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繼東朝屋外喊了聲：“大鬼，進來！”
“大鬼”彎著腰走進來。膚色黝黑，臉上坑坑窪窪，有些變形，像是某種疾病的後遺症。
“去買盒煙！”李繼東遞給她10元錢。
轉身出門時，“大鬼”朝我笑了笑，除了兩顆門牙，嘴裏的牙齒似乎都掉光了。
“她叫袁玉珍，‘大鬼’是我給她起的外號。”李繼東一邊說，一邊把腳從拖鞋中抽出來，用腳指頭按下地上的電源開關，立式飲水機發出轟轟的聲音。
“她曾經是我們雲南省名震一時的‘零星販賣大王’，一天能賺十幾萬元，毒品就像菜一樣，擺在她家門口賣。她有個兒子，小時候不小心被牆上的鋼筋戳到腦袋裏死了。她結過兩次婚，兩個老公都因為販毒被政府槍斃了。她在‘道兒’上也算是狠角色，曾經一個人跑去平興街買了20把手槍回瀾滄縣賣。她本該在監獄裏服刑的，後來查出感染了，我就把她接了過來。”李繼東遞過來剛泡好的普洱茶，茶香醇厚。
“大鬼”買煙回來了。她望著我，我望著她，突然間不知道說些什麼。
“你覺得李繼東這個人怎麼樣？”我隨便問了一句。
“沒有東哥，我早死了，我們這裏的人也都早死了。”“大鬼”坐在我對麵的椅子上，說話有些緊張。她用右手在自己的左臂上不停地搓著。隱約，我看到了她臂彎裏的文身。
“你那裏文的是什麼？”
“是我們拉祜族的文字。”
“寫的什麼？”
“幸福。”
38歲的“大鬼”感染的是艾滋病。
“上回‘大鬼’給她姐姐打電話，說想回去看看，被她姐姐拒絕了。她想不開，喝了好多酒，哭著要自殺，我去拉她的時候，手腕還被她抓出血了，我擔心了好久，好在檢測結果沒事。”李繼東頭向後微仰，蹺起二郎腿，輕描淡寫地講述著自己和這179名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
二
回到稍早些時候。
一輛沒有牌照的吉普車在山間盤繞而行。
“這裏曾經是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地方，也曾經瘴氣橫行，1919年曾有三萬多人，到了1949年就隻剩下一千多人了。不過，現在好了，因為盛產普洱茶，思茅市馬上要改名為普洱市了……”從思茅機場到重生廠的一路上，我聽著李繼東，這個“2005年度中國民間十大禁毒人士”熱情的介紹。
話語間，李繼東的手機突然響了。他看看號碼，皺著眉猶豫了一下，在接通前罵了句“他媽的”。
“局長，有事嗎？……算了吧……噢……那好吧……下午來吧。”
“誰呀？”我問。
“衛生局局長，媽的，居然有臉打電話來！”
“他得罪你了？”
“跟我私人沒關係，我是在生衛生部門的氣，他們每年花國家那麼多錢，卻不作為！”
“怎麼個不作為？”
“他們抽血檢測，可結果隻告知感染者，不告知他周圍的人。你想，如果這些人再去傳播怎麼辦，誰知道他們是感染者呢？這些人一發病，他們就去送藥，感染者當然感謝，但花很多錢去延長這些人的生命，卻不進行有效的監控，這些人又出去傳播該怎麼辦呢？有個感染者的妹妹在2002年就檢測出感染了艾滋病，可2004年卻生了小孩。我去衛生局問他們，為什麼不去做她的工作勸她不要生？或是她堅持要生，為什麼不給她做母嬰阻斷或是告訴她不要母乳喂養？這位局長說，生不生是她的權利，傳播不傳播是她個人的素質問題。我當時就急了，我說：你媽個逼的，你是畜生還是人呀？為什麼中國現在的艾滋病感染者這麼多？就是你們讓很多普通老百姓暴露在危險之中，就是你們不作為！他當時被我說得不好意思，就說，‘保護感染者隱私權’是國家現在的政策，他們也沒辦法！晏記者，我隻想問你一句，到底是少數人的‘隱私權’重要，還是多數人的‘生命權’重要？”
車窗外，茂密的山林裏升起濃濃的霧氣，宛如仙境。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三
從磨思公路出來，經過一家磚廠，拐進一個小橋洞，往前50米就是路的盡頭。那兒有兩扇鐵柵欄門，門關著，但沒有鎖。前麵立著兩塊圓牌子，白底紅字寫著“警戒”。
這裏曾經是一個沒有名字的地方。因為在磨思公路的高架橋下，剛開始，李繼東叫它“磨思大橋下”，但現在附近的人都知道這裏叫做“思茅重生廠”。
重生廠沒有生產許可證，也沒有稅務登記證，因為這個“廠”不生產任何產品。
李繼東按了兩聲喇叭，一個身穿迷彩服的年輕人飛奔過來，把門拉開。
“學員在幹活呢！”李繼東把艾滋病感染者叫做學員，“這裏原來是一片沒人要的沼澤地，後來我帶著他們把地填平，挖了魚塘，蓋上房子，建起花園，現在，磚廠的人跑來說這片地是他們的。不得已，我就在門口豎上警戒牌，這叫‘保衛家園’。”