但他不僅不輕蔑人道激情，而且把它視為人生動力。如果說，我是一個有動力的人，那麼與羅素一樣，人道激情也是一個大的動力源。弗洛伊德說“性壓抑”是文學源，而對於我，“良知壓抑”也是根本的動力源。對人間底層弱者的同情與愛，既帶給我憂思，也帶給我力量。休謨有一段說明人道激情可以使人充滿力量的話一直在我耳邊回響。他說：

最柔和的慈愛、最無畏的堅毅、最溫厚的情感、對德性的最崇高的熱愛，所有這一切都成功地使他震顫的心房充滿生氣和力量。當一個人反省內心，發現那些最騷亂的激情都已經變為正確的、和諧的，發現各種刺耳的雜音都已經從迷人的音樂中消失，那該是何等的欣慰！

爸爸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八日

不為點綴而為自救的講述

——“紅樓四書”總序

今昔心境

——《獨語天涯》上海版自序

親情與才情的雙重詩意

——劍梅《狂歡的女神》序

詩意從搖籃裏誕生

——楊喜萊散文詩集《年輕的海》序

XUBA

讀

文

海

存

不為點綴而為自救的講述

——“紅樓四書”總序

去國十九年，海內外對拙著“漂流手記”（散文九卷）有不少評論，其中我的年輕好友王強所作的《漂泊的哲學與叩問的眼睛》一文道破了我的寫作“奧秘”：講述隻是拯救生命的前提和延續生命的必要條件。他以講述《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動因為喻，說明我的作品不是身外的點綴品，而是生命生存的必需品。相傳薩珊國國王山魯亞爾因王後與一奴隸私通，盛怒之下將王後及奴隸處死。這之後又命令宰相每天給他獻上一少女，同寢一夜，第二天早晨殺掉，以此報複女人的不忠行為。宰相的女兒謝赫拉查德為拯救少女，自願嫁給國王。她每夜給國王講一個故事，國王因為還想聽下一個故事就不殺她，結果她講了一千零一個故事。她的講述是生命需求，是活下去的需求。

我的“漂流手記”第五卷《獨語天涯》，副題叫做“一千零一夜不連貫的思索”，全書寫了一千零一則隨想錄。王強的評論擊中要害，說明我的講述理由完全是謝赫拉查德式的生存理由。王強講的是我的散文，其實，我的《紅樓夢》寫作，也是同樣的理由、同樣的原因。動力也是生命活下去、燃燒下去、思索下去的渴求。不講述《紅樓夢》，生命就沒勁，生活就沒趣，呼吸就不順暢，心思就不安寧，講述完全是為了確認自己，救援自己。正因為這樣，在寫作《紅樓夢悟》之前，我就離不開《紅樓夢》，喜歡和朋

友講述《紅樓夢》，與那個宰相之女一樣，不講述就會死。至於講完後要不要形成文字，倒不是那麼要緊。倘若不是學校、朋友、出版社逼迫，我大約不會如此投入寫作，幾年內竟然寫了“紅樓四書”（包括《紅樓夢悟》、《共悟紅樓》、《紅樓人三十種解讀》、《紅樓哲學筆記》）。這一點，劍梅也可作證，如果不是她的逼迫，我大約不會對她講述，而且講完還認真地整理出《共悟紅樓》對話錄。

