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人要吃飯，他開始不停地賣東西。2004年是情況最糟糕的一年，廠裏的大鐵門和機器都被拆下來賣了廢鐵，賣了502元，買回150斤大米，3天後米就吃完了，第4天，直到下午兩點，三十多人都還沒吃早飯，他就把修理廠裏上千元的備胎折價300元賣了，一天又過了……就這樣，他賣掉了自己的三輛車，甚至砸了兒子的存錢罐。
“我完全可以輕鬆地去掙錢，去享受生活，可偏偏老天安排我在做這些事，在這個偏遠的地方，讓我孤獨地做這些事情，你說我值嗎？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我也想過放棄，因為那是放棄這事最好的時機。可一想到這些人一出去，很多人的生命就沒了，我就想再堅持一下，再去賣點東西，再去借點錢。”
轉機是他堅持到2005年6月3日時出現的。那天，思茅市市長站在重生廠的茅草屋前，緊緊握著他的手說：“你太不容易了，個人承擔了本該由政府承擔的責任，作為政府我們不能讓你流汗又流淚，我們有義務幫你把他們管理好，讓他們玩好、吃好、走好。”那天，市長在現場開了一天的辦公會。政府決定：投入600萬元給重生廠；劃一處礦場供他免稅開采；部分學員納入低保，每月每人100元。當天晚上，之前一些消失了的朋友打來電話，說他一夜之間成了千萬富翁，讓他請客。他說：“我心甘情願地把這些錢都給你，如果你們哪個願意做、能做。”掛了電話，他就哭了。
看著李繼東，我想象著他掉眼淚的樣子，感覺有些奇怪。似乎他那種長相和他那種性格的男人是應該沒有淚腺的。
“有一次，我兒子的老師給我打電話，讓我盡到一個做父親的責任，可我拿什麼去盡，我不敢帶兒子去公園，不敢帶他上街買東西，不敢給他開家長會，因為那些毒販說我多管閑事，總想報複我。你想：這裏的感染者，絕大多數是吸毒人員。我把他們控製起來，就等於把毒販的飯碗砸了。控製了這些以販養吸的零星毒販，每年就可控製18250克毒品，讓毒販一年少賺3000多萬元。有一次，我接到一個電話，他說：‘東哥，我不怕你，我是不要命的人。’我說：‘我早就是了！’”
五
重生廠內部也曾讓李繼東傷過不少腦筋。那些以偷養販多年的學員，總是難改自己身上的惡習。正所謂——家賊難防。
“18塊錢買的新鋤頭，5塊錢賣了；5塊錢買的草帽，5毛錢賣了；米麵、油、衣服、凳子……甚至垃圾筒，隻要你能想得到的東西，他們就都有本事拿出去賣了換酒喝，換酸角汁喝，換煙抽……”
“那家夥叫王波，別看他才22歲，可是能飛簷走壁的。”李繼東指著遠處一個正在砌磚的小夥子說，“他能像猴子一樣藏在拐彎的路邊的樹上，貨車一過，他跳進車廂，頭上能頂五片石棉瓦或是夾兩包水泥再跳下來。後來偷了27輛摩托車，判了兩年，他在看守所裏待了七個月後，檢測出感染了，我就把他弄到了重生廠來。他的身世其實挺可憐的。父母在相隔四年後，在同一路段出了車禍，別人賠的30多萬全被他吸毒吸光了。剛來的時候，在我麵前表現得特別積極，可每次讓他值班，他都悄悄地運點東西到外麵藏起來，然後再出去賣掉。有一次，我剛給他們借完錢買上吃的往廠裏拉，就看到他在往廠外滾鐵桶，把我氣得，下車就扇了他幾個耳光，踢了他幾腳。當然，也不會打得太重，打傷了，還是得我出錢去醫院醫治。光是王波，就這麼先打，再做思想工作，反反複複都不下十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