除了個體生命需求之外，還有沒有學術上的需求呢？當然也有。不過，這不是締造學術業績的需求，而是追尋學術意境的需求。說得明白一點，是想把《紅樓夢》的講述，從意識形態學的意境拉回到心靈學的意境，尤其是從曆史學、考古學的意境拉回到文學的意境，做一點“紅樓歸位”的正事。《紅樓夢》本來就是生命大書、心靈大書，本就是一個無比廣闊瑰麗的大夢（有此大夢，中華文化才更見力度）。夢可悟證，但難以實證，更難考證。在人文科學中，我們會發現真理有仰仗邏輯分析的實在性真理與非邏輯非分析的啟示性真理，後者就難以實證。熊十力先生把智慧區分為量智與性智，前者可實證，後者則隻能悟證。世上幾個大宗教和中外文化中的一些大哲學家都發現第一義存在（上帝、道、無等）難以言說，既不可證實也不可證偽。康德說“物自體”不可知，與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相通。文學蘊含的多半是感性的啟示性真理，是難以考證實證甚至是難以論證的無窮意味。《紅樓夢》中的所謂“意淫”，是一種想象活動。這種想象本身就是神秘的、反規範的、無邊無際的心理過程。這恰恰是典型的文學過程。賈寶玉和他的許多“夢中人”的關係，都包含著這種“在想象中實現愛”的關係，這是《紅樓夢》很重要的一部分精神內涵，但很難實證與論證，隻能悟證。再如小說文本中多次出現的“幽香”、“香氣”，也無法實證。第五回寶玉夢中到太虛幻境，“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其所焚何物。寶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爾何能知！’”第十九回中，寶玉在黛玉處，又“隻聞得一股幽香”，於是“一把便將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籠著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然如此，這香是那裏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裏頭的香氣，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到底警幻仙子和黛玉身上飄散出的是什麼香味，有的學人說，這是美人身上的體香，也有人說是衣服中的物香，而我卻通過悟證，說明這是警幻、黛玉“靈魂的芳香”，對於黛玉，也許正是其前世“絳珠仙草”的仙草味。這種不可實證卻可讓人

通過感悟進行想象和審美再創造，便是文學，便是曆史學、考古學和其他學科難以企及的文學。我在“紅樓四書”中使用的“悟證”法，既不同於知識考證與家世考證，也不同於邏輯論證，雖近乎禪的通過直覺把握本體的方式，但我卻在“悟”中加上證，即不是憑虛而悟，而是閱讀而悟，參悟時有對小說文本閱讀的基礎，悟證過程雖與“學”不同，卻又有“學”的底蘊與根據。這算不算獨立的自性法門，隻能留待讀者去評論。

《紅樓夢》的情思浩如淵海，有待一代一代讀者去感悟，而悟證又有益於《紅樓夢》研究回歸文學。期待“紅樓歸位”，自然是有感而發。二十世紀紅學興旺，但也發生一個文學在紅學中往往缺席的問題。以意識形態判斷取代文學研究且不說，上世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紅學家，固然有王國維、魯迅、聶紺弩、舒蕪等擁抱文學的學人，但無論索隱派、考證派、新證派都忽略了文學本身，所以才有俞平伯先生晚年“多從文學哲學著眼”的呼喚。蔡元培是我最為敬愛的知識分子領袖人物，但以他的名字為符號的“索隱”研究，卻把《紅樓夢》的無限自由時空狹隘化為一個朝代的有限時空，盡管其經世致用、以評紅服務於反清的目的可以理解，但其結果畢竟遠離了文學。在考證上開山劈嶺的胡適，其功不可沒，沒有他的努力，我們可能還不知道我國最偉大的小說，其作者叫做曹雪芹，也不知道《紅樓夢》大體上是作者的自敘傳，作品的故事框架與曹雪芹的人生家世框架大致相合。可是，胡適作為一個“曆史癖”，卻不會欣賞《紅樓夢》的輝煌星空，他竟然認為“《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列傳》，也比不上《老殘遊記》”。他甚至認同蘇雪林的論斷：“原本《紅樓夢》也隻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藝作品。”（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日致蘇雪林的信，引自《胡適論紅學》第二六七頁，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胡適這種看法十分古怪，他斷定《紅樓夢》“未成熟”，恰恰暴露了自己文學見解的幼稚。魯迅說：“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且介亭雜文二集·名人和名言》）專門家胡適倒應了魯迅“多悖”的評價。把胡適的考證推向更深廣也更見功夫的周汝昌先生給我們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曹氏家族滄桑的背景材料，使我們在閱讀文本時更明白曹雪芹在處理“真事隱”與“假語村”兩者關係時費了怎樣驚人的功夫（這可能是世界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個案）。周先生的《紅樓夢新證》成了二十世紀紅學的一個裏程碑，可是，周先生竟然把對《紅樓夢》的文學批評、文學鑒賞排除在“紅學”之外，把紅學限定在曹氏家世的考證和遺稿的探佚之中，這又一次使紅學遠離了文學。俞平伯先生早期也錯誤地認為

“《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位置是不高的”、“應列第二等”（《紅樓夢辨·紅樓夢底風格》）。後來他做了修正，認為可列“第一等”。可是，在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的國際研討會上他卻說：“我早年的《紅樓夢辨》對此書評價並不太高，甚至偏低了，原是錯誤的，卻亦很少引起人注意。不久我也放棄前說，走到擁曹迷紅的隊伍裏了，應當說是有些可惜的。”（見王湜華編《紅樓心解》第二七六—二七七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連俞先生也未能理直氣壯地肯定《紅樓夢》為世界一流一等作品，勉強肯定之後又發生搖擺，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不過，前賢的努力畢竟為我們提供了再思索的前提，即使偏頗也提供我們再創造的可能，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上說，我們都應當銘記前人的功勞與足跡。說要把《紅樓夢》研究從曆史學、考古學拉回文學，這隻是我個人的意願，並沒有“扭轉乾坤”、“改造研究世界”的妄念。

德國天才詩人海涅曾把聖經比喻成猶太人的“袖珍祖國”，我喜歡這一準確的詩情意象，也把《紅樓夢》視為自己的袖珍祖國與袖珍故鄉。有這部小說在，我的靈魂將永遠不會缺少溫馨。

是為序。

今昔心境

——《獨語天涯》上海版自序

在海外除了繼續進行學術思考之外，還用不少時間寫作“漂流手記”散文係列。《獨語天涯》屬於“漂流手記”的第四卷。這之前，出版了三卷：“漂流手記”、《遠遊歲月》、《西尋故鄉》；這之後出版了第五卷《漫步高原》。第六卷《共悟人間——父女兩地書》也已付印。這些散文抒寫的雖有世界各地，實際上卻是自己的內在旅程，所以可稱作“心傳”或“心靈史”。我把寫作當作自我修煉，愈寫愈平靜，愈寫距離原先那個峻急的自己愈遠。

十五六年前給上海文藝出版社發出《性格組合論》的稿子，此時則發《獨語天涯》。兩次的心境很不相同。那時急著出書，急著“問世”，今天卻一點也不急。隻覺得已發表的作品和將發表的作品，都不過是留在雪地上的足跡。時間化解了白雪，也將化解雪地上的腳印。消失的命運無可逃遁。雖求比肉體更久遠的生命，但我並不相信自己留下的足跡能夠永恒。這麼想之後仍然努力寫作，是因為寫作本身就是靈魂的呼吸。每部書都像生命的船隻，不斷地負載著我前行，也似乎都把我帶到新的地方，使我更貼近那個心靈憧憬之處，這種體驗使我難以停筆。不過有一天，真的上岸了，到了一個該落腳的地方，這些船隻已完成它的使命，便可以放一把火燒毀，人間絕不會因此而減色。其實出幾本書並不太重要。天地無言，最偉大、最美麗的宇宙天體並不著書立說。存在比語言更美。

急於“問世”，無非是急於成名。今天不急了，也不是因為已經有名，而是同樣感悟到偉大的存在不僅無言而且也無名。所謂宇宙，所謂天地，都是人給予命名的。除了偉大的天體存在本無名之外，好些卓越的語言創造也沒有名字，如我心目中兩部總是讀不盡說不完的天書——《山海經》和《易經》，就不知道作者是誰。遠古的天才作者在著寫這兩大奇書時，一定沒想到要趕緊發表，更不會想到流芳千古與萬歲萬萬歲等。海德格爾最欽佩我國哲學家老子，可是《道德經》卻完全是被迫寫出來的。海氏追問存在的意義，而老子則是存在本身。卓越的存在無須自售，無須爭名於朝和爭利於市。開啟二十世紀世界文學荒誕新傳統的卡夫卡，臨終時叮囑友人燒毀自己的手稿，大約也是想到，沒有他的作品，太陽照樣升起，星星照樣發亮。倘若卡夫卡在世時想到自己的小說要進入市場光榮榜和文學史英雄譜，一定不會寫出《變形記》、《審判》、《城堡》等開創一個文學時代的作品。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發出《性格組合論》時想的不是這些，心境自然也就難以平和。

與十多年前在國內所寫的散文詩相比，在海外所寫的散文也很不相同。那時最能反映我心境的意象恐怕是“山頂”，不管山頂上有什麼，就是要攀登，這種生命激情雖然至今還沒有完全消失，但更能代表我心境的意象則是“穀底”（見《遠遊歲月》）。穀底不是幽黑，而是靜穆，不是放歌，而是沉思。穀底比山頂更適合於默默修煉。穀底沒有無限風光，但有潺潺泉流。穀底不能像站立於山頂那樣容易吸引人們的目光，但有益於安靜地表達內心深處那些自由而真實的聲音。除了基調上的變化之外，在海外因為進入

第二人生，便多了一個“第一人生”的前世之維。我真的把出國前的那段歲月當作“前世”。曾經寫過文章，曾經投入愛戀，曾經出過書籍，但這一切都是前世的事了。這種想法，使我獲得一個全新的開始，一個新的童年。《獨語天涯》的主題正是童心說，書中有一個童心視角。

《獨語天涯》寫於九十年代最後四年。這幾年我常反省二十世紀的語言暴力。覺得這是“前世的細菌”，千萬不要讓它進入“今生今世”。中國的古漢語幾乎沒有暴力，中國的先賢如先秦諸子等，即使進行激烈辯論，也很有風度，很有文采。五四運動雖然有其功勳，但它把農民造反中的“打倒”、“推翻”一類暴力帶進了語言，從而開始了語言暴力連綿不斷的曆史。語言暴力不僅影響了意識形態，而且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化的深層結構，變成集體無意識。這種發覺，使我對現代漢語開始警惕，並盡可能擺脫暴力傾向，避免在“熟練”的書寫中也“熟練”地滑入語言暴力的陷阱。除了語言暴力之外，還有一個語言遮蔽的問題。玩語言、玩技巧玩得走火入魔的時候，就會用語言遮蔽真生命、真性情。中國的詩文，包括詩話、詞話，均十分洗練，都不願意讓太多語言覆蓋住生命自然與真切的情思。這種經驗，直到上世紀末我才有較深的領悟。《獨語天涯》所選擇的形式，與此領悟相關。此外，叔本華有段話也可以幫助我表述選擇的理由，他說：

每一個心靈優美而思想豐富的人，在他一有任何可能就爭取把自己的思想傳達於別人，以便由此減輕他在此塵世中必然要感到的寂寞時，也會經常隻用最自然的、最不兜圈子的、最簡易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反過來，思想貧乏，心智混亂，怪癖成性的人就會拿些牽強附會的詞句，晦澀難解的成語來裝飾自己，以便用艱難而華麗的詞藻來為〔他自己〕細微渺小的，庸碌通俗的思想藏拙。這就像那個並無俊美的威儀而企圖以服飾補償這一缺點的人一樣，要以極不馴雅的打扮，如金銀絲絛、羽毛、卷發、高墊的肩袖和鶴氅來遮蓋他本人的委瑣醜陋。（《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第三一八頁，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二）

叔本華所說的“最自然的、最不兜圈子的、最簡易的”方式，正是我想嚐試的一種方式。

去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我在國內時所寫的散文詩選本，今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又將首次出版我在海外所寫的書籍，這使我感到很高興。我把此事看作是故國故園對我的情意。為此，我要衷心地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高國平先生和兩家出版社的朋友們。

親情與才情的雙重詩意

——劍梅《狂歡的女神》序

這次到馬裏蘭大學看望劍梅，除了在草圃上跟著小孫子追逐蝴蝶與蜻蜓之外，就是敦促她編出一部中文寫作的集子。昨天，她的第一部英文著作《革命與情愛》（Revolution Plus love）剛剛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正在高興，便趁機又催促她。可是，她說：“過去所寫的好像是匆匆走過的台階，總覺得以後會往上走，還是等等吧。”無可奈何之下，我隻好說：“你忙，我來替你編。”她點頭答應後竟然找不到許多已發表的文章，我隻好憑記憶為她搜索了好幾天。我雖然有點不滿她如此滿不在乎，但也喜歡她生來就有的不太看重名聲的脾氣。不知道為什麼，她天生就有一種老莊氣質，雖喜歡讀書思考，卻更喜歡生命自然。她的同事、馬裏蘭大學東歐亞洲語言文學係的美國教授曾對劍梅說，我喜歡並研究中國的老莊哲學，但在你身上，才明白什麼是道家文化。劍梅的這種氣質，派生出與世無爭的從容與瀟灑，但也派生出不願意“拚命硬幹”的慢吞吞，遠不如我的刻苦與勤奮。

我的英文不好，對她的英文專著，隻能讀懂大意，感受不了她的文采與格調。歐梵兄曾稱讚她的英文十分優雅，可惜我沒有品賞的幸運。而她的漢語文章，無論是散文，還是論文，我則每篇必讀，也深知它的得失。前幾年，她和我合寫《共悟人間——父女兩地書》，集中精神地練了一次筆，很有長進。以後，我們又應《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兄的邀請，共同為該刊開辟“共悟天涯”的專欄，每篇近兩千字。她寫的這組文章（十幾篇）相當好，既有思想又有獨到的文字，香港許多朋友也十分讚賞。這之後，她

又獨自寫了一組評論分析世界上一些女性藝術天才的文章，從《費麗達：自我畫像的極致》到《凱特·蕭邦：一壞女人的百年震撼》每一篇讀後都讓我驚喜不已。這些文章她真下了工夫。寫作時，她閱讀了評論對象的英文傳記或自述，參考許多英文評論書籍，自己也認真地進行了思索。劍梅本來就擅長女性批評視角，這次她選擇的又是人間的女性詩意生命，因此，文氣相當痛快淋漓，對那些歪曲女性天才的世俗偏見，也作了相當尖銳的批評。這組文章，內地的文學藝術批評者由於難以閱讀英文原始資料，大約較難寫出。我很欣賞她的這組文章，並覺得她找到了自己的中文寫作路子——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特長的路子。這是典型的學術散文。其中有對女性天才的熾熱情感，有不容置疑的辯護，劍梅稱她們是擁有凱薩般的靈魂的狂歡女神，獻給她們以至情至性的禮讚文字；又從自己的女性批評眼睛，對她們進行超脫世俗的評論，從而在思想與文采中顯出詩意。可惜學院職業角色的既定邏輯，要求劍梅必須立即進入第二部英文著作的寫作，否則這組文章不斷寫下去，成果一定會十分豐碩。

我不避諱和劍梅的父女關係，向讀者首先推薦她評述女性藝術天才的幾篇文章，同時也欣賞她在耀明兄敦促下所寫的小品文，如《抱著娃娃到香港》、《“第二祖國”門前的徘徊》、《簾外秋雨正潺潺》等，這些短小散文是她生命景觀的自我描述，不失真性真情。我曾調侃她的這些散文是“訴苦文學”，這些文字的確有許多人生艱辛的訴說，但在“叫苦”的背後，卻讓人感到她如荷爾德林所說，追求的是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在她的思索世界裏，詩意不是教授的頭銜，不是學問的姿態，而是生命之真與情感之真，是把對孩子、父母、丈夫、姐妹、朋友具體的愛推向全人間的脈脈情懷。

劍梅把張愛玲的“流言”概念和法國的女性主義理論家伊莉格瑞（Luce lrigaray）的“流質體”概念加以引申，把自己的寫作方式定義為“水上書寫”，並逐步成為一種自覺的寫作理念。我很喜歡“水上書寫”這一意象性理念，這說明劍梅確實拒絕固定化的寫作心態，向往不拘一格的精神漫遊者作風，而且還反映出她的寫作低姿態。水流總是在低處。在熱衷爭奪話語權力的文壇中，寫作真是一種冒險，搞不好反而越寫越自大，越寫越不知天高地厚。“水上書寫”至少不會越寫越自大，而會越寫越自由，越寫越謙卑。

劍梅很重親情，她把《共悟人間——父女兩地書》獻給奶奶葉錦芳，把第一部英文著作獻給我，在扉頁上特題下：To may dear father，Liu Zai Fu。劍梅小時候一片天真

憨態，膽子又小，為了激勵她，我和她媽媽菲亞在她上幼兒園時把她的名字從“棠棣”改為“劍梅”，棠棣就算是她的名字。棠棣之花乃是兄弟之花，我們期待她永遠擁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襟懷，但又希望她剛毅自強，便給她一個俠女般的名字，盼望她帶著一點俠氣開辟自己的路。她後來果然不負我們的期望，在課堂上總是很敢提問，在海外的學術場合，也總是不回避問題，很有質疑的勇氣。有次她的博士生導師王德威教授對我說：沒想到劍梅還很有大將風度。今天我為她編輯集子和作序，心情格外欣喜，真感受到親情與才情的雙重詩意。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二日

詩意從搖籃裏誕生

——楊喜萊散文詩集《年輕的海》序

在美國的落基山下，在科羅拉多高原的樹影裏，我讀著楊喜萊的散文詩集。跟著他的行吟，我走進他思念的、也是我思念的那個世界：

沿著村邊的小溪，我走著……

慢慢地，我走進了幼年的感情中，走進了孩子的思念裏；

我走進了三哥牧羊的原野；

我走進了屋簷滴水的那間小屋；

我走進了二姐凝望夏夜的窗邊；

我走進了媽媽永遠也說不完的故事中……

那時媽媽把我帶進了溪畔綠色的世界裏，這是媽媽交給我的第一本書。媽媽很忙，全家都很忙，我隻好依著這本書——媽媽給了我野百合、雛菊、蒲公英，給了

我蝴蝶、蜜蜂和蜻蜓，給了我一顆童心，給了我樸實和勤勞，給了我觀察和思考……

夕陽在西邊的林中沉落，村子裏冒著縷縷的輕煙。是該回去的時候了，東方已升上了一隻月亮在天邊，月亮是不是媽媽在書裏夾著的一頁彩色書簽呢？當年它像書一樣總是和我在一起……

讀完楊喜萊的散文詩，我感到非常驚訝，幾乎不敢相信，此時在故國北京的郊區（大興），竟有一個農家子，一個小學教師，一個散文詩人，其心思，其心地，其心境，其心路，其整個心靈的眷戀、憧憬、夢想，和我那麼相像。我也是個農家子，來自福建南部的山村，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我的人生是被這個質樸的村莊與童年決定的，是母親所給予的第一本書所決定的。月亮是媽媽在書裏夾著的一頁彩色的書簽，這個美麗動人的意象是喜萊散文詩的創造，但它也久藏在我心中。而那些永遠的朋友，蝴蝶、蜜蜂和蜻蜓，還有那顆童心，那一份樸實與勤勞，則跨過滄海與大洋，伴隨著我來到異國他鄉。一九九二年出國之初，我就寫過“科羅拉多高原上的黃蜻蜓”，抒寫的正是“他鄉遇故鄉”的驚喜。感謝喜萊，從遙遠的那一邊寄來了詩集，讓我重新看到了自己，重新聽到母親的囑咐與呼喚。

喜萊尋找我，找到我，然後把詩集寄給我。這才使我記起二十多年前他曾給我寫信，說他喜愛我的散文詩，自己學寫散文詩。我讀了他的處女作，還給回了一封短信，鼓勵他寫下去。沒有想到他如此真誠，如此珍惜，把我的信一直保留著，而且抒寫不斷。喜萊現在已步入中年，並有了可愛的孩子，可是，讀了喜萊的散文詩，卻讓人覺得他始終是一個孩子，一個赤子，一個始終用故鄉的葉笛吹奏生活的牧歌與戀歌的孩子。他的詩具有孩子般的純粹，清溪般的透明，每一首詩都高舉著孩子般真、善、美的篝火。這個詩意的大孩子，天生有一種屏障，任何社會煙埃都汙染不了他的心地，更破壞不了他的歌喉。於是，他的散文詩旋律和主題也變得極為單純：始終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熱愛書本，熱愛校園，熱愛自然，熱愛音樂，熱愛老師，熱愛朋友，熱愛每一天，熱愛每一個黎明與黃昏，每一個日出與日落。熱愛身邊那些尋常的花朵、小草、綠葉以及藍天、白雲、風箏、炊煙。對於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提出的“如何詩意棲居於大地之上”的問題，喜萊的回答格外簡單，這就是應當持守生命內心的那一片美麗的風景，那

一片由父親的肩膀、母親的笑臉、故鄉的村莊所構成的地平線和那顆從地平線上升起的嬰兒太陽。喜萊找到人生詩意的源泉，這源泉不在功名、財富與權力結構裏，而在自己每天每天的生活裏、工作裏、思索裏，詩意就在附近，就在身邊，就在本真的心坎裏。有了本真的、純粹的心靈，不僅可以聽到山的歌唱，水的低語，而且可以聞到星星的芳香。

在那夜晚，你看著星麼？就是我指給你的那顆。

我送羊群歸欄，把一束鮮花插在了門邊。

早上你說：星星，是芬芳的。

——喜萊詩《星星》

到處都有生活，到處都有詩意，而人生又這麼短促，所以要珍惜，要抓住一切美好的瞬間，這是貫穿於喜萊散文詩裏的“珍惜美學”。這裏沒有高頭講章，沒有理論體係，也沒有當代時髦的各種主義，卻有中國文化最核心的真理：把握獨一無二的真實人生，一次性的人生，這就是生存本義。幸福不在未知的天堂裏，也不在各種色相的幻覺裏，而在時間性的珍惜裏。這是中國先賢的根本啟迪，也是喜萊散文詩的詩核。

喜萊詩具有孩子般的純粹性，也許與他的經曆有關。雖然他也會遇到難以逃遁的困難與波折，但畢竟沒有遇到大苦大難的試煉。我最初寫的散文詩大體上也是清純的牧歌與戀歌，但是在生活的大風浪顛簸之後，便寫了悲歌（如《尋找的悲歌》）和挽歌（在海外對第一人生的眷戀），歌哭裏多了一個靈魂的張力場。但在靈魂變得豐富也變得複雜之後，我也覺悟到不可一味複雜下去，而應當在複雜的生活中純化自己，守持生命中原初的那一片天真天籟，努力“複歸於樸”與“複歸於嬰兒”（老子語），因此在著寫“深刻”的悲歌與挽歌時，仍然緬懷“清純”的牧歌與戀歌。我也希望喜萊永遠是在母親地平麵上放風箏的孩子，永遠吹奏愛的牧歌與生活的戀歌。而自己，能像喜萊筆下那個受過磨難的少女，“一個最有資格抱怨生活的人，卻對生活充滿了感激之情”（參讀《一個少女的情愫》）。

說到這裏，本該停筆了，但又突然想到，喜萊是個小學教師，於是又想到，能當喜萊的學生是多麼幸運啊。這麼好的老師，這麼真的心靈，就在你麵前，就在黑板那邊站

著，你意識到了嗎？老師所寫的散文詩，就是你能讀到的最好的教材，你知道嗎？老師所嘮叨的“珍惜”二字你記住了嗎？喜萊老師說“童年不再”，童年不可複製，童年隻有一次，可是，人生就是童年所決定的，小學這個搖籃，可是命運之神。這樣說，絕非誇張。法國大思想家托克維爾在他的名著《美國的民主》中說：“人的一切始於他躺在搖籃的繈褓之時。”（《美國的民主》中譯本第三十頁，商務印書館）母親的搖籃是第一搖籃，小學的搖籃是第二搖籃，一切都從這裏開始，一切都在這裏舉行奠基禮。這裏正是你生命的地平線，輝煌的人生黎明，就從這裏誕生。

後記

林建法兄約我“自選”此部集子時說明，閱讀的主要對象是中學生。所以我立即決定不選學術論著，也不選文學評論文章，隻選老少皆宜的散文，故稱“散文自選集”。

自選了兩遍，第一遍選了三十萬字，超過了“二十萬”字的限定，隻好刪除一大部分。我在八十年代就出版了五六本散文詩集，到了海外，寫得更多，僅“漂流手記”就有十卷。自己的散文寫作，完全是“無心插柳”、“無求自得”。沒有功利目的，隻說內心想說的話，寫作就變成一種快樂。但願少年朋友們閱讀時也會感到輕鬆愉快。

這本集子編選得很快，除了自己全憑記憶編出目錄外（無須查閱工夫），還得益於我的葉鴻基表弟的幫助。他利用已建立起來的著作數據庫，立即按目錄順序組織好文章並建立文檔，和我東西呼應，電腦技術在文檔的編輯中應用，十分便於內容的調整，也就順利成書，這是應當感謝的。還要感謝建法兄，他天生是一個編輯才俊，有鑒別眼光又甘心為他人“作嫁衣裳”，身兼《當代作家評論》、《東吳學術》的主編與執行主編，還積極編輯多種叢書。沒有他的推動，我是不會想到要編一部“自選集”的。

劉再複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